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写法独特，风格鲜明，其中既蕴含了儿童视角写作的天真烂漫，也有着作为女性作家的温柔细腻。萧红的写作，前期创作与后期创作有着非常明显的转型过程。本篇论文从《呼兰河传》与《生死场》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品入手，以女性视角切入，来探究萧红的创作中蕴含的，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性别意识和性别思想局限的关照。
　　【关键词】：萧红；女性意识；呼兰河传；生死场
　　萧红本名张乃莹，她一生经历十分坎坷，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饱尝生活的辛酸与苦难，离世的时候年龄只有31岁。不幸的经历似乎并没有使萧红的心灵扭曲，相反，她十分擅长在生活中寻找美。她曾在她的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里写到：“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震动着。”她就是这样，在痛苦的岁月里能发现身边的诗，一孩子般的视角去触摸生活。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和心态中，萧红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成长成了一位富于智慧，懂得生活又天真浪漫的女性作家。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使得她的作品既包含了女性作家创作独有的温柔细腻，又突破了女性作家写作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格局小。她的作品有着一般女性所没有的广阔视角和坚韧与刚强。即使是对女性意识的探讨，萧红也并不单单止步于男女性别间的简单对抗，而是包含了社会的，文化的以及性别自身的多层面原因。
　　一.社会环境里麻木的女性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成功的塑造了“我”的祖父，有二伯，冯歪嘴子等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是我认为性格最复杂，形象最成功的要数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人性麻木造成的悲剧。她反应了整个中国当时的社会氛围和传统价值观念。“女性生存的苦难不仅在于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男性的压迫，而且还包括着根植于民众精神之中的封建文化沉淀”这一观点，正好是对萧红大格局大眼界最好的佐证。她不把女性的悲剧简单归为性格上的和体力上的缺失，也不把性格上的缺失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原因，而是探究到了造成这种性格，造成女性麻木无知的社会深层次原因。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爱笑，行为大方而被大家议论，说：“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而为了让她符合自己的身份，婆婆就对团圆媳妇打得特别厉害，并认为“是一份善心”。那么婆婆的着一份善心并不是一份虚情假意，但也正是着一份善心导致了小团圆媳妇最后的死亡。我们可以去责怪这位婆婆的麻木不仁，但却不能说她是不爱团圆媳妇的。这位省吃俭用的婆婆自己手上生了冻疮都舍不得花一点点钱给自己买药，但却舍得大手笔的花钱给自己买回来的儿媳妇治病。婆婆是受了几千年来的身份认知的影响，并以此作为生活信仰。而这类女性人物形象，在《生死场》中也有所体现。王寡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被现实生活的压力逼的快要疯了。但是当时的环境只允许她狂笑一场之后，掩盖心里所有的喜怒哀乐继续平静的向前生活。作者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表现王寡妇的生活与悲哀。王寡妇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仅作为作品里的一个苦难的化身，更是当时社会黑暗的见证。这种渴望冲破，但却最终走向平静的命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女性自身的懦弱和无力抗争的性格特点，更是当时那个大时代所造就的。这就意味着，萧红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性别区分的意识，而是与现实与社会脱不开千丝万缕联系的意识。在这种病态的文明中，女性悲剧的根源不仅仅来自于父权社会的施压，更来自于中国传统荒凉的社会文化。在同情悲悯之后，萧红用作品嫁给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事实，并不单单的批判麻木的国民劣根性。同时也认为女性要是想寻找出路，只能自己认清现实进行自救。
　　二.与乡土叙述完美结合的女性身份
　　從女性写作这一观点研究萧红作品，不难看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创作特点。本论文的第一部分也对萧红文本中表现的两性关系从性别意识和民族国家的文化历史这一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举例说明和论证。这种将女性符号放置于浩瀚庞大的国家民族历史背景之中的描写，是怎样进行关联的呢？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那种乡土叙述的方式。林幸谦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借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
　　萧红笔下的农村妇女的身体和乡土之间有着复杂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生死场》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述内容，以及对女性生存方式特点的概括，都与乡土，乡土生活，乡土空间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这部作品中的女性群体的刻画不仅具有性格意义特征，更深层次的向内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这群女性，除具有性别特征外，更是一种被赋予了文化政治含义的特殊群体符号。这些命运波折的农村女性，既有承载着女性主体受苦命运的展示作用，又解读了和传统农村女性身体相关的文化讨论。在《生死场》前十章的内容里，主要描写的是以女性的身体作为“生”与“死”的场所。我们在生育这种壮观的活动里窥探到了女性世界的挣扎与无法逃脱的痛苦，女性的身体作为诠释整部小说意义的重要场所。但是从第十章往后的七章里，笔锋一转似乎开始进行了关于抗日战争和人民团结起立的描写。也正是为此，《生死场》自出版以来就常被誉為民族国家文学（抗日文学）的代表作。但如果进行更深刻的理解和剖析，就可以发现，在后面七章抗日的内容里，作者把男性与国家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就揭示出了民族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男性空间，女性的身体由于种种局限性并不能作为产生意义的重要场所这一深刻主题。从这种观点来看，《生死场》中本身的意义场所实际上是男性。那么同《呼兰河传》一样，萧红眼中的女性和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帝国强权，和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父权专制。以《生死场》为主要论证文本，探讨农村女性的情感是如何建构在乡土叙述中，并与民族命运紧密进行联结的。首先从《生死场》的每一张的目录来看，前四章题目分别为：麦场，菜圃，屠场，荒山。这些场景都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生活里最常见的场景。麦场与菜圃表现出的是农村女性进行劳动生活的场所和日常生活空间，同时也是耕种，收获的地点。菜圃上的西红柿，青萝卜，红萝卜等农作物的收获，也象征着女性本体对于生命的孕育。这就把土地的意义和女性生育的内涵联系在了一起。再看第三章中的屠场。这一章内容中，不能生育不能劳作的老马形象，与年老的王婆形象非常明显的交织在一起。王婆绝望伤痛的带着老马去屠宰场卖马皮，马的命运与王婆老了失去了生命价值的命运勾勒出了相一致的轮廓，王婆一生的痛苦同老去的马是一样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马，也正是一种农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家畜。作为桥梁，连接了当时还年轻的金枝，与已经衰老了的王婆的两代人的终归一致的命运。此后的章节：荒山，罪恶的五月节等，都和前面三章一样，从不同的场景书写了女性身体与民族命运，借助乡土生活形态这一桥梁是如何展现出来的。萧红笔下的女性身体，就像传统社会一样，是由父权体制主宰命运的。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来，她的写法，是以女性自身为立足点的。并建构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去观察整个民族的兴亡，乡土文化和性别意识，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萧红的女性创作，不仅仅是站在一种区分男女性别意识上的女性写作。她把女性符号置于生活空间中，去探讨女性命运与传统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让小说创作中的农村女性，和女性特点有归属，归属于同样富于女性意识的土地。这样一来，就把由中国农耕社会传统所造成的女性压迫的传统很好的在土地以及日常生活这一具体显示方面展现出来了。
　　参考文献：
　　【1】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A].萧红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2】林幸谦.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J].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