母亲和周丽下楼后，王铁星就一直站在二楼的窗口跟前；他的嘴角叼着一支烟，不时地朝母亲和周丽回来的方向瞅几眼。一盆凉水就放在他的脚跟前。王铁星老远看见，母亲和周丽进了小区大门。即刻，一般惬意在他的周身开始生成并泛起。这股惬意并非是母亲和周丽带来的，也不是他目击到楼下的事物而带来的反应，这股惬意来自他在想象中完成的景象。母亲一只手提着菜篮子，一只手和周丽的手挽在一起——好像根须扎在土地上一样。周丽紧贴着母亲的身子，心里的紧张虽然舒缓了许多，但那忐忑不安依旧像病容一样均匀地抹在她十三岁的脸庞上。今天是礼拜天，她没有去学校，她的书包依旧像有福气的面庞一样，贴在脊背。她不敢将书包放在卧室，即使藏在柜子里或床底下，也会被王铁星翻出来的。王铁星已经三次将她的课本和作业本撕成碎片。她一看地板上被撕碎的书本，放声大哭，王铁星指着她骂道：哭什么哭？小杂种！小婊子！谁花钱养活你吃饭，读书？王铁星的母亲捞起拖把在客厅里撵着去打王铁星，王铁星抓住拖把说，妈，你真老糊涂了，养活这个杂种干啥呀？王铁星的母亲说，我不糊涂，她是个孩子，可怜的孩子，这里是她的家。王铁星说，这是我的家，她算什么东西？叫她滚，现在就滚！王铁星的母亲丢下了拖把，扶起趴在地板上哭泣的周丽。她试图用一片善心驱逐儿子的邪恶，用一片善心将周丽心中的创伤抚平。假如不去学校，周丽就和王铁星的母亲形影不离。她不敢和王鐵星单独在一起。即使王铁星不开口辱骂她，即使王铁星不对她动手动脚，即使王铁星不动声色地坐在家里的一个什么地方，宁静而平和的气氛就像一段雪白的绸缎上滴上了墨汁，被败坏得一塌糊涂。周丽像一只可怜巴巴的猫一样，缩在一起，蹲在房间的角落里，屏声敛气，不敢动弹。
　　王铁星厌恶，甚至说憎恨周丽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退休老教师胡菊香把在凤山县城流浪的周丽领回家里的时候，她的儿子王铁星十分诧异。周丽不只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肮脏的形象——她好像从来没有洗过脸，蛋形的脸蛋上只有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是活的。面部的表情僵硬而漠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陌生而不协调的气氛，带来了粗糙而呛人的气味。王铁星问母亲：她是谁？胡菊香坦然地说，流浪的女娃。王铁星说，流浪的？你不送到派出所，带到家里来干啥呀？胡菊香说，住两天就送她走。王铁星说，不行不行，咱家不是收容所。王铁星说着，拉开门，抓起周丽的手腕，像扔破烂似的，向屋外推。胡菊香拦住了儿子：不关你的事，不要你管。王铁星说，这是我的家。胡菊香说，这也是我的家。王铁星说，这不是她的家。胡菊香说，娃需要一个家。王铁星说，街道上流浪的不是一个两个，你都带到家里来？胡菊香说，这女娃可怜。王铁星说，天下可怜人多着哩，你的包袱再大，能包住吗？王铁星指着父亲的遗像说，他说过，同情会带来罪恶，善举会有恶果。胡菊香说，他是铁石心肠。王铁星说，他的话有道理。叫她走，现在就走。胡菊香给儿子退让了：只住两天。你别管。
　　王铁星觉得，因为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孩子，房间里才有了粗鄙的气息。尽管，胡菊香给周丽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她身上的山野之气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明晰，更尖锐。她看人时，有些惊恐的目光中含有生硬的敌对，那神态像似被人踩踏了的青草地。她偶尔笑两声，仿佛胡菊香画在黑板上的三角形，每个角都是一个利刃。她的存在，无声地践踏着家里很安详的气氛。当天晚上，周丽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不敢用坐便，她竟然拉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清早起来，王铁星推开卫生间的门一看，捂着鼻子出来，一脚蹬开了周丽睡觉的门，拎起她，像农民拎着一捆子小麦，把周丽拖出了门外。在周丽尖利而破败的喊叫声中，胡菊香走出了卧室。她把周丽领进了房间。王铁星骂道：猪！野种！王铁星质问母亲：你知道她的底细吗？你知道她是好人还是病人？你再不叫她走，我就打110。胡菊香虚弱地说，我知道，全知道。她是个可怜的孩子。
　　从精子和卵子在母亲的身体里孕育，苦难就顽固地、不可躲避地粘在了正在孕育的生命上了。周丽的生命就像山路边的野草，在被男人、女人、牛和羊的践踏中成长。
　　父亲周福祥年过四十了，才有了女人——严格地说，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只有十四岁的智障女孩儿。女孩儿不知道从哪里流浪到山里来的。
　　她站在院畔，呆呆地看着蹲在窑门外端着饭碗吃饭的周福祥。女孩儿头发蓬乱，衣服污脏，面部木然而呆滞。周福祥给女孩儿盛了一碗面条。就在周福祥走进窑里给自己盛饭的那一瞬间，女孩儿不用筷子，却用手抓着，将一碗面条送下了肚子——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多少天没吃饭了。周福祥将女孩儿带进窑里，给她洗了头，洗了身子。两盆清水不仅洗净了女孩儿，也洗出了一副有形有色的面容——五官很有章法，扭曲的神态甚至变得令周福祥心动——四十岁了，从没有体验过和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滋味儿。女孩儿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可是，语言表达还没有什么障碍——尽管，一整天只说几句话。将女孩儿语无伦次的话经过过滤和整理，周福祥终于梳理出了一条理性的线——她家在凤山县雍川镇的一个村子里，七八岁时父亲把她领到火车站故意丢弃。她的名字叫杏花、桃花、梨花或者杨花，反正有一个花字缀在智障前面。周福祥给她吃给她喝。几天以后，周福祥要送她去山外，她紧紧地抱住了周福祥的腿，不走。于是，周福祥带她到西水市医院，掏钱给她治疗了两个月，虽未彻底根治，但这个女孩儿的面容上确定下了健康人的成色，偶尔还能说几句很整齐的话。于是，周福祥就在小山村宣布，他有了妻子。当十四岁的智障女孩儿肚子显形之后，山村里的年轻人带着恶作剧的神情问周福祥：你是怎么把女娃娃的肚子搞大的？和瓜瓜（傻子）在一起是啥味道？老实的周福祥吭地一笑：好着哩。年轻 人继续问，怎么个好法？周福祥嘴一咧：我一上去，她就叫唤，搂着我的腰，叫唤。年轻人说得更粗了：瓜瓜也爱××？周福祥说，连牛也爱××，再说，她是个人。周福祥老老实实的话语反而将年轻人的嘴堵上了，使他们带着挑衅的恶意无法流泄了。
　　女孩儿十五岁那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儿。周福祥抱着他们的女儿去县医院做了两次检查，孩子的智力毫无问题。年代久远而灰暗的窑洞支撑的这个家，因为有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而有了笑意，有了生机。周福祥曾经黯淡而危机四伏的心情改善了。有女人的家才算是家。尽管，女人是一个瓜瓜，可是，当他剥光了她的衣服，将她搂在自己的怀里的时候，不论瓜瓜的感觉如何糊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内心都是柔软的，都是受活的。尤其是女儿的出世，使这个四十二岁的男人仿佛在溺水中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人的命运一旦被灾难掌控就很难逃脱。就在大女儿三岁那年，一场高烧没有及时治疗，孩子落下了小儿麻痹。既然女儿残疾了，周福祥活着的全部目标是为有一个儿子而奋斗。周福祥脸上终于充盈了灿烂明媚的笑容——他的儿子哭喊着降生在这个黯淡无光的窑洞里。正当周福祥憧憬美好的未来人生之时，他面部流溢的笑容被生活的刷子无情地擦掉了，儿子刚过满月就被智障的妻子用被子捂死在被窝里了。周福祥捶胸顿足，后悔不迭，他竟然忽视了年轻的妻子是智障。当周丽降生之后，从第一天起，周福祥晚上睡觉时就不叫女人搂她。周丽是在父亲的怀抱里长大的。周丽的聪慧使小山村里的人很惊讶，有人甚至当着周福祥的面说，那女儿不是他的种。周福祥淡然一笑：生在我家的窑洞里就是我的女儿。周丽四岁时，周福祥就外出打工了，他要挣钱供女儿读书。六岁那年，周丽去十多里以外的窑沟小学读书。每天清晨五点钟，她起来，翻两道梁，过两道沟，才能到学校，无论是风雪肆虐，还是阴雨连绵，她从不旷一天课。读了五年半书，她在班级里一直是前三名。回到家，她在月亮地里给猪和羊割草。智障的母亲和残疾的姐姐虽然在她的心里布下了阴影，她极力从那阴影中向外挣脱，她的自卑和自尊共同成长——她是因为自尊而自卑，而不是因为贫穷而自卑。一旦有同学一不小心提到她母亲的智障或姐姐的残疾，她就愤怒到极点，她扑到同学跟前去和他们较量。尽管这样，对她来说，家，是温暖的，这温暖是由母亲那看似傻乎乎的笑，由姐姐一瘸一拐地扑到她跟前的举动，由父亲抚摸她的小手共同组成的。纵然，她成长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中——贫穷、苦难、残缺；她收获的却是属于自己的平静、舒心、温馨；她没有受到环境的囹圄，她有自己的愿望——好好读书，从山里走出去。小小年纪，学会了给自己筑梦，梦中的前景是美妙的。然而，现实比梦想残酷得多。 　　在秦镇火车站流浪了大半天，周丽在一家餐馆里找到了端盘子的工作。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半老头子，面容和善，说起话来，眼睛一眨一眨的，好像他的言语是从眼睛里吐出来的。他的话语很轻，似乎担心出口的话再重一点儿会把听话的人砸倒。她问了问周丽的家庭状况和年龄，给周丽承诺：一个月一千三百元工资，管吃管住。一个月三天假日。签了口头协议后，周丽就上班了。
　　和周丽同住一个宿舍的有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周丽大三岁的女孩儿。干了一个礼拜，周丽就适应了，也不觉得怎么累。和这么多的服务员在一起，周丽偷偷地愉快着——总比给姑姑家放羊好。
　　周丽做梦也没有想到，危险就在她的身旁。那天晚上，周丽宿舍的一个女孩儿请假回家了，那个中年女人值夜班。周丽早早地睡下了。睡梦里，她觉得，有人重重地压在她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猛然醒来之时，小裤头已被扒掉了。她锐声呐喊，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就在那个男人要得手之际，门开了，值班的中年女人回来了。电灯开关一拉，从亮光中跳出来的是老板。老板提着裤子走了。老板临出门时给中年女人撂下一句话：明天你就走人。惊恐不安的周丽赤裸着身子抱住中年女人痛哭不止。
　　天刚亮透，周丽就走出了秦镇，她一分钱的工钱也不要。她出了秦镇，一路要着饭，向凤山县城走。两天后，在凤山县城，周丽碰见了胡菊香。
　　胡菊香问清了周丽的处境，将她领回家。胡菊香在县城第一小学当了大半辈子老师，受人尊重，也有威望。没几天，她将周丽领到学校，叫十三岁的周丽在六年级插班，继续读书。
　　王铁星看见，母亲和周丽走到了窗口底下，他弯下腰，端起那盆脏水，照着周丽的头上泼下去了。周丽惊叫一声，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她抓住胡菊香衣袖的那只手始终没有松开。胡菊香的头上和身上也溅上了水。她不用追查就知道，这是王铁星的恶作剧。
　　胡菊香拽着周丽上了二楼，她打开门一看，王铁星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胡菊香将菜篮子放下，给王铁星说，铁星，你过来。铁星头也不抬：干吗呀？胡菊香说，你说干吗？你用舌头把周丽身上的脏水舔干。王铁星说，想着去。她这个野种不走，我还要来硬的。胡菊香说，你咋和你老子一样，心肠硬，没德行。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做人要有德行，要用一颗善心待人，你老子在世时……王铁星打断了胡菊香：老爷子都走了五六年了，你还咒他？你才没德行。
　　不是胡菊香咒丈夫。丈夫王仁在世时，她不止一次地和王仁争论过，争吵过。王仁是县政府一个局的局长，他没有不良嗜好，不抽，不赌，不嫖，可是，他做人古板，应有的善行被他遵循的原则所淹没。他教导王铁星：这个世界的总和是原则，所有的行为要为原则让路；他口中的原则就是他遵循的所有条规。而胡菊香给儿子不止一次地说，这个世界的总和是善行，在善行面前，原则是零。王仁不施舍，不同情，不怜悯，他认为，同情怜悯的结果会使被同情被怜悯的人更懒惰，更无能，甚至堕落。善行带来的恶果比善行本身更坏。乡下人来王仁的局里盖一个公章，最少要跑三回；他说，他这样做，是维护原则的权威性；他要叫每个办事的人明白，原则是强硬的，不容让步。他不施舍遭受天灾人祸的人，有一个理由：这是上苍对这些人的惩罚。既然上苍惩罚你，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必须遵循。
　　当王铁星被判刑三年之后，胡菊香质问王仁：这也是上苍的惩罚吗？惩罚你还是惩罚我？王仁说，当然是惩罚，至于说惩罚谁，天知道。王铁星是读高三那年被逮捕判刑的。在县城里的夜市上，王铁星和同学打群架，失手打死了一个同学，王铁星不是主犯，从轻被判了。从监狱出来，王铁星不再读书，不去上班，吃了逛，逛了吃，混日子，混到了快三十岁；他虽然和几个女孩儿同居过，没有一个愿意做他的妻子。
　　胡菊香一看，儿子一脸无所谓的神情，愤愤不平地说，铁星，你给周丽道个歉。还没等王铁星开口，周丽说，不必了，哥哥和我闹着玩哩。王铁星说，我不是和你闹着玩，我要赶你走，这是我的家。你算什么？胡菊香说，周丽没爸没妈没有家，你呢？啥都有了，就是没德行。王铁星说，我咋没德行？按照老爷子的说法，她没有家，什么都没有是受到了惩罚。原则是什么？你知道原则吗？原则就是，这是我的家。胡菊香真的生气了，她一把夺下王铁星的手机，厉声说：狗屁原则！道歉！保证下不为例。王铁星知道母亲不经常发脾气，一旦真动了怒，如同天崩地陷。他狠狠地撞了周丽一眼，说：对不起，下不为例。周丽一听，潸然泪下了。周丽不明白，她被胡菊香收留，等于介入了这个母子二人的世界，介入了王铁星的生活，把王铁星和母亲生活固有的秩序打乱了。这种秩序也是王仁在世时所说的“原则”的一部分；“原则”的被破坏也是王铁星不能容忍周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王铁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他紧抿着嘴，耷拉着眉毛，只是专心致志地玩他的手机，好像周丽和母亲都不存在似的，也不再在母亲面前抱怨，或者恶言相向——似乎周丽不走，就要灭掉她的话也不说了。他不再口吐“杂种”“野种”“小婊子”这类恶毒的言语。周丽以为是王铁星从心理上接纳了她，偶尔叫她一声哥哥，王铁星不嫌恶，不答声，看也不看她。周丽神情不再紧张，克服了自己的危机心态，面庞上有了笑容，还时不时地哼哼几句歌曲。星期六放学回来，她不再把书包背在身上，不再提防王铁星撕毁了她的书本——书包里的课本是胡菊香第三次给她买来的，前两次到手的课本都被王铁星撕毁掉扔进了垃圾桶。胡菊香不这样认为，知儿者莫若母。沉默，不是王铁星的性格。王铁星的沉默是他险恶的心情的一种表述，兒子如同卧伏在草丛中的猛虎，伺机捕食猎物。母亲看得出，儿子向她要了三千元，说是要出去走走。胡菊香愉快地答应了。也许儿子到外边去看看，心境会改变的。儿子拿走了钱，却没有出去。吃饭时，儿子在饭桌上问她是否准备收养周丽。她说，还没有这么想。王铁星说，你要收养，就要去民政局登记，办理手续，包括周丽的户口、身份证都要转来。王铁星说，我可以拉上周丽开上车，去雍山里的姚沟镇政府跑一趟。儿子的反常使胡菊香诧异，她说，以后再说吧，等她读完小学，读初中的时候，一起把学历资格证转来。王铁星从母亲口中打探到了母亲的打算：母亲要让这个女孩儿长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母亲的善良是没有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