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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新危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天空出现过“文革”之后为时不长的闪亮，大体上发自三个光源，一是以艾青为首的“归来者”，二是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蓉等人（或可称为“思想者”），三是西部诗群（或可称为“拓荒者”）。
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新诗进入了新的危机时期，用“低潮”、“不景气”“边缘化”之类的词汇已经不足以表明它的严重性。时至今日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深重，这是一次全面的危机，它已经体现在了诗歌领域的各个方面：
感情危机。从连篇累牍的新诗中，最常看到的现象是：冰冷的抒情，旁观的叙事，无病的呻吟，暗室的呓语；少有强烈的爱憎，深沉的思考，真诚的表白，正气的弘扬。赤子之心，肺腑之言，在诗中渐行渐远。蜗牛式的心态垄断着诗情，个人的悲欢与社会的脉搏明显断裂，不食人间烟火的闲情消解了忧国忧民的传统情怀。也还间有无聊的政治表态与老式的附势拍马。
语言危机。大量非诗的口语纷纷入诗，破坏了语言的美、精、洁。诗歌从来不排斥并且需要吸收口语，但不能不加选择，因为口语有诗性与非诗性之分，前者如“路滑，请慢走”，后者如“泥太多了，你他妈小心点儿”。同时又有种种自造的词汇以新奇时髦的姿态屡屡混杂在诗中，既不像翻译语言，也不是古汉语，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文言”吧？它的特点是费解，读来听不懂，看了想不明。像“如蜜蜂/潜入墨”，“善附枝而生/善鸣”等便是。诗是语言艺术的峰顶，诗的语言是神圣的语言，是最具审美功能的语言，也是人们最容易记忆最乐于背诵的语言，如此向粗俗与艰涩两极分化，而且带有普遍性，实属罕见。
诗人缺乏揪心之情，少有惊人之语，作品能不苍白吗？
形式危机。新诗应不应当具有一定的形式，应当是一种或几种什么样的形式，已经研究、争论了好几十年了。此处不再回述。反正当前的新诗是没有形式可言的，即所谓“一首一个形式”。它与其他文学体裁在形式上的唯一区别是分行排列。而这种分行也是相当无序的，上一行可以有30个字，下一行则可以只有三个字，与闻一多所提倡的“建筑美”已经毫不相干。我认为，新诗完全不讲形式是不行的，人有人形，狗有狗样，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形式，不能够唯诗没有。
阅读危机。新诗的读者本来不多，这些年更是逐年锐减，如果用“阵地”来比喻的话，正在不断丢失，迅速缩小，只能退守一隅，而且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出版社不肯印诗，除非自费；图书馆和书店里的诗倍受冷落。诗的读者只剩了诗的作者，有些作者并不看别人的诗。当年声言不看新诗，说出了“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的气话的已经不只是某一个人，实际上已是亿万人对于新诗的态度。试想，一个剧种的演出，无人买票，剧场里只有寥寥几个观众，且都是自己院团的演员外带几个家属，岂不可悲！奇怪的是，诗坛却“热闹”、“繁荣”得很，各处的评奖频频举行，作品的研讨长盛不衰，一批批诗人获得头衔，朗诵会时有举办，诗报刊编印不辍，大有超越盛唐之势。其实只是圈内的自娱自乐，类似“皇帝的新衣”，读者并不买账，社会上不见有佳作流传即是证明。偶尔引起一番热议的并不是属于“正能量”的东西，倒是谁个出了臭诗，哪里出了怪人，评奖出了丑闻，或者又制造出了什么“体”。新闻“在诗外”，真是叫人难堪！
自省危机。诗人不知亡诗祸，窗下犹念里尔克。固然不能说新诗已经是四面楚歌，面临着全线崩溃，但是面对种种危机，总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没有忧患意识；不能依然闭眼高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是假好，而是真好”。尤其对于发生于自身的危机，更是缺乏自省，有些诗人不要说“吾日三省吾身”了，恐怕一生连“一省”也不曾有过。中国的新诗将近百年，至今依然“奄奄一息”（鲁迅当年的评语）；中国是一个“诗国”的光荣大厦，依然只是靠唐诗宋词的梁柱支撑着，新诗只是为它加了几根弯曲的檩条。读者的冷漠，并没有倒逼诗人从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
编辑危机。在诗坛上，编辑的责任相当重大，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裁判”加“守门员”的作用，他们应当既有“伯乐”的水平，又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不幸的是，不少编辑新诗的人缺乏应有的文学素养，甚至不清楚新诗的发展历史，不知道有过哪些名家、名篇，只知道自己的“恩师”、自己的“哥们儿”。甚至把本属于“公器”的诗歌报、刊、选本当做了“自留地”或私人开设的小店铺。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相互发稿，编权交易。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很难入内。
评论危机。诗歌评论本来滞后，有些“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明显的弊病有三：一是误导读者。搞人情评论，有偿评论，拍马评论；良莠不分，言不由衷，无原则的吹捧，混淆了好诗与伪诗的区别，甚至不惜推介低俗诗，赞赏抄袭者。二是空洞无物。尽管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读来不得要领，作者不知所云，“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瞿秋白语）。三是回避现实。评远不评近，评外不评中，不接触当前的热议，专找“冷门儿”为题，这样既无风险，又不惹人，还易成名。
也许有人认为我把当前的中国新诗看得“一团漆黑”，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从而降罪于我。我想，诗坛虽然没有“中纪委”，没有“巡视组”，但是为了疗救新诗，专找问题、专挑毛病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吧。
对面新诗日益严重的危机，有识之士日夜焦虑，大声疾呼。特别值得尊敬的是，当代新诗研究的权威、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教授首倡新诗“二次革命”，提出“诗体重建”，为新诗的振兴和发展出谋划策，向新诗的疗救与发展投射出理论的曙光。其影响遍及国内外，但诗人们的实践还没有跟上。
中国的新诗究竟向何处去，我辈难以预料。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危机尽头，就是转机。
当代诗人的五种属性
表面繁荣的当代中国诗坛，各类诗人（包括非作协会员）之多，诗歌报刊（包括刊的）之多，出版诗集（包括自费）之多，诗歌活动（包括评奖、办节、采风、研讨）之多可以说打破了记录，创立了新高，空前的繁荣。那我为什么还要在繁荣一词之前加上表面二字？是因为缺少大诗人，同时也就缺少大作品，精品稀有。总体而言是量之大远胜于质之高。社会的共识是：中国新诗诞生已近百年，至今未能扎根群众，仍处于试验阶段。 问题出在哪里？在于体制吗？不是。封建时代出过屈、宋，帝制时代出过李、杜，民国时代出过闻、艾。在于读者吗？更不是。人民群众对任何作品都是公正的，至少不会抱有一成不变的偏见。我认为关键在于诗人，问题出在诗人的身上，也就是诗人的素质。素质是由遗传基因、文化土壤、本人特质、成长环境等多种条件和因素融会构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诗人对诗的认知，诗人在观念上、从骨子里是如何看待诗的功能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诗人的类型和诗作的质量，我想用属性一词来概括地表达更为简便。
我认为当代诗人的属性，可以划分为ABCDE五种类型。
如果他认知诗是语言艺术的顶峰，是高级审美的对象，那必然会对诗怀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为之，不会随意乱写，绝不亵渎诗歌，绝不玩弄语言；他追求的是精益求精，宁缺毋滥，以一当十，不务虚名，甘于寂寞，远离喧嚣，毫无急功近利的心态，只求让作品能够经得起读者与时间的考验。此种属于A型。数十年中，A型诗人不多，即使有也不受重视，会被视为“不勤”，“难产”，甚或被扣上“唯美主义”的帽子。
如果他认知诗是抒发内心感受的形式，宣泄个人感情的方式，那必然会不择题材，不计主题，随感而作，自然流露；心中有诗，不写不快；不以发表为目的，当然也希望人看；宁肯自己吹口哨，不为时代吹号角。起初无意做诗人，后来成名也顺当。此种属于B型。B型诗人过去是进不了主流的，他们被归入写“小我”者，受到歧视。他们的率真不被尊重，他们的感情常被批为“小资”。“文革”以后，随着“个性化”的提倡，这类诗人才日益活跃起来，数量激增。
如果他认知诗是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文学，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的灵魂变得美好的春风细雨，那就必然抱有远大的理想，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看重作品的社会效果。但他们并不追求“立竿见影”，而是高举“人性”旗帜，以水滴石穿的信念，赞美人性之善，讨伐兽性之恶；以类似宗教的精神，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此种属于C型。大凡有良知的、经历丰富比较成熟的诗人都属于C型。
如果他认知诗是治国平天下的帮手，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那必然会注目时局，紧跟形势，表述大事，态度多变；每逢政治庆典、重大时事、固定节日以及领袖人物的活动等，他们都会写出诗来，赞扬之，配合之，复制之。且往往为争取时效急不择言，忽视艺术水准，专著主题思想。不求流传于后世，但望“闻达于诸侯”。此种属于D型。D型诗人由于其诗属于正能量、主旋律作品，符合主流媒体的需要，倍受官方青睐，长期以来在诗界老少相继，络绎不绝；尤其是写旧体诗的老者，表现更为普遍而突出。
如果他认知诗是逐利、晋身的便利阶梯，必然勤于写作迎逢、拍马之作，把主要精力甚至全部心计都用在了诗外，时刻在巴结上人和炒作自己上两面作战。此类属于E型。此类诗人，大多缺才，甚至未入文学之门。他们知道，要写散文得有上千的通顺文字，要写小说得有人物故事情节，写评论得说出点什么见解，于是看中了诗歌。他们认为当代的新诗是最好写的东西，三言五语，随便分行，可以不通，可以无韵，最不费力，且能发表，甚至连题目只有三个字的“诗”都能扬名当世就是例证。E型诗人中略有文字水平者，还可能写出千百行廉价的颂歌来，晋级D型。
对于这五种属性的诗人，我的态度是：尊重A型，欣赏B型，提倡C型，远离D型，鄙视E型。
新诗，败于语言
诗这种语言艺术，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的。他们把最美的语言称为“诗的语言”，把最美的风景叫做“如诗如画”，把最美的境界用“富有诗意”来形容，把写诗写得最好的人奉为“诗仙”、“诗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你要是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这些，都是例证。
因此，古代的诗人对诗都心怀敬畏，对于作诗也都能认真对待，严肃操作，不敢随意为之。特别是对诗的语言的追求、使用、选择、推敲、锤炼极其慎重而苛刻，甚至达到了“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也才有了“一字千金”、“一字之师”、“字字珠玑”等说法。由此产生并流传了不少的佳句名篇。这个，已是传统。
所以，我把评判好诗的简易标准定为六个字：揪心情，惊人语。
“五四”运动之后，改用白话写诗，之所以将近百年“迄未成功”，人们对新诗的喜爱日渐式微，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写作新诗的人失去了对于语言的尊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不选择、不加工地任性使用；二是不再珍惜语言，任意挥霍浪费，完全丢掉了“惜字如金”的优良传统。以致使诗无异于散文，混同于论文。试问，搞诗歌的人，如此对待语言，怎能获得读者的认可？
写到这里，如果不举例说明，可能缺乏说服力，那我就对诗不对人地抄出三行来请大家看看：
由生产队副队长而知青组长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富县军马场仓
库保管员
而陕南略阳28372工程处团委书记兼
新闻干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诗句”并非出自初学写诗者之手，而是出现于据称是著名诗人的大作之中，以这样的语言入诗，岂不令人无语？
责任编辑 子 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天空出现过“文革”之后为时不长的闪亮，大体上发自三个光源，一是以艾青为首的“归来者”，二是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蓉等人（或可称为“思想者”），三是西部诗群（或可称为“拓荒者”）。
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新诗进入了新的危机时期，用“低潮”、“不景气”“边缘化”之类的词汇已经不足以表明它的严重性。时至今日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深重，这是一次全面的危机，它已经体现在了诗歌领域的各个方面：
感情危机。从连篇累牍的新诗中，最常看到的现象是：冰冷的抒情，旁观的叙事，无病的呻吟，暗室的呓语；少有强烈的爱憎，深沉的思考，真诚的表白，正气的弘扬。赤子之心，肺腑之言，在诗中渐行渐远。蜗牛式的心态垄断着诗情，个人的悲欢与社会的脉搏明显断裂，不食人间烟火的闲情消解了忧国忧民的传统情怀。也还间有无聊的政治表态与老式的附势拍马。
语言危机。大量非诗的口语纷纷入诗，破坏了语言的美、精、洁。诗歌从来不排斥并且需要吸收口语，但不能不加选择，因为口语有诗性与非诗性之分，前者如“路滑，请慢走”，后者如“泥太多了，你他妈小心点儿”。同时又有种种自造的词汇以新奇时髦的姿态屡屡混杂在诗中，既不像翻译语言，也不是古汉语，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文言”吧？它的特点是费解，读来听不懂，看了想不明。像“如蜜蜂/潜入墨”，“善附枝而生/善鸣”等便是。诗是语言艺术的峰顶，诗的语言是神圣的语言，是最具审美功能的语言，也是人们最容易记忆最乐于背诵的语言，如此向粗俗与艰涩两极分化，而且带有普遍性，实属罕见。
诗人缺乏揪心之情，少有惊人之语，作品能不苍白吗？
形式危机。新诗应不应当具有一定的形式，应当是一种或几种什么样的形式，已经研究、争论了好几十年了。此处不再回述。反正当前的新诗是没有形式可言的，即所谓“一首一个形式”。它与其他文学体裁在形式上的唯一区别是分行排列。而这种分行也是相当无序的，上一行可以有30个字，下一行则可以只有三个字，与闻一多所提倡的“建筑美”已经毫不相干。我认为，新诗完全不讲形式是不行的，人有人形，狗有狗样，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形式，不能够唯诗没有。
阅读危机。新诗的读者本来不多，这些年更是逐年锐减，如果用“阵地”来比喻的话，正在不断丢失，迅速缩小，只能退守一隅，而且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出版社不肯印诗，除非自费；图书馆和书店里的诗倍受冷落。诗的读者只剩了诗的作者，有些作者并不看别人的诗。当年声言不看新诗，说出了“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的气话的已经不只是某一个人，实际上已是亿万人对于新诗的态度。试想，一个剧种的演出，无人买票，剧场里只有寥寥几个观众，且都是自己院团的演员外带几个家属，岂不可悲！奇怪的是，诗坛却“热闹”、“繁荣”得很，各处的评奖频频举行，作品的研讨长盛不衰，一批批诗人获得头衔，朗诵会时有举办，诗报刊编印不辍，大有超越盛唐之势。其实只是圈内的自娱自乐，类似“皇帝的新衣”，读者并不买账，社会上不见有佳作流传即是证明。偶尔引起一番热议的并不是属于“正能量”的东西，倒是谁个出了臭诗，哪里出了怪人，评奖出了丑闻，或者又制造出了什么“体”。新闻“在诗外”，真是叫人难堪！
自省危机。诗人不知亡诗祸，窗下犹念里尔克。固然不能说新诗已经是四面楚歌，面临着全线崩溃，但是面对种种危机，总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没有忧患意识；不能依然闭眼高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是假好，而是真好”。尤其对于发生于自身的危机，更是缺乏自省，有些诗人不要说“吾日三省吾身”了，恐怕一生连“一省”也不曾有过。中国的新诗将近百年，至今依然“奄奄一息”（鲁迅当年的评语）；中国是一个“诗国”的光荣大厦，依然只是靠唐诗宋词的梁柱支撑着，新诗只是为它加了几根弯曲的檩条。读者的冷漠，并没有倒逼诗人从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
编辑危机。在诗坛上，编辑的责任相当重大，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裁判”加“守门员”的作用，他们应当既有“伯乐”的水平，又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不幸的是，不少编辑新诗的人缺乏应有的文学素养，甚至不清楚新诗的发展历史，不知道有过哪些名家、名篇，只知道自己的“恩师”、自己的“哥们儿”。甚至把本属于“公器”的诗歌报、刊、选本当做了“自留地”或私人开设的小店铺。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相互发稿，编权交易。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很难入内。
评论危机。诗歌评论本来滞后，有些“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明显的弊病有三：一是误导读者。搞人情评论，有偿评论，拍马评论；良莠不分，言不由衷，无原则的吹捧，混淆了好诗与伪诗的区别，甚至不惜推介低俗诗，赞赏抄袭者。二是空洞无物。尽管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读来不得要领，作者不知所云，“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瞿秋白语）。三是回避现实。评远不评近，评外不评中，不接触当前的热议，专找“冷门儿”为题，这样既无风险，又不惹人，还易成名。
也许有人认为我把当前的中国新诗看得“一团漆黑”，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从而降罪于我。我想，诗坛虽然没有“中纪委”，没有“巡视组”，但是为了疗救新诗，专找问题、专挑毛病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吧。
对面新诗日益严重的危机，有识之士日夜焦虑，大声疾呼。特别值得尊敬的是，当代新诗研究的权威、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教授首倡新诗“二次革命”，提出“诗体重建”，为新诗的振兴和发展出谋划策，向新诗的疗救与发展投射出理论的曙光。其影响遍及国内外，但诗人们的实践还没有跟上。
中国的新诗究竟向何处去，我辈难以预料。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危机尽头，就是转机。
当代诗人的五种属性
表面繁荣的当代中国诗坛，各类诗人（包括非作协会员）之多，诗歌报刊（包括刊的）之多，出版诗集（包括自费）之多，诗歌活动（包括评奖、办节、采风、研讨）之多可以说打破了记录，创立了新高，空前的繁荣。那我为什么还要在繁荣一词之前加上表面二字？是因为缺少大诗人，同时也就缺少大作品，精品稀有。总体而言是量之大远胜于质之高。社会的共识是：中国新诗诞生已近百年，至今未能扎根群众，仍处于试验阶段。 问题出在哪里？在于体制吗？不是。封建时代出过屈、宋，帝制时代出过李、杜，民国时代出过闻、艾。在于读者吗？更不是。人民群众对任何作品都是公正的，至少不会抱有一成不变的偏见。我认为关键在于诗人，问题出在诗人的身上，也就是诗人的素质。素质是由遗传基因、文化土壤、本人特质、成长环境等多种条件和因素融会构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诗人对诗的认知，诗人在观念上、从骨子里是如何看待诗的功能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诗人的类型和诗作的质量，我想用属性一词来概括地表达更为简便。
我认为当代诗人的属性，可以划分为ABCDE五种类型。
如果他认知诗是语言艺术的顶峰，是高级审美的对象，那必然会对诗怀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为之，不会随意乱写，绝不亵渎诗歌，绝不玩弄语言；他追求的是精益求精，宁缺毋滥，以一当十，不务虚名，甘于寂寞，远离喧嚣，毫无急功近利的心态，只求让作品能够经得起读者与时间的考验。此种属于A型。数十年中，A型诗人不多，即使有也不受重视，会被视为“不勤”，“难产”，甚或被扣上“唯美主义”的帽子。
如果他认知诗是抒发内心感受的形式，宣泄个人感情的方式，那必然会不择题材，不计主题，随感而作，自然流露；心中有诗，不写不快；不以发表为目的，当然也希望人看；宁肯自己吹口哨，不为时代吹号角。起初无意做诗人，后来成名也顺当。此种属于B型。B型诗人过去是进不了主流的，他们被归入写“小我”者，受到歧视。他们的率真不被尊重，他们的感情常被批为“小资”。“文革”以后，随着“个性化”的提倡，这类诗人才日益活跃起来，数量激增。
如果他认知诗是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文学，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的灵魂变得美好的春风细雨，那就必然抱有远大的理想，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看重作品的社会效果。但他们并不追求“立竿见影”，而是高举“人性”旗帜，以水滴石穿的信念，赞美人性之善，讨伐兽性之恶；以类似宗教的精神，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此种属于C型。大凡有良知的、经历丰富比较成熟的诗人都属于C型。
如果他认知诗是治国平天下的帮手，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那必然会注目时局，紧跟形势，表述大事，态度多变；每逢政治庆典、重大时事、固定节日以及领袖人物的活动等，他们都会写出诗来，赞扬之，配合之，复制之。且往往为争取时效急不择言，忽视艺术水准，专著主题思想。不求流传于后世，但望“闻达于诸侯”。此种属于D型。D型诗人由于其诗属于正能量、主旋律作品，符合主流媒体的需要，倍受官方青睐，长期以来在诗界老少相继，络绎不绝；尤其是写旧体诗的老者，表现更为普遍而突出。
如果他认知诗是逐利、晋身的便利阶梯，必然勤于写作迎逢、拍马之作，把主要精力甚至全部心计都用在了诗外，时刻在巴结上人和炒作自己上两面作战。此类属于E型。此类诗人，大多缺才，甚至未入文学之门。他们知道，要写散文得有上千的通顺文字，要写小说得有人物故事情节，写评论得说出点什么见解，于是看中了诗歌。他们认为当代的新诗是最好写的东西，三言五语，随便分行，可以不通，可以无韵，最不费力，且能发表，甚至连题目只有三个字的“诗”都能扬名当世就是例证。E型诗人中略有文字水平者，还可能写出千百行廉价的颂歌来，晋级D型。
对于这五种属性的诗人，我的态度是：尊重A型，欣赏B型，提倡C型，远离D型，鄙视E型。
新诗，败于语言
诗这种语言艺术，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的。他们把最美的语言称为“诗的语言”，把最美的风景叫做“如诗如画”，把最美的境界用“富有诗意”来形容，把写诗写得最好的人奉为“诗仙”、“诗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你要是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这些，都是例证。
因此，古代的诗人对诗都心怀敬畏，对于作诗也都能认真对待，严肃操作，不敢随意为之。特别是对诗的语言的追求、使用、选择、推敲、锤炼极其慎重而苛刻，甚至达到了“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也才有了“一字千金”、“一字之师”、“字字珠玑”等说法。由此产生并流传了不少的佳句名篇。这个，已是传统。
所以，我把评判好诗的简易标准定为六个字：揪心情，惊人语。
“五四”运动之后，改用白话写诗，之所以将近百年“迄未成功”，人们对新诗的喜爱日渐式微，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写作新诗的人失去了对于语言的尊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不选择、不加工地任性使用；二是不再珍惜语言，任意挥霍浪费，完全丢掉了“惜字如金”的优良传统。以致使诗无异于散文，混同于论文。试问，搞诗歌的人，如此对待语言，怎能获得读者的认可？
写到这里，如果不举例说明，可能缺乏说服力，那我就对诗不对人地抄出三行来请大家看看：
由生产队副队长而知青组长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富县军马场仓
库保管员
而陕南略阳28372工程处团委书记兼
新闻干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诗句”并非出自初学写诗者之手，而是出现于据称是著名诗人的大作之中，以这样的语言入诗，岂不令人无语？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