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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社会的自由与紧闭、凋敝与繁荣等情势的共生，蕴育着诗坛蜕变衍化的契机。各种诗派迅速崛起与发展，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其中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在批判前后七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对后来的诗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公安三子之一的袁宏道以自己卓越的文学主张和成就对这一诗派的产生、发展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位诗人任吴县县令前后的经历中看对其今后文学主张和人生态度的影响。
【關键词】：吴县县令；文学主张；人生态度；重要转折
袁宏道，字中郎，隆庆二年出生于湖北公安县长安里长安村（今孟溪镇孟溪村）。万历二十三年谒选吴县县令，两年后辞职。万历二十九年归隐，万历三十四年起原官，转吏部主事。万历三十八年请归，后卒于家。诗文集主要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等及未刻稿数卷。
中郎的早期思想虽深受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但在中郎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影响他的人格心态和文学追求的因素有很多，所以中郎的思想和文学主张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其中三度出仕与避世的经历对他的影响颇为重要，而这一切的开始与源头便是万历二十三年任吴县县令之时。尽管中郎在任职吴县县令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但任职期间的这两年仍是他人生、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纵情自适、反复于山水之间，中郎很快与吴士达成心灵默契，在慨叹吴地世俗浮华之际，也流露出愿意效仿的意思，曾自喻“如面入油中，势不能不随其变化”。[1]在这里的生活，中郎将纵情恣意的人生态度付诸行动，不时相伴文人墨客，饮酒赋诗，饱览山水亭林之美。游山玩水带给他的不仅是生活上的欢愉，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阔、胸怀的旷达，而这些最终都会对其今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虽然中郎在吴地自由风气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满足感，但是难免不会产生一些失意、苦闷的情绪。其实在当时，他和吴中子弟在文学观念上还是存在着隔阂。一方面吴地人素有厌弃理学的风尚，在明中叶就具体地表现在与阳明心学的格格不入[2]；另一方面则是吴中所具有的深厚的复古风气。这些都与中郎早期接受的文学思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中郎在《张幼于》长信中谈到：“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口而出，信口而谈……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1]2这一观念与在《叙小修诗》中叙述的内容大体一致，都体现了他早期的诗歌探索，这便是我们将要论述到的中郎的文学主张。
但是在初任职吴县县令的时候，中郎是十分不情愿的。可担任这一职位之后，他仍是无愧百姓的“父母官”。据《中山行状》中记述，吴地的老官僚申时行曾称赞他为“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但是县令的生活是那么的枯燥繁琐，从诗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中郎为官时繁忙无暇的状态。《戏题斋壁》曾云：“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1]4对于追求适意生活的中郎来说，这样枯燥的工作实在不太适合。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成功从吴门解官。初获自由的中郎兴奋不已，诗题尽是苦尽甘来的新面目，如《江南子》、《横塘渡》和《春江引》等。从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明显地吸取了吴地民歌的养料。因为吴地倾向于缠绵悱恻的风土人情，所以民间素来有抒发情致的风尚，而这些风俗和习惯都很好地在中郎的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郎的文学历程便清楚看到，他为官吴中期间是思想最富创新精神的时期。诚如钱伯诚先生所说：“公安之帜，虽酝酿有日，是自吴县始树。”[1]6他在任令期间、辞官之后与陶望龄等人浪迹吴越一带的灵山秀水之中，其后暂居仪征，往返于南京、扬州一带。在这段期間里，中郎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著有《锦帆集》、《解脱集》和《广陵集》。这些作品，“遍排名流，历诋往哲”，破王李之执缚，最富振衰起敝的气势。而在离开吴中之后，中郎的文学思想渐趋圆熟，早期批判不和时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乃至后期沉潜于对自己早年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反思之中。虽然其中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但是与离开吴中那个特有的文化氛围和自由开放的风气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在吴越特有的奇花异草，浓郁潇洒的情性色彩，明代中叶的四大才子所表现出的率真任适、逍遥自得的心态以及清新脱俗、缘情尚趣的诗文风格都对中郎有启迪和先导之功。[4]当然，在为官吴县期间，中郎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就是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并以自己的实际创作经验将这一主张广为传播，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不小的文学流派——公安派。
“性灵说”是中郎文学思想的主体，也是晚明文学革新派的重要理论表述之一。虽然中郎不是使用“性灵”的第一人，但“性灵”却是他文学主张的标志。[5]中郎吸收了前人有关“性灵”的合理论述，并建构成为一种与复古派相异成趣的“性灵说”，其理论核心便是主张文学作品要抒写真情。首先表现出本性自然的内涵，以赤子的自然性进行文学创作，只有这样写出来的诗文才有感情。其次是以真实的“性灵”为基础，他强调不必全然模仿前任的创作，而重视创作主体独立人格的精神。在他看来，诗文只有写出个性，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才不会“万口一响，共为一诗”，才会有所创造。再次是率性而行的底蕴，这里的率性是自我个性的自然释放。他主张从个人的自我意志出发，追求自然纯真的安适与享受，表现出了超前的对自由自在的人格精神的追求。最后是崇尚自适的本质，以自然本性为内涵，以率性自然为底蕴，这些都表现了“自适”的特点。正如弟弟袁中道在诗中所写：“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及欢娱，声色穷情欲。寂寞寄寂寞，被发入穷谷。胡为遂红尘，泛泛复碌碌。”[6]而这些鲜明独特的的文学主张固然是中郎在前任基础上的发展与再创作，但是与任职吴县县令时所感受到的自由自在的风气和所处的率真朴实的文化氛围绝对是分不开的。身处吴县带给诗人的不仅是繁琐的工作，而重要的是带给诗人一种无法消灭的人文气息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这些内在的因素最终在诗文主张中得到了很好的外显，并成为袁中郎身上一个永远无法去掉的“标签”。
虽然相对于中郎断断续续十九载的为官生涯，任职吴县县令短短两年的经历可以说几乎算不上时间长的为宦生涯，但是就是这最初的为官经历却对中郎整个的文学思想、诗文创作和人生态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他提出的文学主张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所延续，甚至到三十年代的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那里都重新焕发了光彩，并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广泛注意，并最终使其成为研究晚明文学所不能绕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成就不仅要归功于伟大的诗人袁宏道及其后来的追随者，更与风光秀丽的吴越文化有着不可抹杀的关系。而这一纽带的连接处便是万历二十三年到万历二十五年“短暂而又永恒”的为官生涯。
参考文献：
[1]钱伯诚.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月
[2]严迪昌. 《“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士族》[J]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3]李圣华. 《晚明诗歌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4]周群. 《袁宏道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5]贾宗普. 《袁宏道与公安派研究论文综述》[J] 《廊坊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袁中道. 《珂雪斋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關键词】：吴县县令；文学主张；人生态度；重要转折
袁宏道，字中郎，隆庆二年出生于湖北公安县长安里长安村（今孟溪镇孟溪村）。万历二十三年谒选吴县县令，两年后辞职。万历二十九年归隐，万历三十四年起原官，转吏部主事。万历三十八年请归，后卒于家。诗文集主要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等及未刻稿数卷。
中郎的早期思想虽深受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但在中郎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影响他的人格心态和文学追求的因素有很多，所以中郎的思想和文学主张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其中三度出仕与避世的经历对他的影响颇为重要，而这一切的开始与源头便是万历二十三年任吴县县令之时。尽管中郎在任职吴县县令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但任职期间的这两年仍是他人生、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纵情自适、反复于山水之间，中郎很快与吴士达成心灵默契，在慨叹吴地世俗浮华之际，也流露出愿意效仿的意思，曾自喻“如面入油中，势不能不随其变化”。[1]在这里的生活，中郎将纵情恣意的人生态度付诸行动，不时相伴文人墨客，饮酒赋诗，饱览山水亭林之美。游山玩水带给他的不仅是生活上的欢愉，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阔、胸怀的旷达，而这些最终都会对其今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虽然中郎在吴地自由风气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满足感，但是难免不会产生一些失意、苦闷的情绪。其实在当时，他和吴中子弟在文学观念上还是存在着隔阂。一方面吴地人素有厌弃理学的风尚，在明中叶就具体地表现在与阳明心学的格格不入[2]；另一方面则是吴中所具有的深厚的复古风气。这些都与中郎早期接受的文学思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中郎在《张幼于》长信中谈到：“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口而出，信口而谈……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1]2这一观念与在《叙小修诗》中叙述的内容大体一致，都体现了他早期的诗歌探索，这便是我们将要论述到的中郎的文学主张。
但是在初任职吴县县令的时候，中郎是十分不情愿的。可担任这一职位之后，他仍是无愧百姓的“父母官”。据《中山行状》中记述，吴地的老官僚申时行曾称赞他为“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但是县令的生活是那么的枯燥繁琐，从诗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中郎为官时繁忙无暇的状态。《戏题斋壁》曾云：“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1]4对于追求适意生活的中郎来说，这样枯燥的工作实在不太适合。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成功从吴门解官。初获自由的中郎兴奋不已，诗题尽是苦尽甘来的新面目，如《江南子》、《横塘渡》和《春江引》等。从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明显地吸取了吴地民歌的养料。因为吴地倾向于缠绵悱恻的风土人情，所以民间素来有抒发情致的风尚，而这些风俗和习惯都很好地在中郎的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郎的文学历程便清楚看到，他为官吴中期间是思想最富创新精神的时期。诚如钱伯诚先生所说：“公安之帜，虽酝酿有日，是自吴县始树。”[1]6他在任令期间、辞官之后与陶望龄等人浪迹吴越一带的灵山秀水之中，其后暂居仪征，往返于南京、扬州一带。在这段期間里，中郎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著有《锦帆集》、《解脱集》和《广陵集》。这些作品，“遍排名流，历诋往哲”，破王李之执缚，最富振衰起敝的气势。而在离开吴中之后，中郎的文学思想渐趋圆熟，早期批判不和时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乃至后期沉潜于对自己早年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反思之中。虽然其中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但是与离开吴中那个特有的文化氛围和自由开放的风气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在吴越特有的奇花异草，浓郁潇洒的情性色彩，明代中叶的四大才子所表现出的率真任适、逍遥自得的心态以及清新脱俗、缘情尚趣的诗文风格都对中郎有启迪和先导之功。[4]当然，在为官吴县期间，中郎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就是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并以自己的实际创作经验将这一主张广为传播，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不小的文学流派——公安派。
“性灵说”是中郎文学思想的主体，也是晚明文学革新派的重要理论表述之一。虽然中郎不是使用“性灵”的第一人，但“性灵”却是他文学主张的标志。[5]中郎吸收了前人有关“性灵”的合理论述，并建构成为一种与复古派相异成趣的“性灵说”，其理论核心便是主张文学作品要抒写真情。首先表现出本性自然的内涵，以赤子的自然性进行文学创作，只有这样写出来的诗文才有感情。其次是以真实的“性灵”为基础，他强调不必全然模仿前任的创作，而重视创作主体独立人格的精神。在他看来，诗文只有写出个性，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才不会“万口一响，共为一诗”，才会有所创造。再次是率性而行的底蕴，这里的率性是自我个性的自然释放。他主张从个人的自我意志出发，追求自然纯真的安适与享受，表现出了超前的对自由自在的人格精神的追求。最后是崇尚自适的本质，以自然本性为内涵，以率性自然为底蕴，这些都表现了“自适”的特点。正如弟弟袁中道在诗中所写：“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及欢娱，声色穷情欲。寂寞寄寂寞，被发入穷谷。胡为遂红尘，泛泛复碌碌。”[6]而这些鲜明独特的的文学主张固然是中郎在前任基础上的发展与再创作，但是与任职吴县县令时所感受到的自由自在的风气和所处的率真朴实的文化氛围绝对是分不开的。身处吴县带给诗人的不仅是繁琐的工作，而重要的是带给诗人一种无法消灭的人文气息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这些内在的因素最终在诗文主张中得到了很好的外显，并成为袁中郎身上一个永远无法去掉的“标签”。
虽然相对于中郎断断续续十九载的为官生涯，任职吴县县令短短两年的经历可以说几乎算不上时间长的为宦生涯，但是就是这最初的为官经历却对中郎整个的文学思想、诗文创作和人生态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他提出的文学主张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所延续，甚至到三十年代的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那里都重新焕发了光彩，并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广泛注意，并最终使其成为研究晚明文学所不能绕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成就不仅要归功于伟大的诗人袁宏道及其后来的追随者，更与风光秀丽的吴越文化有着不可抹杀的关系。而这一纽带的连接处便是万历二十三年到万历二十五年“短暂而又永恒”的为官生涯。
参考文献：
[1]钱伯诚.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月
[2]严迪昌. 《“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士族》[J]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3]李圣华. 《晚明诗歌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4]周群. 《袁宏道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5]贾宗普. 《袁宏道与公安派研究论文综述》[J] 《廊坊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袁中道. 《珂雪斋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