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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思维与认知的方式。老子在《道德经》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以构建其哲学思想体系，其英译本备受关注。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道德经》原文本及韦利和辜正坤英译本中的隐喻翻译，探究国学典籍中概念隐喻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概念隐喻 《道德经》 翻译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们思维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即以某一领域的经验说明另一种领域的经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一种认知工具。在隐喻的翻译中，译文既要体现隐喻的联想意义，又要留住它的形象；喻体所体现的概念意义应等同于源于喻体的概念意义，而且喻体的形象应相互等同，这是隐喻最理想的翻译。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经典，其中蕴含丰富的隐喻，构建老子的思想体系。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道德经》原文本及韦利和辜正坤英译本中的隐喻翻译，探究国学典籍中概念隐喻的翻译方法。
一、概念隐喻理论
（一）概念隐喻
传统修辞学仅把隐喻看成一种修辞手段，而在1980年，拉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思维和行动中我们赖以生存的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讲都是隐喻的”[1]。因此，隐喻从本质上来说是概念性的，即以某一领域的经验说明另一种领域的经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一种认知工具。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主要是由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喻体）和相对模糊的目标域（本体）构成的，将始源域的认知图式映射到目标域上，目标域通过始源域就进入了真实的经验之中。“这种映射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2]。例如“独生子是小皇帝”，目标域是独生子，而小皇帝是始源域。我们对小皇帝的认知很多，可描述为万人之上、专制、尊贵，等等，从而构成了我们思维中的小皇帝的认知图式。这个认知图式映射到目标域（独生子）上，使我们了解其特征就是已知的“小皇帝”的所有。
（二）概念隐喻的类型
隐喻的分类多种多样。根据始源域的不同，概念隐喻可分为三类：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实体隐喻。
结构隐喻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构造另一种概念，是两种概念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如TIME IS MONEY，ARGUMENT IS WAR等都是我们熟知的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又称方位隐喻，是以人们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将一些具体的方位概念如上下、前后、内外、中心—边缘等映射到如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等级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其中上下空间隐喻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概念隐喻。例如HAPPY IS UP，SAD IS DOWN（高兴为上，悲伤为下）；MORE IS UP，LESS IS DOWN（量多为上，量少为下）等都是英语中典型的空间隐喻。实体隐喻是指人类以自身经验和生理实体为基础，把事件、情感、行为、思想等抽象概念转换为实体或物质。它是人类根据以实体为基础的抽象的概念表达，即人们在构建和理解抽象事物时，把它们看做具体的或普通的物质或实体。例如Inflation is lowering our standard of living.（通货膨胀正在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在这里，通货膨胀就被认为是可以为人们所谈论、量化和识别的实体，从而形成了INFLATION IS AN ENTITY（通货膨胀是实体）的实体隐喻。
通过对概念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思维的一种方式。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人们的隐喻性思维过程中，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二、《道德经》中隐喻的翻译方法
对于隐喻的翻译，纽马克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结合，林林总总，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3]。由此可以看出隐喻翻译的复杂性，其涉及语言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做到让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达到一致的认知效果。
《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杰作，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大量的隐喻，阐释老子的思想。亚瑟·韦利于1934年出版的《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享有盛誉，堪称经典，辜正坤英译本则以忠实于原文而著称。两译本对原文隐喻的翻译多种多样，运用了直译、替代、意译、省略的翻译方法，不同程度地再现了原文本中的隐喻内含。
（一）直译法
由于人类在认识世界时所获得的身体经验是相似的，不同民族在认知事物过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中的隐喻自然会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许多隐喻都存在相似的喻义，可以采用直译法，既保留原隐喻的内容形式和文化内涵，达到形神兼备，又体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可容性，使得目标语读者产生相同的认知效果。例如：
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
韦译：The highest good is like that of water.[4]
辜译：The perfect goodness is like water.[5]
上述隐喻属于空间隐喻。美德在人类社会被公认为道德标准，具有崇高美德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因而处于较高的位置；而道德败坏的人则遭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因此处于较低的位置。人类基于这一共同的身体经验的基础，汉语中便产生了“美德、高尚品德为上；堕落、卑劣行为为下”的空间隐喻，英语中也相应地产生了“VIRTUE IS UP；DEPRAVITY IS DOWN”的空间隐喻。因此，此处韦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与原文隐喻相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辜译本则未能体现原文本的空间隐喻方式。 （二）替代法
隐喻的替代法就是用不同始源域的意象或概念构建相同的目标域的概念。当原语和目标语中的隐喻认知方式存在不一致时，在翻译中可以适当变换原语隐喻的喻体，使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形象，使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韦利的《道德经》译本中就有多处使用了替代法翻译原文本中的隐喻。例如：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
韦译：They did not want themselves to tinkle like jade-bells，while others resounded like stone-chimes.[4]
辜译：It is better，therefore，to be a hard stone than a beautiful piece of jade.[5]
上述隐喻属于实体隐喻，将个人的品德看做是具体的玉、石，而“玉”在汉语中有华丽、尊贵等特点；“石”有坚实、朴实等特点。因此，在这里，个人的品德就被视为可谈论、识别的实体。韦译本分别用jade-bells和stone-chimes替换了原隐喻中的喻体玉和石，从而使英语国家的读者更易理解原文本中隐喻的意思。辜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虽然保留了原文本中的喻体，但难以使英语读者理解其中的真正内涵。
（三）意译法
不同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汉英两种语言由于文化的差异，同一喻体形象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可能引起不同的联想。若隐喻的喻体形象既无法保留，又难以替代，这时只能放弃形象，采用意译的手法，把原文本中隐喻所蕴含的信息表达出来，即把原文本的隐喻变为直说、阐释等。例如：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五十九章）
韦译：But only he who having the kingdom goes to the Mother can keep it long.[4]
辜译：When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governing the state，the government can long endure.[5]
上述隐喻属于结构隐喻，即用“母”构建生养万物之道，而道在《道德经》中有多种意思。陈鼓应注：“母，譬喻保国的根本之道。”[6]即治理国家之原则或道理。此隐喻属于汉语中独特的文化现象，韦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无法让英语读者从Mother（母）中联想到治国之原则，故而百思难得其旨。辜译本舍弃了原文形象，将“母”释译为principle（准则，原则），译出了真正的喻义，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本隐喻的信息。
（四）省略法
省略法就是在隐喻的翻译过程中，省略整个隐喻部分，用非隐喻的表达或相似的表达传递原文的信息。“翻译的首要任务是翻译信息内容，即译出原文的意思或转达意义”[7]。因此，为了避免语言的晦涩难懂，适时省略原文本的隐喻，可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例如：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第十三章）
韦译：It means that when a rule’s subjects get it they turn distraught，when they lose it they turn distraught.[4]
辜译：Honor itself，though mean，gives pleasant surprise to those who obtain it，as well as startles them when they lose it.[5]
上述例子包含隐喻“处于不理想状态为下”，属于空间隐喻。王弼说：“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6]释德清说：“宠为下，谓宠乃下贱之事也。”[6]宠在老子思想中处于低下的状态，此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隐喻概念。韦译本省略了原文本的隐喻部分，使得英语读者更易接收和理解原文的意思。辜译本把宠和下分别译作honor和mean，字面意思虽忠实于原文，却难以使英语读者将honor和mean联想在一起，易造成误解。
三、结语
本文介绍了概念隐喻及其三种类别，并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了《道德经》中典型概念隐喻及其两种英译本，探讨了国学典籍中隐喻的翻译方法。由于隐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且翻译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信息传递、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笔者认为，在进行国学典籍中隐喻的翻译活动时，需要译者有深厚的语言功底，熟谙原语和目标语双重文化，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传达原文的真实内涵。
参考文献：
[1]Lakoff，G.
关键词： 概念隐喻 《道德经》 翻译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们思维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即以某一领域的经验说明另一种领域的经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一种认知工具。在隐喻的翻译中，译文既要体现隐喻的联想意义，又要留住它的形象；喻体所体现的概念意义应等同于源于喻体的概念意义，而且喻体的形象应相互等同，这是隐喻最理想的翻译。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经典，其中蕴含丰富的隐喻，构建老子的思想体系。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道德经》原文本及韦利和辜正坤英译本中的隐喻翻译，探究国学典籍中概念隐喻的翻译方法。
一、概念隐喻理论
（一）概念隐喻
传统修辞学仅把隐喻看成一种修辞手段，而在1980年，拉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思维和行动中我们赖以生存的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讲都是隐喻的”[1]。因此，隐喻从本质上来说是概念性的，即以某一领域的经验说明另一种领域的经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一种认知工具。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主要是由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喻体）和相对模糊的目标域（本体）构成的，将始源域的认知图式映射到目标域上，目标域通过始源域就进入了真实的经验之中。“这种映射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2]。例如“独生子是小皇帝”，目标域是独生子，而小皇帝是始源域。我们对小皇帝的认知很多，可描述为万人之上、专制、尊贵，等等，从而构成了我们思维中的小皇帝的认知图式。这个认知图式映射到目标域（独生子）上，使我们了解其特征就是已知的“小皇帝”的所有。
（二）概念隐喻的类型
隐喻的分类多种多样。根据始源域的不同，概念隐喻可分为三类：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实体隐喻。
结构隐喻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构造另一种概念，是两种概念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如TIME IS MONEY，ARGUMENT IS WAR等都是我们熟知的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又称方位隐喻，是以人们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将一些具体的方位概念如上下、前后、内外、中心—边缘等映射到如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等级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其中上下空间隐喻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概念隐喻。例如HAPPY IS UP，SAD IS DOWN（高兴为上，悲伤为下）；MORE IS UP，LESS IS DOWN（量多为上，量少为下）等都是英语中典型的空间隐喻。实体隐喻是指人类以自身经验和生理实体为基础，把事件、情感、行为、思想等抽象概念转换为实体或物质。它是人类根据以实体为基础的抽象的概念表达，即人们在构建和理解抽象事物时，把它们看做具体的或普通的物质或实体。例如Inflation is lowering our standard of living.（通货膨胀正在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在这里，通货膨胀就被认为是可以为人们所谈论、量化和识别的实体，从而形成了INFLATION IS AN ENTITY（通货膨胀是实体）的实体隐喻。
通过对概念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思维的一种方式。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人们的隐喻性思维过程中，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二、《道德经》中隐喻的翻译方法
对于隐喻的翻译，纽马克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结合，林林总总，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3]。由此可以看出隐喻翻译的复杂性，其涉及语言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做到让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达到一致的认知效果。
《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杰作，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大量的隐喻，阐释老子的思想。亚瑟·韦利于1934年出版的《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享有盛誉，堪称经典，辜正坤英译本则以忠实于原文而著称。两译本对原文隐喻的翻译多种多样，运用了直译、替代、意译、省略的翻译方法，不同程度地再现了原文本中的隐喻内含。
（一）直译法
由于人类在认识世界时所获得的身体经验是相似的，不同民族在认知事物过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中的隐喻自然会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许多隐喻都存在相似的喻义，可以采用直译法，既保留原隐喻的内容形式和文化内涵，达到形神兼备，又体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可容性，使得目标语读者产生相同的认知效果。例如：
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
韦译：The highest good is like that of water.[4]
辜译：The perfect goodness is like water.[5]
上述隐喻属于空间隐喻。美德在人类社会被公认为道德标准，具有崇高美德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因而处于较高的位置；而道德败坏的人则遭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因此处于较低的位置。人类基于这一共同的身体经验的基础，汉语中便产生了“美德、高尚品德为上；堕落、卑劣行为为下”的空间隐喻，英语中也相应地产生了“VIRTUE IS UP；DEPRAVITY IS DOWN”的空间隐喻。因此，此处韦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与原文隐喻相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辜译本则未能体现原文本的空间隐喻方式。 （二）替代法
隐喻的替代法就是用不同始源域的意象或概念构建相同的目标域的概念。当原语和目标语中的隐喻认知方式存在不一致时，在翻译中可以适当变换原语隐喻的喻体，使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形象，使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韦利的《道德经》译本中就有多处使用了替代法翻译原文本中的隐喻。例如：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
韦译：They did not want themselves to tinkle like jade-bells，while others resounded like stone-chimes.[4]
辜译：It is better，therefore，to be a hard stone than a beautiful piece of jade.[5]
上述隐喻属于实体隐喻，将个人的品德看做是具体的玉、石，而“玉”在汉语中有华丽、尊贵等特点；“石”有坚实、朴实等特点。因此，在这里，个人的品德就被视为可谈论、识别的实体。韦译本分别用jade-bells和stone-chimes替换了原隐喻中的喻体玉和石，从而使英语国家的读者更易理解原文本中隐喻的意思。辜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虽然保留了原文本中的喻体，但难以使英语读者理解其中的真正内涵。
（三）意译法
不同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汉英两种语言由于文化的差异，同一喻体形象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可能引起不同的联想。若隐喻的喻体形象既无法保留，又难以替代，这时只能放弃形象，采用意译的手法，把原文本中隐喻所蕴含的信息表达出来，即把原文本的隐喻变为直说、阐释等。例如：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五十九章）
韦译：But only he who having the kingdom goes to the Mother can keep it long.[4]
辜译：When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governing the state，the government can long endure.[5]
上述隐喻属于结构隐喻，即用“母”构建生养万物之道，而道在《道德经》中有多种意思。陈鼓应注：“母，譬喻保国的根本之道。”[6]即治理国家之原则或道理。此隐喻属于汉语中独特的文化现象，韦译本采用直译的手法，无法让英语读者从Mother（母）中联想到治国之原则，故而百思难得其旨。辜译本舍弃了原文形象，将“母”释译为principle（准则，原则），译出了真正的喻义，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本隐喻的信息。
（四）省略法
省略法就是在隐喻的翻译过程中，省略整个隐喻部分，用非隐喻的表达或相似的表达传递原文的信息。“翻译的首要任务是翻译信息内容，即译出原文的意思或转达意义”[7]。因此，为了避免语言的晦涩难懂，适时省略原文本的隐喻，可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例如：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第十三章）
韦译：It means that when a rule’s subjects get it they turn distraught，when they lose it they turn distraught.[4]
辜译：Honor itself，though mean，gives pleasant surprise to those who obtain it，as well as startles them when they lose it.[5]
上述例子包含隐喻“处于不理想状态为下”，属于空间隐喻。王弼说：“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6]释德清说：“宠为下，谓宠乃下贱之事也。”[6]宠在老子思想中处于低下的状态，此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隐喻概念。韦译本省略了原文本的隐喻部分，使得英语读者更易接收和理解原文的意思。辜译本把宠和下分别译作honor和mean，字面意思虽忠实于原文，却难以使英语读者将honor和mean联想在一起，易造成误解。
三、结语
本文介绍了概念隐喻及其三种类别，并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了《道德经》中典型概念隐喻及其两种英译本，探讨了国学典籍中隐喻的翻译方法。由于隐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且翻译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信息传递、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笔者认为，在进行国学典籍中隐喻的翻译活动时，需要译者有深厚的语言功底，熟谙原语和目标语双重文化，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传达原文的真实内涵。
参考文献：
[1]Lakof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