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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
从第一件瓷器的出现,到其后的发展和繁荣并对世界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言,它的意义显然早已超越了器物的、技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蕴涵着丰厚的人文内容和张力。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外部的表象,而应透过那些具体瓷器的外部表征,去搜寻那些隐含于内的思想痕迹及其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
所谓的青瓷,应是古人对于黄、绿、蓝这一色域的釉色的概称。而这一色域的釉色的产生是釉药中二氧化铁成分经过还原火后的结果。但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在今天看来,这一色彩出现在瓷器上,恰恰暗合了某种东方“尚青”的人文精神内容,或是提供了这种人文精神所能托附的契机。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青色是东方的主色。在中国人眼里,青,常常和天联系在一起,同时青还意味着廉明正直。因此,中国人对青色一直就怀有敬意。这种敬天尚青之心,在瓷器的釉色上反映为以青为主的取向。如清代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中记载“陶器以青为贵,五彩次之……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以粉青为上,哥窑,龙泉窑,其色皆青”等等。
自古以来,青瓷之美,常常喻之以“玉”和“冰”,并以“玉”为其审美的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讲“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应是中华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的延展,亦是从晋至宋制瓷的审美主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就是由儒家提出的。其实,玉之为物,自身并无德的含义和自觉,只不过是儒家学说把对人生修养的目标借“玉”这个东西张扬出来,使人能够有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激励人时时不忘修心向德。青瓷审美的“类冰比玉”说,也正是儒家思想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路体现。这种把人格和器物的制造有机结合的方式,也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精神层次与语言范式相对应的结果。在这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中国艺术的精神》徐复观)。
应该说青瓷在符合了儒家“托物见志”、“以玉比德”的审美需要的同时,也同时迎合了道家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趣味。道家思想以“静为依归”,而青色的幽玄、静谧也正符合了这种审美的情趣。
魏晋玄风重视自然、朴素、平淡,否定依傍、虚伪、造作、外在、形式的东西。而当这些思想由形而上的观念向下落实的时候,这种“士”的平易隽永、含蓄淡泊、静谧内俭的性灵修养亦必然会反映到日常的生活中和对青瓷的审美取向上。“士”好茗茶谈玄,即喜好用冲淡质朴的青色瓷器为茶具,以喻其清雅。青瓷鼎盛于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哥、汝、钧四窑都属于青瓷的系统。宋徽宗赵佶崇奉道教、提倡文治,这种充满静谧、带有神秘冷色的瓷器,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审美情趣。
由此,我们发现青瓷不仅是单纯的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在文化上折射着丰厚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哲理和审美情趣,是和儒家的“道德人生”与道家的“自在人生”相联系的,并且在至高的人格主义层面上,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生命源泉,从而“器”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活着的力量。
龙泉青瓷碗(宋)
从第一件瓷器的出现,到其后的发展和繁荣并对世界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言,它的意义显然早已超越了器物的、技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蕴涵着丰厚的人文内容和张力。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外部的表象,而应透过那些具体瓷器的外部表征,去搜寻那些隐含于内的思想痕迹及其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
所谓的青瓷,应是古人对于黄、绿、蓝这一色域的釉色的概称。而这一色域的釉色的产生是釉药中二氧化铁成分经过还原火后的结果。但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在今天看来,这一色彩出现在瓷器上,恰恰暗合了某种东方“尚青”的人文精神内容,或是提供了这种人文精神所能托附的契机。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青色是东方的主色。在中国人眼里,青,常常和天联系在一起,同时青还意味着廉明正直。因此,中国人对青色一直就怀有敬意。这种敬天尚青之心,在瓷器的釉色上反映为以青为主的取向。如清代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中记载“陶器以青为贵,五彩次之……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以粉青为上,哥窑,龙泉窑,其色皆青”等等。
自古以来,青瓷之美,常常喻之以“玉”和“冰”,并以“玉”为其审美的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讲“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应是中华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的延展,亦是从晋至宋制瓷的审美主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就是由儒家提出的。其实,玉之为物,自身并无德的含义和自觉,只不过是儒家学说把对人生修养的目标借“玉”这个东西张扬出来,使人能够有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激励人时时不忘修心向德。青瓷审美的“类冰比玉”说,也正是儒家思想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路体现。这种把人格和器物的制造有机结合的方式,也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精神层次与语言范式相对应的结果。在这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中国艺术的精神》徐复观)。
应该说青瓷在符合了儒家“托物见志”、“以玉比德”的审美需要的同时,也同时迎合了道家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趣味。道家思想以“静为依归”,而青色的幽玄、静谧也正符合了这种审美的情趣。
魏晋玄风重视自然、朴素、平淡,否定依傍、虚伪、造作、外在、形式的东西。而当这些思想由形而上的观念向下落实的时候,这种“士”的平易隽永、含蓄淡泊、静谧内俭的性灵修养亦必然会反映到日常的生活中和对青瓷的审美取向上。“士”好茗茶谈玄,即喜好用冲淡质朴的青色瓷器为茶具,以喻其清雅。青瓷鼎盛于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哥、汝、钧四窑都属于青瓷的系统。宋徽宗赵佶崇奉道教、提倡文治,这种充满静谧、带有神秘冷色的瓷器,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审美情趣。
由此,我们发现青瓷不仅是单纯的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在文化上折射着丰厚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哲理和审美情趣,是和儒家的“道德人生”与道家的“自在人生”相联系的,并且在至高的人格主义层面上,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生命源泉,从而“器”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活着的力量。
龙泉青瓷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