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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也在发生着变化，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稳固。执政合法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重大突出问题的应对、执政党建设、意识形态教育等四个方面。当前，要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为重点，以有效应对重大突出问题为契机，以执政党建设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导向，实现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持续稳固与提升。
关键词：新常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巩固与提升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53-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1]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6.9%、6.7 %，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发生了经济增长的大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历史上有三种形式——革命胜利、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合法性来源过分依重了高速增长的经济绩效，当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的时候，需要从制度和法治建设方面探索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常态下执政合法性资源不能过分依赖于经济绩效，而要在制度和法治建设上加大力度，经济绩效不完全等同于执政绩效，只是执政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稳固的执政合法性与解决时代背景下的主要矛盾与重大突出问题直接相关。因此，随着新常态的到来，针对新情况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稳固带来的挑战，探讨新形势下通过围绕主要矛盾与重大突出问题的解决来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解决矛盾与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执政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2]合法性是政治稳固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的认同、服从和拥护时，其政局才会稳定，治理才更有效，反之，就会削弱甚至动摇执政党的影响力，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政权丧失。在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合法性是理解公民与执政党关系的核心概念，执政合法性问题一直是西方理论界长盛不衰的一个研究热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马克斯·韦伯，以及现代的哈贝马斯都有所涉及。我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时间并不长，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近些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开展执政合法性研究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话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说：“9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3]同时，他告诫全党同志：“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说，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光明的前景”，也稳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比如，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射了“两弹一星”，清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和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应对了“八九政治风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了汶川大地震，深入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和大幅度提升了综合国力等等，取得了一系列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的成就。所以，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巩固与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其中重大突出问题包括已经出现的重大事件和尚未出现但隐含着重大风险的情况。对于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重要矛盾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我们做研究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抓住主要矛盾在阶段中所存在的特殊性的重要矛盾。比如，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之间的矛盾，但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特殊性的重要矛盾存在，新中国的成立，宣告这些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得以解决，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中国共产党执政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因此，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矛盾的解决直接决定着民心归向。
其次，重大突出问题的解决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保障。每一次重大突出问题的成功解决，体现的是党强劲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赢得的是发展的机遇，提振的是民众对党执政能力的信心。比如，解决“四人帮”问题就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机遇和条件，赢得了民众对党执政的信心。反之，如果重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则会严重挫伤民众的信任。
再次，执政党建设是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条件。执政党建设的优劣决定着它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强弱。邓小平说：“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绝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4]面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5]380-381正是因为执政党建设的强大，我们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因此，党的建设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的强大支撑，是赢得民众信任的内在因素。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保障。意识形态教育为民众形成共识，消解意识上的冲突提供了思想保障。有学者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归结为意识形态教育，这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说，意识形态教育对民众理解、认同、服从和拥护党的执政起了重要作用，但把执政合法性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教育却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尤其进入新时期习近平郑重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6]从解决矛盾和突出问题这一角度而言，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本质上就具有消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形式”维护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虽然不是党执政稳固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有它，未必一定成事；没有它，必然坏事。前苏联共产党正是从起初的“淡化意识形态”演变到放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造成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失控、失权到失语，使党的执政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新常态下巩固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矛盾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矛盾已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极大提升、人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将在“十三五”期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但是，新时期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还包含着阶段性的重要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陆学艺认为，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的时候，我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矛盾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8]这就是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但是社会与民生事业的短板解决不好将影响发展和执政的稳固。比如，中国GDP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统计表明仅农村“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9]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2，已连续7年下降，但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10]根据201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在全部被调查者中，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占51.2%，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50.3%，认为工作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40.3%，认为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33.9%。[11]转型时期社会逐渐形成的贫富分化，给社会整合带来困难，也给执政合法性的稳固造成了影响。
2.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时有发生，考验着党执政能力。例如：国际上，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尤其是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使中国处于严峻的国际紧张形势之下。在国内，有研究指出，近些年中国的“社会秩序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呈负增长，重特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比如，2014年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事件，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6年黑龙江龙煤集团职工讨薪事件等等。总体而言，和平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冲突大多是可以管控的。国内现阶段重大突出问题中除了分裂分子的恐怖活动之外，民众以心理、话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来自利益之争而非权力之争，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可协调性。
3.执政党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官员的腐败行为不断曝光，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发现了一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和不少突出问题，有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确实印证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这不是窥一斑，而是窥十斑见全豹，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不能视而不见，高举轻放，看到问题不处理，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肓。”[12]进入新时期，庸政、懒政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为官不为问题，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次提到：“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13]有抽样调查显示：“高达68.14% 的人在过去两年内，遭遇过至少一次‘为官不为’情况。”[14]党员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力量，然而，有的党员干部却无视党纪国法，滥政用权，为官乱为，肆无忌惮，权力裸奔；有的党员干部懒政，无视责任，为官不为，无所作为，像供在寺庙里的佛像。无论是滥政还是懒政，都会对党的执政事业造成伤害，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问题。习近平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5]近些年来，有些人企图以“历史虚无主义”来否定党的历史成就、思想理论；还有些人打着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等学术幌子来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向党的意识形态进攻。客观上，这些言论混淆了民众的思想，给党执政合法性的稳固带来了一些挑战。
三、新常态下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
第一，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重点。习近平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最大的主题，不断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发展首要的就是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5] 354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大国地位和稳固的执政基础。但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是过去简单依靠拼资源的发展老路了，而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多依靠科技与创新提质增效，破解发展难题。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引起党和政府足够重视并应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补上短板逐步解决。为此，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经费，杜绝浪费，加大投入，将更多的财税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的薄弱环节，立足长远，加大扶贫开发、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社会养老等事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这些事业逐年发展和改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第二，以重大突出问题的处理为契机。每次重大突出问题的出现，既是对党执政能力的挑战，处理得好也是赢得民众认同、拥护的契机。为此，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增速放慢，以前积累的各类利益矛盾就很有可能突显出来，所以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忧患砺党”，当问题来临之时必须有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处置，牢牢把握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主动权和话语权，走出一条新路。二是坚持以人为本，赢得民心。在应对重大突发问题中，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着力解决群众在突发问题中的生产生活困难，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重大困难面前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三是新常态下由于社会转型，存在各种利益冲突，要区别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善于在法治框架下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危及执政合法性“硬核”，即以暴力方式冲击政治制度，否定核心价值观，甚至分裂国家的行为，必须采取果断专政措施。对于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党和政府应持宽容态度，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途径进行规范和调解。四是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积极寻找出重大突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做到正确研判，科学决策，果断处置。五是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处置好重大突出问题。重大突出问题往往涉及面广，影响大，出现突然，有很强的敏感性和综合性，执政党要在关键时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及时有效开展工作。
第三，以抓好执政党建设为根本。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开展工作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必须在新时期加以完善。比如，强化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高决策、执行的效率。完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在党内营造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如从顶层对防腐总体规划，完善防腐制度，形成防腐合力；进一步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高惩罚力度，形成有效威慑力；加强廉洁教育，发挥党员先进性等。三是要提高党和政府领导和执政的水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坚持科学决策，狠抓落实，建设效率型政府，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是要加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提升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工作才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为此，需要建立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疏通和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健全科学与民主决策的群众参与机制等。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导向。新常态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更为复杂。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因此，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引领社会各类思想。一是要打造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高素质理论工作者队伍。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创新与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的中坚力量。二是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等现实，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地位，又要充分吸收其它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三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教育内容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群体的需求，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使之贴近大众、 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四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新社交媒介，多渠道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主流舆论宣传教育体系，打造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话语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五是要做好正面教育工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多看新常态中的光明面、多看主流、多看本质，使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流，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3]质言之，新常态下，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着变化，我国面临多种矛盾叠加、隐患不断增多的风险，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我们要注重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突出的重大问题，同时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和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持续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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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6]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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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学艺.加快社会建设：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
[9]国家统计局.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02-29.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10]国家统计局. 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EB/OL].2016-01-19.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19_1306083.html.
[11]李培林.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
[12]申孟哲.习近平的反腐大白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1-16（8）.
[13]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2016-03-17.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17/content_5054901.htm.
[14]陈丽晖，李斌雄. 新常态下党员干部“为官不为”问题的调查与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1（5）.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新常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巩固与提升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53-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1]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6.9%、6.7 %，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发生了经济增长的大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历史上有三种形式——革命胜利、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合法性来源过分依重了高速增长的经济绩效，当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的时候，需要从制度和法治建设方面探索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常态下执政合法性资源不能过分依赖于经济绩效，而要在制度和法治建设上加大力度，经济绩效不完全等同于执政绩效，只是执政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稳固的执政合法性与解决时代背景下的主要矛盾与重大突出问题直接相关。因此，随着新常态的到来，针对新情况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稳固带来的挑战，探讨新形势下通过围绕主要矛盾与重大突出问题的解决来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解决矛盾与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执政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2]合法性是政治稳固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的认同、服从和拥护时，其政局才会稳定，治理才更有效，反之，就会削弱甚至动摇执政党的影响力，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政权丧失。在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合法性是理解公民与执政党关系的核心概念，执政合法性问题一直是西方理论界长盛不衰的一个研究热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马克斯·韦伯，以及现代的哈贝马斯都有所涉及。我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时间并不长，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近些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开展执政合法性研究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话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说：“9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3]同时，他告诫全党同志：“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说，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光明的前景”，也稳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比如，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射了“两弹一星”，清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和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应对了“八九政治风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了汶川大地震，深入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和大幅度提升了综合国力等等，取得了一系列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的成就。所以，解决主要矛盾和重大突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巩固与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其中重大突出问题包括已经出现的重大事件和尚未出现但隐含着重大风险的情况。对于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重要矛盾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我们做研究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抓住主要矛盾在阶段中所存在的特殊性的重要矛盾。比如，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之间的矛盾，但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特殊性的重要矛盾存在，新中国的成立，宣告这些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得以解决，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中国共产党执政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因此，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矛盾的解决直接决定着民心归向。
其次，重大突出问题的解决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保障。每一次重大突出问题的成功解决，体现的是党强劲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赢得的是发展的机遇，提振的是民众对党执政能力的信心。比如，解决“四人帮”问题就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机遇和条件，赢得了民众对党执政的信心。反之，如果重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则会严重挫伤民众的信任。
再次，执政党建设是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条件。执政党建设的优劣决定着它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强弱。邓小平说：“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绝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4]面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5]380-381正是因为执政党建设的强大，我们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因此，党的建设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的强大支撑，是赢得民众信任的内在因素。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保障。意识形态教育为民众形成共识，消解意识上的冲突提供了思想保障。有学者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归结为意识形态教育，这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说，意识形态教育对民众理解、认同、服从和拥护党的执政起了重要作用，但把执政合法性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教育却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尤其进入新时期习近平郑重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6]从解决矛盾和突出问题这一角度而言，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本质上就具有消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形式”维护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虽然不是党执政稳固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有它，未必一定成事；没有它，必然坏事。前苏联共产党正是从起初的“淡化意识形态”演变到放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造成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失控、失权到失语，使党的执政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新常态下巩固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矛盾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矛盾已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极大提升、人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将在“十三五”期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但是，新时期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还包含着阶段性的重要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陆学艺认为，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的时候，我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矛盾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8]这就是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但是社会与民生事业的短板解决不好将影响发展和执政的稳固。比如，中国GDP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统计表明仅农村“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9]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2，已连续7年下降，但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10]根据201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在全部被调查者中，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占51.2%，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50.3%，认为工作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40.3%，认为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33.9%。[11]转型时期社会逐渐形成的贫富分化，给社会整合带来困难，也给执政合法性的稳固造成了影响。
2.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时有发生，考验着党执政能力。例如：国际上，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尤其是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使中国处于严峻的国际紧张形势之下。在国内，有研究指出，近些年中国的“社会秩序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呈负增长，重特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比如，2014年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事件，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6年黑龙江龙煤集团职工讨薪事件等等。总体而言，和平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冲突大多是可以管控的。国内现阶段重大突出问题中除了分裂分子的恐怖活动之外，民众以心理、话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来自利益之争而非权力之争，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可协调性。
3.执政党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官员的腐败行为不断曝光，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发现了一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和不少突出问题，有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确实印证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这不是窥一斑，而是窥十斑见全豹，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不能视而不见，高举轻放，看到问题不处理，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肓。”[12]进入新时期，庸政、懒政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为官不为问题，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次提到：“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13]有抽样调查显示：“高达68.14% 的人在过去两年内，遭遇过至少一次‘为官不为’情况。”[14]党员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力量，然而，有的党员干部却无视党纪国法，滥政用权，为官乱为，肆无忌惮，权力裸奔；有的党员干部懒政，无视责任，为官不为，无所作为，像供在寺庙里的佛像。无论是滥政还是懒政，都会对党的执政事业造成伤害，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问题。习近平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5]近些年来，有些人企图以“历史虚无主义”来否定党的历史成就、思想理论；还有些人打着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等学术幌子来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向党的意识形态进攻。客观上，这些言论混淆了民众的思想，给党执政合法性的稳固带来了一些挑战。
三、新常态下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
第一，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重点。习近平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最大的主题，不断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发展首要的就是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5] 354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大国地位和稳固的执政基础。但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是过去简单依靠拼资源的发展老路了，而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多依靠科技与创新提质增效，破解发展难题。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引起党和政府足够重视并应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补上短板逐步解决。为此，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经费，杜绝浪费，加大投入，将更多的财税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的薄弱环节，立足长远，加大扶贫开发、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社会养老等事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这些事业逐年发展和改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第二，以重大突出问题的处理为契机。每次重大突出问题的出现，既是对党执政能力的挑战，处理得好也是赢得民众认同、拥护的契机。为此，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增速放慢，以前积累的各类利益矛盾就很有可能突显出来，所以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忧患砺党”，当问题来临之时必须有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处置，牢牢把握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主动权和话语权，走出一条新路。二是坚持以人为本，赢得民心。在应对重大突发问题中，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着力解决群众在突发问题中的生产生活困难，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重大困难面前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三是新常态下由于社会转型，存在各种利益冲突，要区别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善于在法治框架下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危及执政合法性“硬核”，即以暴力方式冲击政治制度，否定核心价值观，甚至分裂国家的行为，必须采取果断专政措施。对于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党和政府应持宽容态度，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途径进行规范和调解。四是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积极寻找出重大突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做到正确研判，科学决策，果断处置。五是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处置好重大突出问题。重大突出问题往往涉及面广，影响大，出现突然，有很强的敏感性和综合性，执政党要在关键时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及时有效开展工作。
第三，以抓好执政党建设为根本。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开展工作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必须在新时期加以完善。比如，强化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高决策、执行的效率。完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在党内营造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如从顶层对防腐总体规划，完善防腐制度，形成防腐合力；进一步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高惩罚力度，形成有效威慑力；加强廉洁教育，发挥党员先进性等。三是要提高党和政府领导和执政的水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坚持科学决策，狠抓落实，建设效率型政府，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是要加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提升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工作才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为此，需要建立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疏通和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健全科学与民主决策的群众参与机制等。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导向。新常态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更为复杂。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因此，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引领社会各类思想。一是要打造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高素质理论工作者队伍。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创新与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的中坚力量。二是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等现实，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地位，又要充分吸收其它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三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教育内容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群体的需求，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使之贴近大众、 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四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新社交媒介，多渠道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主流舆论宣传教育体系，打造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话语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五是要做好正面教育工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多看新常态中的光明面、多看主流、多看本质，使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流，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3]质言之，新常态下，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着变化，我国面临多种矛盾叠加、隐患不断增多的风险，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我们要注重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突出的重大问题，同时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和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持续巩固与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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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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