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晚上，上千民众在联合广场为密苏里被警察枪杀的黑人少年布朗默哀，他们还沿着百老汇大道一直走到了时代广场，为男孩和最近被纽约警察施行锁喉致死的黑人小贩加纳示威游行。
　　“有时候我觉得麻木了。每次有黑人被打死，就会有游行。但我们都知道，警察每次都可以逃脱，下次还是会有黑人成为牺牲者。”Jonathan坐在麦迪逊大道一个高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边加班边对我说。
　　Jonathan是我在南京上大学时的好友，他日文熟练，会讲一点中文，性格开朗爱笑爱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去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纽约。因为经济不景气，他花了一年多时间，从酒吧侍应生换到现在的地产经纪人工作。他很努力，周末常常加班。最近为了攒钱和男友搬新家，他又搬回了皇后区的Jamaica，跟家人一起住。
　　我没想到，当我问到他在Jamaica的成长经历，是否经历过突然遭警察拦截的时刻，正回着邮件的他激动起来，说起了他2010年感恩节前夕被拘留的事情。
　　“那天我和朋友们出去跳舞，当时我们喝了酒，在地铁站里说笑，我跟一个中国人聊天，我因为一个笑话大笑起来，一个白人警察就走过来了。他们说要搜身。我当时就拒绝让他们搜。突然六七个白人警察就一齐围过来，强行按住我。我跟他们说，让我回家吧，明天就是感恩节了。结果那个最凶的警察说，你去监狱里吃火鸡三明治吧！”
　　他被带到警局，警察说他有自杀倾向，叫来了救护车，强行拉他去医院。怕他跑掉，一个警察更是跳到他身上固定住他。后来他被铐在椅子上呆了一夜。他的妈妈甚至以为他在外被警察枪杀了，哭了一个晚上。
　　布朗案真相仍不明朗，但就像是一场突然的“地壳运动”，让黑人群体把他们对于经济不平等、在司法体系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喷薄而出。
　　纽约市在90年代初因为利用“破窗理论”治理城市犯罪而出名，通过严惩逃票、聚众喝酒、扰乱公共场合秩序等罪行较轻的违规犯罪行为来整肃社区，这一治理思路被许多城市借鉴。现在美国也逐渐出现反思：骤降的犯罪率，是否值得以少数族裔社区风声鹤唳的心理阴影和越来越深的族裔隔阂为代价。
　　我还记得，当民权活动家夏普顿牧师说到“马丁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时，我身边的一位黑人母亲，紧紧搂住儿子，好像担心他会突然消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