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注重整体性、意向性、迂回性和模糊性，后者注重个体性、抽象性、直线性和精确性。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地理、语言等方面去分析，但从哲学史考察，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中西哲学本体论的差异。中国哲学本体论是一种“体用一源”的本体论，西方哲学本体论是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这是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问题的提出

　　思维方式，作为把握世界的的方式，因为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也就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把在中西思维方式中占主导的特点剥离出来分析，既不否认中西思维方式在历史过程中的流变，也不否认二者所具有的相似性。基于此把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各归纳为四点。中国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如下，一是整体性，通过即综合事物的不同方面来把握事物的特征和本质；而是意向性，中国文化强调以象为基点的言意象之间的联系。作为象而言往往是感性的、朦胧的。人们喜欢用比喻、拟人或者类比等去描述或解释事物，喜欢用现实中可以感知到的事物去解释世界。比如汉字中的象形文字，《易经》里的八卦，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产物。三是迂回性，中国文化崇拜圆融相通，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太极阴阳图也是圆的.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表现出一种迂回的曲线思维，追求和谐圆融的状态。四是模糊性，老子的“道”是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无形无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种惚兮恍兮的“道”，正式体现中国思维方式的模糊性。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迥异，表现在如下特点。一是个体性，人之为人是作为原子式的个人而体现的，注重个体的价值和需要；二是抽象性，无论是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都喜欢从及其抽象的概念和公理出发去解释世界。三是直线性，西方人的思维由点到线，通过线的延伸表现出直线性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会委婉含蓄的迂回。四是精确性，西方人对概念的定义是种加属差，即要求要抓住事物本质性的规定，避免歧义，确保概念的清楚明白。与此相反，中国人的定义则偏向感性直观，不够精确和抽象。那么，中西思维方式形成的差异该如何解释呢？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有学者归结为“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維’为主导。”有学者把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汉字与西方字母文字的差异，“音素字母的不表意与汉字的表意，拼音构词的无限与常用汉字的有限，构成了中西思维的实质差异。”还有学者把体质人类学和地理环境作为原因。可以说构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多而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西本体论的差异，只有深入到本体论领域，才能够更深入地解答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中国哲学本体论与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其特点可以简单归结为“体用一源”，所以我称中哲本体论“体用一源”的本体论。本体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京房《易传》，本体指称的是阴阳乾坤之卦体。在易学中，“体”实际上就是卦体，一切的卦象都由乾体、坤体产生，卦体具有本源性的意味。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本体概念，却有类似概念，如道家的“道”，儒家的“天”。两汉时期，本体概念出现，主要理解为卦体或者本源性的概念。魏晋玄学有“崇有派”与“贵无派”的争论，儒道思想相互借鉴，深化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概念。到了宋代，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达到顶峰，以朱熹理学为代表，注重从“体用”关系理解本体。理学本体论不仅继承了儒家的学术传统，还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本体论最典型的代表，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首先，从对本体论的阐释来看，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强调“和”的本体论。中国哲学的本体，不强调主客对立，而是一种主客不分、心物合一的混沌本体。本体与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在实际运用中合二为一。体用、心物、天人具有一定的的相同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古人常讲“天人同构”、“天人合一”，是把“合”放在了第一位，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注重整体性和综合性。
　　其次，从本体与功用关系而言，体用一源。程颐最早在《伊川易传》中提出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的观点，无形之理是本原之体，有形之象是显著之物，理要通过有形之物来进行显现，这就是“用”。无形的理和有形的象统一于最高的“理”中，二者没有间隙。朱熹则指出体在用中，用不离体；理在物中，物不离体，进一步阐明了体用关系。朱熹把本体分为道之本体和心之本体，这两种本体统一于 “理” 中。“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这里的理就是道之本体。理具有客观性和道德性，蕴含着儒家的道德伦理原则，这就是“理之用”。虽说理是本体，但离开了理的功用，割裂二者关系便会成为空谈。同时心也有体用，主要体现在心统性情，已发未发的关系上。仁义礼智为性，为心未发之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情是性之情，是心已发之用。不仅儒家讲体用，佛家道家也讲体用。我们以道家为例，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其光，同其尘”。老子指出 “道”作为体而言其“常无”，作为“用”而言其“常有”，道在体用关系中展开自己的本质。就道本身来说，它是混沌，是不可规定的；就道和万物的关系来说，万物产生于道，是与道统一的。这一点和西方本体论是不同的，因为道中体现的是“冲和”的思想，是体用一源。而西方的本体论是“分”，是对立，是本体与外化物的绝对二元对立。
　　再次，从本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而言，中国哲学强调本体与具体事物的统一。佛家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阐释佛性与众生之性的关系，即“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受佛家影响，用月印万川来解释理一分殊，只有一个理，具体事物中都包含着完整的理，统一于太极之中；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水中的月亮来自天上，完整反映天上的月亮。在本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关注二者的统一。中国哲学喜欢运用比喻来阐释哲学思想，体现中国思维方式迂回性和感性直观的特点。 　　最后，在对本体的把握方式上，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体认方式。西方哲学善于用形式逻辑构建和理解本体，用概念化逻辑化的方法来认识把握本体。中国哲学则善于一种的涵养体悟的功夫，需要在反省修身的基础上对本体进行观照和感悟。这种体认方式注重对心性的把握和解蔽，体现在以儒释道为主的体悟本体的方式上。以佛学里的禅宗和宋明的理学和心学作简单阐述。佛学，在体悟佛法过程中特别强调心性的作用。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教导人们抛开一切杂念，去体悟真如佛性。这种体悟首先要相信众生皆有佛性，其次就是破除眼耳鼻舌身意等造成的虚妄假象，然后才能解蔽本心直指真性，禅宗的这种思想也影响着儒学。从宋明儒学来看，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注重发挥心性对“理”本体的把握。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心统性情。心是认识的主体，通过心可以将性与情统一起来。“性即理”，性为未发为静为体，情为已发为动为用，性情关系是体用关系。心虽虚灵、却能知觉、能思、通过心的主静涵养的功夫，可以引导人们认识到万物背后的“理”。可见朱熹的“心”即是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认识主体，它不是形而上的主体，却是格物致知达到天理必备的前提条件。心学大家王阳明比朱熹更进一步，他说“心即理也”，万物虽各异，理具与于心。正是因为有了此心，便具备了把握此理的前提。这种儒学主观唯心主义是心性功夫发展的一个高峰，它体现了中国哲学不注重概念逻辑演绎，但注重反省修身的涵养功夫，体现了中国“象”思维的意向性和模糊性的特点。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象”思维的概括层面上，更要深入到哲学本体论领域，即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本体论。中国哲学本体论强调求“和”、体用不二、本体与具体事物的统一，涵养体悟的心性功夫，它们塑造了中国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意向性、迂回性和模糊性的特点。

西方哲学本体论与思维方式

　　西方的“本体论”概念的的明確提出是在17世纪的时候，德国哲学家克兰纽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虽然本体论的词出现的晚，但是关于本体的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开始，人们就思考什么是万物的本原，本体是作为“始基”存在。哲学家开始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本体论还是朴素的，包括后来的赫拉克利特是火本原，德谟克利特的“四根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都可以理解为朴素的自然本体论。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把对本体的直观理解上升到更为抽象的表达，即“存在”。巴门尼德指出，存在是唯一的、不变的、永恒的、不动的。他把哲学本体论由经验世界转向超验世界。此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越来越抽象和形而上，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是四因说、直至近代笛卡尔的二元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都延续着巴门尼德奠定的理性本体论传统。可以巴门尼德奠定看西方哲学的理性本体论传统，近代由笛卡尔继承和发扬的这种理性传统，并在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具体分析这种西方哲学主导的理性本体论是如何塑造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的。
　　第一，西方哲学的本体的超验性塑造了个体性、抽象性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具有抽象性。首先，巴门尼德的“being”是极其抽象的，这不是说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就不抽象，而是相对而言巴门尼德的存在更抽象更超验。巴门尼德批判早期自然哲学家把对世界本原的研究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经验的对象是有限的静止的“非存在”，这条研究之路得到的只是“意见”；哲学家应该研究的是真正的“存在”，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人们运用理性研究存在，才能发现真正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走向“真理之路”。柏拉图继承巴门尼德衣钵，提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人们感受到的个别事物都是变动的不真实的，只有个别事物背后的普遍的抽象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是世界的本原。个别事物通过模仿分有了抽象的理念，二者是摹本与原本的关系。理念是超感性的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现实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理念的影子而已，这体现了西方人对抽象的本体的偏爱好执着。近代的哲学家也是如此，无论是莱布尼茨精神性的单子，费希特的自我，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超感性的存在，是远离经验世界的超验本体。本体的抽象性影响着思维方式的抽象性，塑造着追求理性至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性。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最能体现这一点，他强调原子偏离直线引起的偏斜运动，成功地打破了僵硬的“命运的束缚”，追求的是一种自由。正是偏斜运动打破相对的定在，赋予原子某种形式的规定，原子否定自身，努力摆脱盲目的必然性的精神，正式西方文化尊重个体性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写照。
　　第二，从本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而言，西方哲学本体论强调本体与现象的二分，体现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巴门尼德将超验的“存在”与感性的“非存在”分离开来，开启 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序幕。柏拉图的理念论，首先将理念与个别事物对立起来，即个别事物仅仅是分有了理念才存在，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只有理念才是真正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存在。作为本体的理念是高高在上的，作为个别事物的存在是短暂的虚假的，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区分了由理念组成的“可知世界”与由具体事物的组成的“可感世界”，把两个世界对立起来。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把世界的本原看做是两种实体，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当回答这两种实体如何实现统一时，笛卡尔搬出来上帝，认为上帝是唯一的实体，是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存在。那么上帝是精神还是物质呢？可见二元论并没有解决好两种实体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当面对身心关系的问题时，笛卡尔又陷入了矛盾，从属于物质实体的身体和从属于精神实体的心灵是如何沟通的呢？他试图用松果腺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难以自圆其说。西方哲学总是在精神与物质，本体与现象、身体与心灵等等范畴上二元对立，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二分”的思维方式。
　　第三，从对本体的体悟方式上看，西方哲学在追求本体的过程中具有精确性、严密性的特点。无论是自然本体还是理性本体，西方哲学都会用逻辑一步步推导出来，用确切、严谨的概念体系表达出来。苏格拉底通过“助产术”式的问答，反复诘难，不断揭示对方的矛盾，最终达到确定性的认识。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来确定清楚明白的概念，他怀疑我们周围感知到的客观世界、人们身体的活动、数学的观念等等，因而只有那些经得住怀疑的考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就是我的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怀疑的。因为在思维者进行怀疑的时候，设想思维者的主体不存在，那么怀疑就无法进行。所以笛卡尔得出结论“我思故我在”，确证了“我思”的合法性。这种运用逻辑推演追求哲学根基的方法，体现了西方思维方式善于分析，注重精确性的特点。黑格尔哲学无论是对作为本体的绝对精神，还是对意识、自我意识、自由等概念，都严格地进行分析推理，努力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哲学家可以通过理性，试图把握作为最高本体的绝对精神，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总之，西方哲学运用理性和逻辑把握本体的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思维方式。

结束语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能只用“象思维”与“概念思维”这样的方式去描述，也不能仅仅从语言、地理、经济等因素分析，而是需要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去辨析差异的原因。由于中西哲学博大精深，本文只能“管中窥豹”，浅析中西思维方式背后的哲学本体论因素。因此通过对中西哲学本体论思想的简单梳理，发现中国哲学是“体用一源”的本体论，西方哲学是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于中西哲学本体论的不同特点深刻塑造了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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