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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忠是土家族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他着眼于湘西民族精神文化的变迁与思考，第一次把不大为世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民族心理范式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了中国文坛，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被誉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①。孙健忠小说创作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不仅具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而且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梯性的艺术嬗变：即从极“左”年代的“理念化”写作到新时期初期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发展。孙健忠创作艺术的这种嬗变，包含了时代的、民族的以及他个人的多方面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对孙健忠小说创作艺术嬗变进行研究和探讨，借以得出其审美选择的内在原因。
一、“理念化”创作与艺术的探索
孙健忠早期创作主要描写“工农兵”形象，不少作品为政治服务，为当时实际的政治运动服务，当作配合实际工作的工具，带有主题先行，观念化創作的弊端，但是其中优秀之作仍然描写了生活的真实，注重人性人情的客观描写，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特征，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为工农兵创作”是孙健忠早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特征，就是歌颂新时代的先进人物，批判反面人物，带有宣传性质，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路线出发，带有极“左”色彩的“理念化”主观写作特征。正如孙健忠说：“我的学习创作，和许多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一样，基本上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政治运动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路子。以这个思想作指导，作家只需用一种条理化的观念去认识生活，解释生活。”② “我的生活同创作是分裂的，生活里实有的东西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写。只被允许拿着一个固有的模式，到生活里去套材料，或者有了生活的材料，再拿到模式中进行改造，生产些变形的歪曲生活的作品。”③这在《铁山儿女》《风呼火啸》《娜珠》等作品就可以看到某种模式化写作的特征。这里以《娜珠》为例进行分析，小说分成营垒分明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娜珠为代表的集体路线，决心在缺水山界鹰宿岩上开田种稻谷；一条是以爆米客李四和娜珠的丈夫多松为代表个体路线，这两条路线进行斗争，最后是以娜珠为代表的集体路线取得胜利。这些作品的主题显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能不显示出局限性，禁不起历史的检验。
在这些为“工农兵创作”的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往往显得较为单薄和苍白，为了配合极“左”政策宣传的要求，不惜拔高人物，图解政治，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一些落后的甚至反面的人物反而带有现实主义写作特征，因而艺术价值相对来说也更高一些。譬如在《铁山儿女》中，反面人物贺成青在劳动时借口“解手”，却躲在白腊树下睡觉，被人发现后装病。他对上山开矿不满，却抱怨睡在楼上的女人在自己头上撒尿使自己背时倒运。当宋大军他们炼不出铁时，他幸灾乐祸、添枝带叶地挖苦，还借机发难，而宋大军等人通过改造高炉鼓风技术，炼出了多量的铁时，他却在别人出工之前，早已“悄悄上矿山去了”。由于作者从现实出发，贺成青这个落后人物就要此先进人物宋大军要成功得多。
在孙健忠早期创作中，真正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创作，不是为工农兵创作的作品，而是描写人性之美引起争议的小说，这种小说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客观如实地反映人们心灵的创伤以及人性之美。《五台山传奇》便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女主人公向小妹历经磨难，与前夫及孩子分别后又结婚生了两个小孩。解放后，向小妹回原乡探望，没想到前夫及他俩所生的儿女还在等她回来，这时，向小妹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人生选择，小说写道：“最难过的还是向小妹，讲实在的，她在清江上，非常思念五台山的前夫和儿女，现在回到了五台山，清江上的船工和儿女，又时时牵挂在她的心里。那个小女儿好久没得阿妈引，兴许扁起嘴巴哭了……清江里的流水，五台山上的岩石，她是不能分出轻重的。”这种抵达人性深处的心理描写，受到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横遭批判，罪名是“揭劳动人民的伤疤”“丑化劳动人民”，宣扬“修正主义的人情味和人性论”，因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学”。孙健忠说：“1963年秋，我在总结创作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摆脱了对形式的片面的追求，致力于对生活的探索和思考，写出了第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五台山传奇》。在这篇小说中，我试图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抒写土家人悲欢离合的命运，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崇高的人性美和人情美。”④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在极“左”年代却遭到粗暴的批评，孙健忠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承认错误”，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就夭折，从此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孙健忠的创作差不多总是在原地徘徊，这是孙健忠的一个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二、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坚守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党对文艺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要求党组织不要用发号施令的方法来领导文学，“文学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⑤由此，文艺界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状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健忠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他说：“我抛开传统的成见，对生活下了一番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尊重评价的工夫。”孙健忠的文学创作观念及其方法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信条：完全忠实于生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写什么样的作品。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点面目，写出像生活那样真实的作品，努力提供给读者一幅真实的图画，一个真实的世界……于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批作品就是这样产生了。”⑥
孙健忠由此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健忠创作了《甜甜的刺莓》《乡愁》《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乡》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标志着孙健忠创作艺术的成熟。 首先是“反思”小说。孙健忠说：“我曾经有一個计划，陆续写出一系列反映故乡生活的小说，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从‘四清’到‘学大寨’，把二十多年的历史都包罗进去。”“它们大约属于通常说的‘反思’小说一类，用今天的观点，重新认识昨天的生活，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调子当然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悲怆，但绝不会没有意义。”⑦《留在记忆里的故事》批评“大跃进”极“左”路线在断龙山山界修建水库，瞎老头来顺阿公和他唯一的孙女幺姑献出了他们全部美好的感情乃至宝贵的生命。《乡愁》讲述的是乡村少妇“她”照料一个“文革”武斗受伤的青年，而自己丈夫归来，两个同样善良的年青人却为同一个口号“保卫毛主席”而相互射杀。小说包含了作者对“文革”这个噩梦般的荒谬时代的否定。《甜甜的刺莓》以土家族姑娘竹妹爱情上的不幸遭遇为线索，生动地反映了“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小说热情歌颂了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农村基层干部毕兰大婶，她反对在高寒山区推广双季稻的极“左”路线，宁可自己受批评、受委屈，也不做那种把老百姓的衣食饭碗当花戴的事。她厚道善良、通情达理，反对封建血统论，保护出身不好的三牛，反对女儿背弃三牛和向塔山这位野心家好，但是当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时，她便不再干涉女儿的个人选择。作者将毕兰大婶这位先进人物写得十分实在、质朴、真切感人，极富人情人性之美。小说还描写了竹妹、三牛和向塔山三人的婚恋选择。孙健忠高明的地方在于，尽管他不愿意向塔山与竹妹的结合，但他还是用自己客观冷静的笔墨，写出了向塔山取胜的必然。小说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展现出孙健忠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魅力。《甜甜的刺莓》的完成，标志着孙健忠创作的成熟，此作品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其次为“改革”小说。随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社会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孙健忠再也无法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生活的控诉和反思上，他说：“为什么总在含着眼泪回顾昨天？为什么不能跟上时代的步子，满怀喜悦地来歌唱今天？”孙健忠于1981年回到湘西故乡，历时近半年实地调研，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土家山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醉乡》，这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此书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奖。关于《醉乡》的创作主题和方法，孙健忠说：“我的初衷，只是把那半年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描绘出来。读者看了我的描绘，若能感受一些山区少数民族新生活的气息，便是我的满足。”⑧《醉乡》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新鲜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土家山寨浓郁的民情风俗和农村生活新风貌。孙健忠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历史地深刻反映农村变革之后的现实生活，描写了雀儿寨人在实行责任制之后，他们的发财、盖房、娶亲、喝酒，他们的欢乐、欣喜、叹息与眼泪，以及他们自我意识觉醒、百折不挠、勇于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客观表现他们身上的因循守旧，迷信愚昧的“历史包袱”，特别是作者为中国改革文学贡献出矮子贵二这一独特的改革者形象，他的发财致富与精神觉醒具有典型意义。《醉乡》是孙健忠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孙健忠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最高成就。
三、民族魔幻艺术世界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追寻民族文化传统，探索文化心理的“寻根”小说热潮。与此同时，西方大量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奔涌而来，特别是西方现代派作家对中国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西方文学思潮刺激下，作家们一方面努力借鉴新的创作艺术，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只有以本土民族文化作为文学的根基，才能培植民族文学的参天大树。
正是在这一历史变迁之际，孙健忠在谈到自己1985年以后的探索性作品时承认自己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孙健忠又指出自己探索性的作品的创作方法具有我们本民族的魔幻特征，他说：“我在《死街》中描绘了一幅幅荒谬怪诞的图画。若问我是否有意模仿外国现代派，并且让自己的作品也来一番荒诞？我的回答恰恰相反：我是传统的，因而也是民族的。我的荒诞是我们文化基因中固有的荒诞。……当然，我毫不否认外来文化的借鉴催化作用。”⑨孙健忠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并且以湘西土家族民族文化作为的根基，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出重要发展，构建出具有具有湘西土家族民族特征的魔幻艺术世界。
由此，孙健忠的创作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从现实主义的写作走向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也就是他放弃对生活画面作逼真再现的方式，跳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方法，消解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清晰性，对描写对象作艺术变形化的处理，使之变得“如此的不确定”。通过勾勒一幅幅荒诞的魔幻图式，使小说描绘领域尽可能进入更宽阔的范围，涵盖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孙健忠的这种创作艺术的改变，首先在《舍巴日》中得到了重要表现，此文描写来自原始大森林的土家族姑娘掐普在农耕文明的里也所遭遇到的种种不适，她向人们传授舍巴日，以土家族古老的“神判”类巫术文化与人“比投剑”“比划土船”“比打野猪采野果子”等等，她说的是古老的巴语，吃肉连毛，将家猪当猎物捕杀，丈夫宝亮受到诬告，被公安人员带走，她清查乞降神，深信她的男人被牛魔王捉去，并将附近的坟墓几乎掏光，这些描写都具有魔幻色彩。《哦，罂粟花》里石峰转化成男人与烟铺女儿亲热，《城角》里“跳跳匪”封刀封枪，刀枪不入，《烧龙》里谷雨捉雷公，《猖鬼》里猖鬼的神奇变幻，《回光》中人与鬼魂的对话，都表现出魔幻的艺术色彩，具有湘西土家族的“类神话或现代神话的特征”。{10}魔幻现实主义在《死街》中更是得到充分表现。作品以人类童年的视角展开对外界事物的描写，使得外界事物变得新奇、神秘与不可思议，孙健忠说：“文学艺术活动也许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游戏，天真烂漫，幼稚单纯，外部世界不可思议，新奇和神秘乃至恐惧，因而产生幻觉和幻想，产生梦。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特征，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死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尝试，也是我有意将自己变小，重新回到童年时代的一次痛苦的蜕变。”{11}因此窝坨街街民对照相、机器戏、煤气灯感到无比稀奇，他们更是无法理解重大的时代变迁，庆贺抗战胜利的鞭炮燃放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古怪精灵过节，新中国成立乃是“紫徽星出，要改朝换代了”。小说还描写了人妖交欢，凭空生长的墙基，四处奔命的金鸭子，独特的时空以及阴间与阳间的互换等等，这些魔幻的事物，展现出湘西土家族独有的神话、传说、寓言以及原始文化遗存和原初生命形态。总之，孙健忠丰富和发展了魔幻现实主义，他构筑的魔幻湘西艺术世界，既是湘西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 四、孙健忠创作艺术嬗变的原因探析
1.时代的变化发展为孙健忠创作艺术的嬗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孙健忠的“反思”小说，是在思想解放，回归真实，重新恢复现实主义的潮流下进行创作的。而他的“改革”小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出现喜人变化的产物。这些创作与时代的变迁具有紧密的联系，其艺术的嬗变是时代的产物。如实描绘，坚守严格的现实主义成为孙健忠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创作的最基本的原则。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孙健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是孙健忠创作的爆发期，也是其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以及其他探索性文学等应运而生。孙健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创作观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他已不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说：“我以为故事人人会编，而对人生的感受和体验只能是个人的，要说编故事，说唱艺术比我们高明得多。我在写《死街》时，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才摆脱了故事的。对我来说，写故事很容易，这点我信。土家族没有文学，全靠流传的故事传播民族的文化，但我以为当你着力于写故事时，艺术就已经被损害了。可以这样说，故事是小说艺术的死敌，写故事实际上是一种浪费。”{12} 孙健忠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开始构建湘西魔幻艺术世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以看出，孙健忠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嬗变，时代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2.对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和视角的改变是孙健忠创作艺术嬗变的又一重要原因。湘西土家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孙健忠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文化滋养。孙健忠“第一次把不大为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中国文坛”，{13}他的创作具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孙健忠对湘西民族文化的书写具有十分自觉的意识，他说：“我就是在前辈作家的影响下，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14}但是孙健忠对于土家族独异的民族文化的描写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孙健忠早期创作中对土家族文化的展示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一种外在的形式，如他在《木哈达的狗》《一只镶银的咚咚喹》《映山花》《“吃牛”》《森林曲》等作品中，对土家一些独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作了一些描写，但大多只是一些民族生活的点缀，是外加的，而不是从内在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的。过于片面地着重于外在形式的卖弄，而比较忽略内在实质的挖掘，特别是轻视了始终活动于故事中心的人。孙健忠自己后来反思这种写作，就尖锐地进行自我批判，他说：“在我的作品中，尽管写到了一些特点的东西，如山，如树林，如寨子和木楼，如猎狗，如‘咚咚喹’（乐器），如歌会，如摆手舞，如四月八牛节，如土家族的其他一些风习和传说，甚至故意在人物对话中填上几句土家语，再加上几个注释，以为奇货可居，这就是民族特色了。其实，这是对民族特色的一种误解。这些表面的外加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15}正是对这种民族特色写作的反思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孙健忠改变了将视线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外在事物上，而是努力投向生活的深处，关注生活中土家人的生存现状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情况，注重表现他们在重大历史变迁中复杂多样的“生命形式”，塑造了具有人性深度的土家儿女，包括：毕兰大婶（《甜甜的刺莓》）、向巴五（《溪边有水碾》）、矮子贵二（《醉乡》）、阿爸老晃（《云里，雾里》）等等。由于孙健忠坚持注重对土家人的精神面貌、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的描绘，其创作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如孙健忠所说：“乡土味并不是掺进作品里的盐。特色是真实的生活作品中的流露。我们越是透视生活的底蕴，越是真实而精确地再现生活，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也就越加浓烈。”{16}“由于我比较真实地描绘了故乡人民的生活，这些稚嫩的作品，终于透出了故乡的泥土味。”{17}这标志着孙健忠对民族特色的认识和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孙健忠对民族特色的描绘，已经超越了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进行展示，而是从更高的象征层次进行深层次的把握，以荒诞、魔幻的方式展示土家族历史文化变迁，对传统文化的历史重负和民族劣根性进行严肃地反思和深刻地批判。这种视野的转换使得土家族民族文化更精彩地在中国文坛得以表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3.孙健忠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勇于创新，是推動他创作艺术嬗变的不竭动力。孙健忠是一个对创作艺术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总是不断地对自我创作进行反思和探求，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方法，从而确定了他的“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18}当孙健忠对“反思”文学的写作出现了危机后，他深入生活，两次重返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湘西，从生活中看到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带给农民很大的好处，感受到许多新鲜的生动活泼的事物，同时感受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正是这种有意识地深入生活的活动，很好地克服了作者“生活的‘虚脱’，亦有思想的贫乏”“生活的脉管似乎又接上了”，从而创作了孙健忠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峰作品《醉乡》。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健忠再次对自己的创作艺术实现重要转换：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是自己有意学习借鉴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结果，也是对湘西文学大师沈从文写作的“另辟蹊径”，孙健忠说：“我觉得沈从文太伟大了，他这座高峰很难有人超过，而重复他又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只能绕着走，另辟蹊径。”“我要写沈从文不愿意看，不愿意写的东西，比如丑恶、痛苦、残忍。从这里寻找我自己。”孙健忠《死街》正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示湘西土家族封闭落后、理性蒙昧，精神麻木的超病形象，对其束缚民族前进步伐的劣根性进行深刻地批判。孙健忠所对湘西社会“丑”的批判与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美”的赞美形成两极，表现出了孙健忠独特的价值，这正如孙健忠所说：“我要离开沈从文，我认为我的背道而驰正是我对他的最大尊重。我要走自己的路，发现自己。”{19}
总之，孙健忠经历了从极“左”年代的“理念代”创作，到1970年代末、1980代初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再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发展，构成了较为清晰的创作艺术发展变化轨迹；而时代的变化发展，孙健忠对湘西土家族的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和视角的改变，以及他在艺术上的孜孜以求，勇于创新，都是推动他创作艺术嬗变的重要原因。
注释：
{1}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②孙健忠：《思索与探求——致友人书》，《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③孙健忠：《文学与乡土——代跋》，《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④⑥孙健忠：《五台山传奇·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第276页。
⑤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⑦⑧孙健忠：《醉乡·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第411页。
⑨{11}孙健忠：《重返童年——〈死街〉创作的点滴》，《魔幻湘西》，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第614页。
⑩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上海文学》1986年第6期。
{12}{19}朱珩青：《湘西乡土 的艺术启示——与〈死街〉〈猖鬼〉作者孙健忠的谈话》，《芙蓉》1991年第5期。
{14}{15}{16}{17}{18}孙健忠：《文学与乡土——代跋》，《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第392页、第393页、第396页、第395页。
一、“理念化”创作与艺术的探索
孙健忠早期创作主要描写“工农兵”形象，不少作品为政治服务，为当时实际的政治运动服务，当作配合实际工作的工具，带有主题先行，观念化創作的弊端，但是其中优秀之作仍然描写了生活的真实，注重人性人情的客观描写，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特征，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为工农兵创作”是孙健忠早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特征，就是歌颂新时代的先进人物，批判反面人物，带有宣传性质，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路线出发，带有极“左”色彩的“理念化”主观写作特征。正如孙健忠说：“我的学习创作，和许多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一样，基本上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政治运动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路子。以这个思想作指导，作家只需用一种条理化的观念去认识生活，解释生活。”② “我的生活同创作是分裂的，生活里实有的东西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写。只被允许拿着一个固有的模式，到生活里去套材料，或者有了生活的材料，再拿到模式中进行改造，生产些变形的歪曲生活的作品。”③这在《铁山儿女》《风呼火啸》《娜珠》等作品就可以看到某种模式化写作的特征。这里以《娜珠》为例进行分析，小说分成营垒分明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娜珠为代表的集体路线，决心在缺水山界鹰宿岩上开田种稻谷；一条是以爆米客李四和娜珠的丈夫多松为代表个体路线，这两条路线进行斗争，最后是以娜珠为代表的集体路线取得胜利。这些作品的主题显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能不显示出局限性，禁不起历史的检验。
在这些为“工农兵创作”的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往往显得较为单薄和苍白，为了配合极“左”政策宣传的要求，不惜拔高人物，图解政治，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一些落后的甚至反面的人物反而带有现实主义写作特征，因而艺术价值相对来说也更高一些。譬如在《铁山儿女》中，反面人物贺成青在劳动时借口“解手”，却躲在白腊树下睡觉，被人发现后装病。他对上山开矿不满，却抱怨睡在楼上的女人在自己头上撒尿使自己背时倒运。当宋大军他们炼不出铁时，他幸灾乐祸、添枝带叶地挖苦，还借机发难，而宋大军等人通过改造高炉鼓风技术，炼出了多量的铁时，他却在别人出工之前，早已“悄悄上矿山去了”。由于作者从现实出发，贺成青这个落后人物就要此先进人物宋大军要成功得多。
在孙健忠早期创作中，真正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创作，不是为工农兵创作的作品，而是描写人性之美引起争议的小说，这种小说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客观如实地反映人们心灵的创伤以及人性之美。《五台山传奇》便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女主人公向小妹历经磨难，与前夫及孩子分别后又结婚生了两个小孩。解放后，向小妹回原乡探望，没想到前夫及他俩所生的儿女还在等她回来，这时，向小妹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人生选择，小说写道：“最难过的还是向小妹，讲实在的，她在清江上，非常思念五台山的前夫和儿女，现在回到了五台山，清江上的船工和儿女，又时时牵挂在她的心里。那个小女儿好久没得阿妈引，兴许扁起嘴巴哭了……清江里的流水，五台山上的岩石，她是不能分出轻重的。”这种抵达人性深处的心理描写，受到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横遭批判，罪名是“揭劳动人民的伤疤”“丑化劳动人民”，宣扬“修正主义的人情味和人性论”，因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学”。孙健忠说：“1963年秋，我在总结创作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摆脱了对形式的片面的追求，致力于对生活的探索和思考，写出了第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五台山传奇》。在这篇小说中，我试图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抒写土家人悲欢离合的命运，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崇高的人性美和人情美。”④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在极“左”年代却遭到粗暴的批评，孙健忠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承认错误”，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就夭折，从此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孙健忠的创作差不多总是在原地徘徊，这是孙健忠的一个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二、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坚守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党对文艺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要求党组织不要用发号施令的方法来领导文学，“文学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⑤由此，文艺界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状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健忠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他说：“我抛开传统的成见，对生活下了一番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尊重评价的工夫。”孙健忠的文学创作观念及其方法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信条：完全忠实于生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写什么样的作品。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点面目，写出像生活那样真实的作品，努力提供给读者一幅真实的图画，一个真实的世界……于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批作品就是这样产生了。”⑥
孙健忠由此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健忠创作了《甜甜的刺莓》《乡愁》《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乡》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标志着孙健忠创作艺术的成熟。 首先是“反思”小说。孙健忠说：“我曾经有一個计划，陆续写出一系列反映故乡生活的小说，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从‘四清’到‘学大寨’，把二十多年的历史都包罗进去。”“它们大约属于通常说的‘反思’小说一类，用今天的观点，重新认识昨天的生活，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调子当然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悲怆，但绝不会没有意义。”⑦《留在记忆里的故事》批评“大跃进”极“左”路线在断龙山山界修建水库，瞎老头来顺阿公和他唯一的孙女幺姑献出了他们全部美好的感情乃至宝贵的生命。《乡愁》讲述的是乡村少妇“她”照料一个“文革”武斗受伤的青年，而自己丈夫归来，两个同样善良的年青人却为同一个口号“保卫毛主席”而相互射杀。小说包含了作者对“文革”这个噩梦般的荒谬时代的否定。《甜甜的刺莓》以土家族姑娘竹妹爱情上的不幸遭遇为线索，生动地反映了“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小说热情歌颂了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农村基层干部毕兰大婶，她反对在高寒山区推广双季稻的极“左”路线，宁可自己受批评、受委屈，也不做那种把老百姓的衣食饭碗当花戴的事。她厚道善良、通情达理，反对封建血统论，保护出身不好的三牛，反对女儿背弃三牛和向塔山这位野心家好，但是当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时，她便不再干涉女儿的个人选择。作者将毕兰大婶这位先进人物写得十分实在、质朴、真切感人，极富人情人性之美。小说还描写了竹妹、三牛和向塔山三人的婚恋选择。孙健忠高明的地方在于，尽管他不愿意向塔山与竹妹的结合，但他还是用自己客观冷静的笔墨，写出了向塔山取胜的必然。小说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展现出孙健忠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魅力。《甜甜的刺莓》的完成，标志着孙健忠创作的成熟，此作品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其次为“改革”小说。随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社会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孙健忠再也无法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生活的控诉和反思上，他说：“为什么总在含着眼泪回顾昨天？为什么不能跟上时代的步子，满怀喜悦地来歌唱今天？”孙健忠于1981年回到湘西故乡，历时近半年实地调研，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土家山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醉乡》，这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此书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奖。关于《醉乡》的创作主题和方法，孙健忠说：“我的初衷，只是把那半年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描绘出来。读者看了我的描绘，若能感受一些山区少数民族新生活的气息，便是我的满足。”⑧《醉乡》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新鲜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土家山寨浓郁的民情风俗和农村生活新风貌。孙健忠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历史地深刻反映农村变革之后的现实生活，描写了雀儿寨人在实行责任制之后，他们的发财、盖房、娶亲、喝酒，他们的欢乐、欣喜、叹息与眼泪，以及他们自我意识觉醒、百折不挠、勇于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客观表现他们身上的因循守旧，迷信愚昧的“历史包袱”，特别是作者为中国改革文学贡献出矮子贵二这一独特的改革者形象，他的发财致富与精神觉醒具有典型意义。《醉乡》是孙健忠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孙健忠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最高成就。
三、民族魔幻艺术世界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追寻民族文化传统，探索文化心理的“寻根”小说热潮。与此同时，西方大量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奔涌而来，特别是西方现代派作家对中国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西方文学思潮刺激下，作家们一方面努力借鉴新的创作艺术，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只有以本土民族文化作为文学的根基，才能培植民族文学的参天大树。
正是在这一历史变迁之际，孙健忠在谈到自己1985年以后的探索性作品时承认自己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孙健忠又指出自己探索性的作品的创作方法具有我们本民族的魔幻特征，他说：“我在《死街》中描绘了一幅幅荒谬怪诞的图画。若问我是否有意模仿外国现代派，并且让自己的作品也来一番荒诞？我的回答恰恰相反：我是传统的，因而也是民族的。我的荒诞是我们文化基因中固有的荒诞。……当然，我毫不否认外来文化的借鉴催化作用。”⑨孙健忠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并且以湘西土家族民族文化作为的根基，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出重要发展，构建出具有具有湘西土家族民族特征的魔幻艺术世界。
由此，孙健忠的创作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从现实主义的写作走向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也就是他放弃对生活画面作逼真再现的方式，跳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方法，消解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清晰性，对描写对象作艺术变形化的处理，使之变得“如此的不确定”。通过勾勒一幅幅荒诞的魔幻图式，使小说描绘领域尽可能进入更宽阔的范围，涵盖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孙健忠的这种创作艺术的改变，首先在《舍巴日》中得到了重要表现，此文描写来自原始大森林的土家族姑娘掐普在农耕文明的里也所遭遇到的种种不适，她向人们传授舍巴日，以土家族古老的“神判”类巫术文化与人“比投剑”“比划土船”“比打野猪采野果子”等等，她说的是古老的巴语，吃肉连毛，将家猪当猎物捕杀，丈夫宝亮受到诬告，被公安人员带走，她清查乞降神，深信她的男人被牛魔王捉去，并将附近的坟墓几乎掏光，这些描写都具有魔幻色彩。《哦，罂粟花》里石峰转化成男人与烟铺女儿亲热，《城角》里“跳跳匪”封刀封枪，刀枪不入，《烧龙》里谷雨捉雷公，《猖鬼》里猖鬼的神奇变幻，《回光》中人与鬼魂的对话，都表现出魔幻的艺术色彩，具有湘西土家族的“类神话或现代神话的特征”。{10}魔幻现实主义在《死街》中更是得到充分表现。作品以人类童年的视角展开对外界事物的描写，使得外界事物变得新奇、神秘与不可思议，孙健忠说：“文学艺术活动也许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游戏，天真烂漫，幼稚单纯，外部世界不可思议，新奇和神秘乃至恐惧，因而产生幻觉和幻想，产生梦。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特征，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死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尝试，也是我有意将自己变小，重新回到童年时代的一次痛苦的蜕变。”{11}因此窝坨街街民对照相、机器戏、煤气灯感到无比稀奇，他们更是无法理解重大的时代变迁，庆贺抗战胜利的鞭炮燃放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古怪精灵过节，新中国成立乃是“紫徽星出，要改朝换代了”。小说还描写了人妖交欢，凭空生长的墙基，四处奔命的金鸭子，独特的时空以及阴间与阳间的互换等等，这些魔幻的事物，展现出湘西土家族独有的神话、传说、寓言以及原始文化遗存和原初生命形态。总之，孙健忠丰富和发展了魔幻现实主义，他构筑的魔幻湘西艺术世界，既是湘西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 四、孙健忠创作艺术嬗变的原因探析
1.时代的变化发展为孙健忠创作艺术的嬗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孙健忠的“反思”小说，是在思想解放，回归真实，重新恢复现实主义的潮流下进行创作的。而他的“改革”小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出现喜人变化的产物。这些创作与时代的变迁具有紧密的联系，其艺术的嬗变是时代的产物。如实描绘，坚守严格的现实主义成为孙健忠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创作的最基本的原则。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孙健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是孙健忠创作的爆发期，也是其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以及其他探索性文学等应运而生。孙健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创作观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他已不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说：“我以为故事人人会编，而对人生的感受和体验只能是个人的，要说编故事，说唱艺术比我们高明得多。我在写《死街》时，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才摆脱了故事的。对我来说，写故事很容易，这点我信。土家族没有文学，全靠流传的故事传播民族的文化，但我以为当你着力于写故事时，艺术就已经被损害了。可以这样说，故事是小说艺术的死敌，写故事实际上是一种浪费。”{12} 孙健忠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开始构建湘西魔幻艺术世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以看出，孙健忠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嬗变，时代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2.对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和视角的改变是孙健忠创作艺术嬗变的又一重要原因。湘西土家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孙健忠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文化滋养。孙健忠“第一次把不大为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中国文坛”，{13}他的创作具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孙健忠对湘西民族文化的书写具有十分自觉的意识，他说：“我就是在前辈作家的影响下，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14}但是孙健忠对于土家族独异的民族文化的描写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孙健忠早期创作中对土家族文化的展示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一种外在的形式，如他在《木哈达的狗》《一只镶银的咚咚喹》《映山花》《“吃牛”》《森林曲》等作品中，对土家一些独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作了一些描写，但大多只是一些民族生活的点缀，是外加的，而不是从内在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的。过于片面地着重于外在形式的卖弄，而比较忽略内在实质的挖掘，特别是轻视了始终活动于故事中心的人。孙健忠自己后来反思这种写作，就尖锐地进行自我批判，他说：“在我的作品中，尽管写到了一些特点的东西，如山，如树林，如寨子和木楼，如猎狗，如‘咚咚喹’（乐器），如歌会，如摆手舞，如四月八牛节，如土家族的其他一些风习和传说，甚至故意在人物对话中填上几句土家语，再加上几个注释，以为奇货可居，这就是民族特色了。其实，这是对民族特色的一种误解。这些表面的外加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15}正是对这种民族特色写作的反思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孙健忠改变了将视线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外在事物上，而是努力投向生活的深处，关注生活中土家人的生存现状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情况，注重表现他们在重大历史变迁中复杂多样的“生命形式”，塑造了具有人性深度的土家儿女，包括：毕兰大婶（《甜甜的刺莓》）、向巴五（《溪边有水碾》）、矮子贵二（《醉乡》）、阿爸老晃（《云里，雾里》）等等。由于孙健忠坚持注重对土家人的精神面貌、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的描绘，其创作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如孙健忠所说：“乡土味并不是掺进作品里的盐。特色是真实的生活作品中的流露。我们越是透视生活的底蕴，越是真实而精确地再现生活，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也就越加浓烈。”{16}“由于我比较真实地描绘了故乡人民的生活，这些稚嫩的作品，终于透出了故乡的泥土味。”{17}这标志着孙健忠对民族特色的认识和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孙健忠对民族特色的描绘，已经超越了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进行展示，而是从更高的象征层次进行深层次的把握，以荒诞、魔幻的方式展示土家族历史文化变迁，对传统文化的历史重负和民族劣根性进行严肃地反思和深刻地批判。这种视野的转换使得土家族民族文化更精彩地在中国文坛得以表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3.孙健忠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勇于创新，是推動他创作艺术嬗变的不竭动力。孙健忠是一个对创作艺术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总是不断地对自我创作进行反思和探求，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方法，从而确定了他的“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18}当孙健忠对“反思”文学的写作出现了危机后，他深入生活，两次重返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湘西，从生活中看到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带给农民很大的好处，感受到许多新鲜的生动活泼的事物，同时感受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正是这种有意识地深入生活的活动，很好地克服了作者“生活的‘虚脱’，亦有思想的贫乏”“生活的脉管似乎又接上了”，从而创作了孙健忠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峰作品《醉乡》。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健忠再次对自己的创作艺术实现重要转换：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是自己有意学习借鉴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结果，也是对湘西文学大师沈从文写作的“另辟蹊径”，孙健忠说：“我觉得沈从文太伟大了，他这座高峰很难有人超过，而重复他又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只能绕着走，另辟蹊径。”“我要写沈从文不愿意看，不愿意写的东西，比如丑恶、痛苦、残忍。从这里寻找我自己。”孙健忠《死街》正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示湘西土家族封闭落后、理性蒙昧，精神麻木的超病形象，对其束缚民族前进步伐的劣根性进行深刻地批判。孙健忠所对湘西社会“丑”的批判与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美”的赞美形成两极，表现出了孙健忠独特的价值，这正如孙健忠所说：“我要离开沈从文，我认为我的背道而驰正是我对他的最大尊重。我要走自己的路，发现自己。”{19}
总之，孙健忠经历了从极“左”年代的“理念代”创作，到1970年代末、1980代初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再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发展，构成了较为清晰的创作艺术发展变化轨迹；而时代的变化发展，孙健忠对湘西土家族的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和视角的改变，以及他在艺术上的孜孜以求，勇于创新，都是推动他创作艺术嬗变的重要原因。
注释：
{1}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②孙健忠：《思索与探求——致友人书》，《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③孙健忠：《文学与乡土——代跋》，《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④⑥孙健忠：《五台山传奇·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第276页。
⑤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⑦⑧孙健忠：《醉乡·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第411页。
⑨{11}孙健忠：《重返童年——〈死街〉创作的点滴》，《魔幻湘西》，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第614页。
⑩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上海文学》1986年第6期。
{12}{19}朱珩青：《湘西乡土 的艺术启示——与〈死街〉〈猖鬼〉作者孙健忠的谈话》，《芙蓉》1991年第5期。
{14}{15}{16}{17}{18}孙健忠：《文学与乡土——代跋》，《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第392页、第393页、第396页、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