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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这一宏阔的命题对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啊,北京》与《午夜之门》等系列作品中,徐则臣探讨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少年木鱼的人生漂泊之旅,将个体命运融入群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将个体生命的“回忆”变成了历史的某一种可能性存在,从而使之拥有了被阐释的价值。
【关键词】:徐则臣;午夜之门;历史;成长
在《啊,北京》与《午夜之门》等系列作品中,徐则臣探讨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复雜关系,他把这种探讨定义为对“一个人的乌托邦”的探寻。与托马斯·莫尔的宏阔辉煌的“乌托邦”世界不同,徐则臣认为 “一个有价值的、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和乌托邦只能是个人的”。徐则臣把这些作品看成他建构的与现实世界相异、与他自己息息相关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之中便存在着他所想要表达的“历史”,有他对“生活、想象、虚构、质疑、批判和向往”,同时也承载着他的“趣味和思考”。对于历史的追问、历史与当下关系的探索是徐则臣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政治的迷雾当中,历经时空的风霜淋洗、被经久的尘埃掩埋,让人难以捉摸。然而我们当下的生活与真理又从历史中来,我们渴求真实、正义的历史论断来解决当下生活当中我们的遭遇的重重问题。然而,当下存在真实、正义的历史论断吗?活在当下的人有挖到历史真相的可能吗?在徐则臣看来,我们现在存在着的历史都是被解读、阐释过的历史,散发着浓厚的当下味道,“鲜活的血肉水分都没了”,因此所谓的历史真相便值得商榷,徐则臣想要做的便是去探寻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为历史正名。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徐则臣惯常性书写习惯是把历史与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着重把握对历史当中个体人物命运的书写和生命历程的展示,以此来探究个体的生命成长历程。[1]
《石码头》《紫米》《午夜之门》《水边书》组成的一个系列构成了一个少年靠漂泊和磨难来完成成长的个人史。
这个系列小说以《石码头》开篇,十五岁的少年木鱼在故乡的大槐树上看见了远去东北多年的叔叔归家,看见了叔叔强迫继女花椒同他乱伦,看见了婶婶白皮与花街上的酸六偷情。木鱼借助大槐树站在高处,俯视人伦与世相百态,地上与树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构成了少年木鱼的生活图景,这两个世界是表面与内里、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木鱼行走在两个世界的交接点,体味着人生三昧。然而此时的木鱼虽然窥探到了众人百态,却因为懵懂无知而无法体察这些事情背后的秘辛和复杂的关系。《石码头》结束于木鱼因恐惧而偷偷跟着大水去跑船而终止。十五岁的木鱼,看遍人情百态、尝遍人间酸苦,却依旧单纯至于懵懂,最终被迫走上漂泊之路。
在第二部《紫米》中,木鱼跟着大水的船离开石码头与花街来到了蓝塘,跟着蓝家大院里看紫米库的沉禾一起生活。木鱼与三太太的侍女红歌之间有朦朦胧胧的情愫发生,他渐渐长大了。木鱼看着沉禾为了权利步步为营,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却暗藏机锋,在蓝家大院上演一幕幕诡计,做着迎娶蓝家大小姐成为蓝家掌权人的大梦。一朝之间却因外敌入侵,大炮轰塌了沉禾新建的米库、轰碎了沉禾的美梦,也把木鱼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生活打的支离破碎。蓝家大院一夕之间倒塌,沉禾身死大炮之下,木鱼又失去了庇护,踏上了他的漂泊之路。
第三部《午夜之门》发生在左山。战乱逼迫木鱼四处逃亡,他不经意之间救了左山强盗头子马图,于是跟着马图留在了左山。跟着马图的木鱼,认识了马图的情人——寡妇水竹。木鱼一天天长大,对男女情事抱有极大的幻想,对水竹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木鱼在于水竹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似乎得到了满足,却又因时代的动荡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不安,他一路见证男女之间的龌龊与不伦,如今自己又陷入情欲的驱使,他的生命成长历程充满了阵痛与不安,人与之间一言难述的关系让他的生命底色斑驳芜杂。正当马图与对手打的火热之时,外面的大炮又攻进来了。马图在这场斗争当中身死异处,木鱼又踏上了他的漂泊之旅。此時的木鱼整整十八岁,他终于成人了。
漂泊无依的木鱼以船为家,在运河上飘飘荡荡,《水边书》开始了。从十五岁离开花街,经过蓝塘、左山和许多无名之地的木鱼,历经男女情事、政治诡谲和战火沧桑,从当初离家时懵懂无知的小子成了现如今懂得隐忍回环的男人,他这一路飘飘荡荡,在遇到了茴香之后,终于有了停下来的念头,他与茴香在运河上成亲,便决定回到花街。然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三年沧桑巨变,花街也不例外。木鱼与茴香最终决定离开花街,以船为家,飘荡再运河上。
十五岁离家出走,十八岁回到花街,最终还是选择离去,木鱼的成长充满磨难历经沧桑,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毫无抵抗之力,能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幸运。人伦、道德、情欲在生命的旅途中纷纷叫嚣:人伦需要道德的规制,却无奈人性繁杂、欲望丛生,情欲的喷发从来不由得人去掌控。木鱼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更感受到了时代沧桑巨变之下个体生命的艰难与羁蹇。徐则臣通过一位少年的漂泊成长史,披露了人性的驳杂、旧式家庭伦理道德的腐朽、时代的沧桑巨变、政治的波诡云谲,向读者展现了可能存在的历史境域下一个人可能遭遇的社会历史现实和生命沧桑剧变。正是通过一个少年的漂泊之旅,我们勘探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通过一个少年的诡谲人生,我们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感知到那些远去的时光里个体命运的多重可能性。通过一个人来表现有温度、有繁复可能性的历史,是徐则臣在创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理念和意图。当然,他并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小说,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独特的书写来达成文学和历史的“和解”。[2]徐则臣有意模糊主人公木鱼所在的运河与花街所在的时代,让人忽略时间的界限,而把焦点放到整个历史境域当中去审视与检验。木鱼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历史的河流抵达当下,从历史深处走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命运迁移,看到一个不知年月的时代转换,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历史真实具有多维、多元的特征,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之间有着微妙而深刻的联系”,徐则臣努力通过小说将文学与历史进行可能的关系并联,“试图把文学当做文化记忆和历史再现的特殊形式,让虚构的现在和历史的过去同时并存,互为补充。”[3]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斑驳的小人物命运,向我们展示文学与历史之间清晰的脉络,文学、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勾连。无论多么壮阔的历史现在都只能成为纸上风云,无论多么悲惨的人物命运都成了别人的故事,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法触摸真实有温度的历史,也无法对那些历史风云中的人物感同身受,文学成为历史与我们之间的桥梁,勾连着历史那一头的木鱼们和这一头的我们,让我们感知不一样的历史境况下、不一样的生命个体可能拥有的命运轮盘与生命历程。我们通过文学去碰触、去感知、去经历、去走近历史与另一个世界。历史不是空荡荡的浩大和无穷,也不是触摸不到的浩渺远景,而是真切地存在过的人情事理、花草树木、风云日月。历史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到浩浩苍穹中星辰的变迁,小到一条街上一个人物的一生,都是历史。徐则臣作为一个作家,书写的历史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件件关系到个人生存与生活的事理。他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是一部“一个人的史诗”,通过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剖露,去展现生命的斑斓多彩,去触摸历史的温度。宏阔的历史图景不是谁都有运气去经历,更多的人都活在平凡的人间烟火当中,我们每个人拥有的都是渺小的个体命运。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历史在经历岁月之后,便是用来“回忆”和“缅怀”的,而当我们有意无意上升到审美境界之后,对个体命运遭际的欷歔也升华为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对整个宇宙的形而上的思考,便从个体命运变成了群体历史,这时才称得上是“历史”,被我们升华的个体“回忆”才都变成了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存在,拥有了被阐释的价值。
注释:
[1]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3]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15页。
【关键词】:徐则臣;午夜之门;历史;成长
在《啊,北京》与《午夜之门》等系列作品中,徐则臣探讨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复雜关系,他把这种探讨定义为对“一个人的乌托邦”的探寻。与托马斯·莫尔的宏阔辉煌的“乌托邦”世界不同,徐则臣认为 “一个有价值的、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和乌托邦只能是个人的”。徐则臣把这些作品看成他建构的与现实世界相异、与他自己息息相关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之中便存在着他所想要表达的“历史”,有他对“生活、想象、虚构、质疑、批判和向往”,同时也承载着他的“趣味和思考”。对于历史的追问、历史与当下关系的探索是徐则臣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政治的迷雾当中,历经时空的风霜淋洗、被经久的尘埃掩埋,让人难以捉摸。然而我们当下的生活与真理又从历史中来,我们渴求真实、正义的历史论断来解决当下生活当中我们的遭遇的重重问题。然而,当下存在真实、正义的历史论断吗?活在当下的人有挖到历史真相的可能吗?在徐则臣看来,我们现在存在着的历史都是被解读、阐释过的历史,散发着浓厚的当下味道,“鲜活的血肉水分都没了”,因此所谓的历史真相便值得商榷,徐则臣想要做的便是去探寻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为历史正名。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徐则臣惯常性书写习惯是把历史与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着重把握对历史当中个体人物命运的书写和生命历程的展示,以此来探究个体的生命成长历程。[1]
《石码头》《紫米》《午夜之门》《水边书》组成的一个系列构成了一个少年靠漂泊和磨难来完成成长的个人史。
这个系列小说以《石码头》开篇,十五岁的少年木鱼在故乡的大槐树上看见了远去东北多年的叔叔归家,看见了叔叔强迫继女花椒同他乱伦,看见了婶婶白皮与花街上的酸六偷情。木鱼借助大槐树站在高处,俯视人伦与世相百态,地上与树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构成了少年木鱼的生活图景,这两个世界是表面与内里、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木鱼行走在两个世界的交接点,体味着人生三昧。然而此时的木鱼虽然窥探到了众人百态,却因为懵懂无知而无法体察这些事情背后的秘辛和复杂的关系。《石码头》结束于木鱼因恐惧而偷偷跟着大水去跑船而终止。十五岁的木鱼,看遍人情百态、尝遍人间酸苦,却依旧单纯至于懵懂,最终被迫走上漂泊之路。
在第二部《紫米》中,木鱼跟着大水的船离开石码头与花街来到了蓝塘,跟着蓝家大院里看紫米库的沉禾一起生活。木鱼与三太太的侍女红歌之间有朦朦胧胧的情愫发生,他渐渐长大了。木鱼看着沉禾为了权利步步为营,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却暗藏机锋,在蓝家大院上演一幕幕诡计,做着迎娶蓝家大小姐成为蓝家掌权人的大梦。一朝之间却因外敌入侵,大炮轰塌了沉禾新建的米库、轰碎了沉禾的美梦,也把木鱼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生活打的支离破碎。蓝家大院一夕之间倒塌,沉禾身死大炮之下,木鱼又失去了庇护,踏上了他的漂泊之路。
第三部《午夜之门》发生在左山。战乱逼迫木鱼四处逃亡,他不经意之间救了左山强盗头子马图,于是跟着马图留在了左山。跟着马图的木鱼,认识了马图的情人——寡妇水竹。木鱼一天天长大,对男女情事抱有极大的幻想,对水竹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木鱼在于水竹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似乎得到了满足,却又因时代的动荡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不安,他一路见证男女之间的龌龊与不伦,如今自己又陷入情欲的驱使,他的生命成长历程充满了阵痛与不安,人与之间一言难述的关系让他的生命底色斑驳芜杂。正当马图与对手打的火热之时,外面的大炮又攻进来了。马图在这场斗争当中身死异处,木鱼又踏上了他的漂泊之旅。此時的木鱼整整十八岁,他终于成人了。
漂泊无依的木鱼以船为家,在运河上飘飘荡荡,《水边书》开始了。从十五岁离开花街,经过蓝塘、左山和许多无名之地的木鱼,历经男女情事、政治诡谲和战火沧桑,从当初离家时懵懂无知的小子成了现如今懂得隐忍回环的男人,他这一路飘飘荡荡,在遇到了茴香之后,终于有了停下来的念头,他与茴香在运河上成亲,便决定回到花街。然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三年沧桑巨变,花街也不例外。木鱼与茴香最终决定离开花街,以船为家,飘荡再运河上。
十五岁离家出走,十八岁回到花街,最终还是选择离去,木鱼的成长充满磨难历经沧桑,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毫无抵抗之力,能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幸运。人伦、道德、情欲在生命的旅途中纷纷叫嚣:人伦需要道德的规制,却无奈人性繁杂、欲望丛生,情欲的喷发从来不由得人去掌控。木鱼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更感受到了时代沧桑巨变之下个体生命的艰难与羁蹇。徐则臣通过一位少年的漂泊成长史,披露了人性的驳杂、旧式家庭伦理道德的腐朽、时代的沧桑巨变、政治的波诡云谲,向读者展现了可能存在的历史境域下一个人可能遭遇的社会历史现实和生命沧桑剧变。正是通过一个少年的漂泊之旅,我们勘探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通过一个少年的诡谲人生,我们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感知到那些远去的时光里个体命运的多重可能性。通过一个人来表现有温度、有繁复可能性的历史,是徐则臣在创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理念和意图。当然,他并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小说,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独特的书写来达成文学和历史的“和解”。[2]徐则臣有意模糊主人公木鱼所在的运河与花街所在的时代,让人忽略时间的界限,而把焦点放到整个历史境域当中去审视与检验。木鱼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历史的河流抵达当下,从历史深处走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命运迁移,看到一个不知年月的时代转换,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历史真实具有多维、多元的特征,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之间有着微妙而深刻的联系”,徐则臣努力通过小说将文学与历史进行可能的关系并联,“试图把文学当做文化记忆和历史再现的特殊形式,让虚构的现在和历史的过去同时并存,互为补充。”[3]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斑驳的小人物命运,向我们展示文学与历史之间清晰的脉络,文学、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勾连。无论多么壮阔的历史现在都只能成为纸上风云,无论多么悲惨的人物命运都成了别人的故事,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法触摸真实有温度的历史,也无法对那些历史风云中的人物感同身受,文学成为历史与我们之间的桥梁,勾连着历史那一头的木鱼们和这一头的我们,让我们感知不一样的历史境况下、不一样的生命个体可能拥有的命运轮盘与生命历程。我们通过文学去碰触、去感知、去经历、去走近历史与另一个世界。历史不是空荡荡的浩大和无穷,也不是触摸不到的浩渺远景,而是真切地存在过的人情事理、花草树木、风云日月。历史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到浩浩苍穹中星辰的变迁,小到一条街上一个人物的一生,都是历史。徐则臣作为一个作家,书写的历史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件件关系到个人生存与生活的事理。他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是一部“一个人的史诗”,通过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剖露,去展现生命的斑斓多彩,去触摸历史的温度。宏阔的历史图景不是谁都有运气去经历,更多的人都活在平凡的人间烟火当中,我们每个人拥有的都是渺小的个体命运。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历史在经历岁月之后,便是用来“回忆”和“缅怀”的,而当我们有意无意上升到审美境界之后,对个体命运遭际的欷歔也升华为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对整个宇宙的形而上的思考,便从个体命运变成了群体历史,这时才称得上是“历史”,被我们升华的个体“回忆”才都变成了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存在,拥有了被阐释的价值。
注释:
[1]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3]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