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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五四研究的缘起
1954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我本来以为这是因为我学了几种外文，适合做马恩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报到时干部科的同志对我说，调我来，是准备让我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这项工作要等苏联专家来了以后才开始，因此先把我安排在马恩著作翻译室。我在马恩著作翻译室工作了大约半年，曾经参加苏联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而负责研究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没来。1955年初编译局领导决定成立研究室，由刚从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兼室主任，从各翻译室调我和另外几个年轻同志组成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大致半年后研究室一度撤销，但不久后又重新成立，这回是由原任局干部科科长和学术秘书的丁守和做主任，而且增加了工作人员，仍由张仲实主管。于是我又回到研究室，一直到1960年底为止。
编译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大全集，虽然师哲局长提出“翻译与研究结合”的口号，但这首先是为了保证经典著作译文的质量，其次是考虑到翻译人员的发展方向，至于当时如何用很少一部分力量单独从事研究工作，局领导对此并没有明确意见。而这正是张仲实副局长、丁守和以及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都在探索的问题。不久就碰到了一个好机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研究课题规划。张仲实和编译局另一位副局长陈昌浩参加了这一工作。拟出的课题印了16开一大本。有些课题已标明承担单位或承担人，有不少仍是空白，全国任何单位都可以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来研究，无需申报，也没有资金补助。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个课题很适合编译局，向局领导建议把它定为我们的长期研究方向，这个意见很快就被接受。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同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革命。与此相应，研究室成立了中国革命史组，由我任组长，张允侯和张伯昭任副组长。我对五四时期期刊的研究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在考虑问题时发现，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述都很重视五四时期进步刊物传播思想的作用，但语焉不详，往往只列举几个期刊的名称，因此我感到应当深入探索一下。我和组内的同志首先从收集资料人手。当时的东安市场和琉璃厂有许多旧书店，备有不少旧期刊，尤其是琉璃厂的松筠阁，老板编了一本近代中国期刊目录，相当齐全，可供参考。我和张允侯以及图书馆的崔士敏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跑一趟旧书店，不但收购到一些有名的杂志，还发现了一些虽不著名但很重要的杂志。有些杂志可以说是海内孤本，如周总理年轻时组织的觉悟社出版的《觉悟》。我组的同志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图书馆和大学、研究机构的资料室，也有收获。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五四期刊打下了基础。
我在清华和北大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陈庆华当时在协助邓广铭先生编辑《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我和他谈起对这些期刊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的设想，他很支持。于是从1957年4月到10月，我们以《五四时期重要期刊介绍》为总题目，在这个副刊上分11期发表了10余篇短文，其中“前言”、“结束语”和关于《少年中国》、《星期评论》、《觉悟》、《解放与改造》等刊物的简短介绍是我写的。还有几篇介绍是我组织其他同志撰写并作了修改的。我在这些短文中初步表述了对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丰富内涵的看法。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编译局领导决定让研究室写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书，由我和张伯昭执笔，丁守和统稿。我承担的是论述十月革命在当时中国的反响和由此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章，引用了不少从那时报刊上收集的资料。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毕竟是较早地具体论述这一重要政治命题的著作，因此反响较大。195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概括此书内容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一文(约5000字)。《历史研究》也约我们根据此书写成一篇3万字的同名文章，在1957年第10期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具体改写工作都是我做的，仍以三人名义发表。苏联也在1959年出版了此书的俄文译本。
上述工作使我们增强了信心，1958年起开始考虑编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我拟订的方案是大致出三卷，每卷分三部分：期刊内容的详细介绍、期刊发刊词、期刊目录(大的期刊要编出分类目录)。起初只想找中华书局出版，差一点订了合同，后来人民出版社主动表示愿出此书，我们也欣然同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原定1958年第4季度付排，但“大跃进”一开始，出版社提出要为1958年国庆献礼，付排期一下子提前了几个月，我们还是日夜加班赶出来了。此后的第2、3两卷的速度也不慢，在1959年出版了。第1卷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的评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以书中肯定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为例，说明该书的观点比较实事求是。这当然大大鼓舞了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书是以介绍为主，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够，观点也相当片面，但材料是实在的，加上发刊词和目录部分，不失为很实用的参考书，因此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此书。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编译局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我认为值得对与它有关的一些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首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写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认真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我们中国革命史组的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尤其是洪清祥，他曾和崔士敏一同去上海，收购到大批期刊，后来又多次单独出差，在长沙、广州等地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期刊目录是金振声一个人辛苦编成的。由于出版仓促，有不少印刷错误，出书后他又花了许多时间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改正了错误，准备再版时订正。这两位同志都没有参加写作，但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成果。拿第1卷来说，研究室主任丁守和写了《晨报副刊》介绍，组内人人动手，写的较多的是我、张允侯及王云开。我写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 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介绍，还做了不少修改定稿工作。第2、3卷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只是作者增加了。
上述情况也反映在这本书的署名上。全书署“编译局研究室编”，每篇文章后不署作者姓名，只是在前言中列举参加工作的同志。这也可以说是那时“时代精神”的反映。不但如此，“大跃进”中刮“共产风”，人民出版社一度取消稿费，我们正好碰上，三大卷书一分稿费也没有。有趣的是，1979年此书再版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稿费制还未恢复，又是旧书重印，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对此，大家都无怨无悔。现在人们恐怕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了。
这里我还要着重说说一些前辈和兄弟单位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在涉及五四时期三大副刊(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副刊》因以文艺为主要内容，我们未介绍)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允侯经人介绍认识了曾任北京《晨报》社长的林仲易先生，他藏有全套的《晨报》，慷慨地借给我们长期使用(后来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八全套《时事新报》装了十几箱寄给我们使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民国日报》，为了我们阅读和抄写方便，专辟了一个房间(我记得是一个亭子，可以上锁)，供我们用了好几个星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晨报副刊》的作者是丁守和，《觉悟》和《学灯》的作者是我)才能在另一些同志的帮助下较快地阅读有关资料，写出介绍。
还有一位前辈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他送给我们不少珍贵期刊，还把他珍藏的毛泽东给他的6封信和送他的《新民学会通讯录》(他是毛泽东的老师)送给我们(我们后来转交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最后我要说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不足之处，前面提到的目录部分的印刷错误，由于金振声的校改稿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再版时也未能纠正。有些文章的观点的局限性或错误姑且不论，有些史实错误却是硬伤。例如我写的《觉悟》介绍把一位作者郑洪年误当做郑孝胥的化名，再版时因忙于手头工作也忘了纠正。至少我在这两件事上是对读者负疚的。
大致从1957年起，编译局研究室由另一位副局长姜椿芳主管。姜椿芳为我们T作打开局面，曾从当时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黎澍那里接过编辑《五四运动文选》和《李大钊文选》的任务交给我们。为此我们曾从姜椿芳在上海市委的老战友方行那里接受了李大钊侄子李乐光收集的李大钊著作剪贴和手抄本(后来交给人民出版社)。这两项工作都是为了迎接五四运动40周年。我和张允侯协助丁守和确定选材，交黎澍审定，标点和校对工作由张允侯负责组织。我们从这一工作学到不少东两。后来，两书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未署编译单位。《李大钊文选》的出版说明中提到编译局参加工作。《五四运动文选》初版时，是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后再版时改为公开发行，由当时已任中国近代史所副所长的黎澍写了序言，因此也标明由近代史所编辑。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59年，丁守和提议与我合作，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所提供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一本论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著作。全书分四章。丁守和写有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建党的章节，我写有关五四后涌现的各种不同思潮以及著名的三次论战的章节(第3章第1、3 5节，第4章第1－4节)。篇幅大致各占一半。初稿写成后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审阅后由薛德震向我们提出修改意见。但因为“反右倾”运动搁下了。丁守和在运动中挨整，后又下放安徽，1961年回编译局后调到近代史所协助黎澍编辑《历史研究》。这时我们才重新和人民出版社联系，经过黎澍的推荐和稍作修改，于1963年出版，书名定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那时编泽局的领导已有变动。1960年中宣部派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兼任编译局局长，理论处原副处长王惠德任常务副局长。局领导决定撤销研究室，把不适合做外文工作的同志调走，并成立国际共运史资料室(后改为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的前身)。我在这个室中负责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研究，这需要首先搜集和阅读大量外文资料，编译代表人物的著作选集和专题文集。这对于我可以说是回到刚来编译局本应从事的工作，也是一项崭新的任务，需要全身心投入，也不得不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告别。因此，《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的出版虽然也使我高兴，却不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出版时那样兴奋。实际上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麻烦远多于喜悦。
麻烦首先来自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大致在1957年，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部分文件还给中共中央。中央档案馆把一些文件译成中文，其中有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英文)和一大通过的党章(俄文)。中央档案馆把这两个文件的译文送给编译局审阅，丁守和曾让我对照中文和原文审看过并提出意见，因此我们也知道了文件的内容。到那时为止，中共党史界一直是按陈潭秋的回忆来叙述一大的，与这两个文件所表述的情况相差较大。这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曾经一度在常设展览中展示这个党章(据说很快就被康生制止)。缪楚黄这时写的一本中共简史也是按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叙述一大的，因此丁守和写《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部分时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该书出版后，他送了一本给中央档案馆裴桐副馆长，裴桐看了曾对他说很好。不料后来康生不知为什么事整裴桐，裴桐写检讨时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一问题也带上了。那时康生正在抓所谓借写小说《刘志丹》反党的案子，因此对这本书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现在有人借小说反党，对此事应提高警惕。这一批示给人民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丁守和也为此作了检讨。由于未进行公开批判，问题的直接责任也不在我，我又不是党员，所以暂时未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某群众组织编印的一本文化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刊登了这一批示，同时也使我当时正受到的批判的分量大大加重了。
另一麻烦来自对陈独秀的评价。在写作《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前，我们听说毛泽东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陈独秀，称赞他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书中对陈独秀作了相当积极的评价。当时也有其他学者这样做，但这后来被看成是一种错误倾向。据说中宣部已组织写作了一篇文章，准备对包括《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的七本(篇)著作公开点名批判。这当然会涉及我，因此王惠德副局长已给我们国际共运史资料室领导打了招呼。但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宣部自顾不暇，这篇文章也未能发表。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大字报上才知道这件事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我与丁守和因《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挨批，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都熬了过来。“文化大革命”后人民出版社决定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为重点再版书。副社长范用为此找我们两人谈，表示是否需要修改补充由我们自己决定。上述两点这时当然已不必改动了。关于康生插手的过程，我也是这时才听丁守和说的。这次修改主要由丁守和根据这几年发表的新材料，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周恩来和恽代英的)。我写作的部分变动很少，主要是因为如上所述我已心不在此。
研究室最后两年，中国革命史组曾拟定一个编选一套大型五四运动资料集的计划，共分八个选题，其中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两辑已经动手，研究室撤销后有关同志都已调走，只有张允侯留在新成立的室，并且先做上述资料的收集工作。后来张允侯也调到近代史所，把资料和任务都带走了。《五四时期的社团》于1963年后编好交给人民出版社，已印出清样，后因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的牵连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后张允侯作了补充，我也帮了忙，在1979年出书，共4册，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张允侯接着又着手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除了补充原来从报刊上摘抄的材料外，还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俊臣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一工作涉及许多外文特别是法文资料，因此他又拉我去帮忙。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和1986年分别出了两大卷。还有两卷，由于赔钱又得不到资助，出版社放弃了，实在可惜。迄今已过去了20余年，估计我在有生之年已不可能见到这两卷书的出版，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情缘也到此为止了。
五四研究的缘起
1954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我本来以为这是因为我学了几种外文，适合做马恩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报到时干部科的同志对我说，调我来，是准备让我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这项工作要等苏联专家来了以后才开始，因此先把我安排在马恩著作翻译室。我在马恩著作翻译室工作了大约半年，曾经参加苏联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而负责研究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没来。1955年初编译局领导决定成立研究室，由刚从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兼室主任，从各翻译室调我和另外几个年轻同志组成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大致半年后研究室一度撤销，但不久后又重新成立，这回是由原任局干部科科长和学术秘书的丁守和做主任，而且增加了工作人员，仍由张仲实主管。于是我又回到研究室，一直到1960年底为止。
编译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大全集，虽然师哲局长提出“翻译与研究结合”的口号，但这首先是为了保证经典著作译文的质量，其次是考虑到翻译人员的发展方向，至于当时如何用很少一部分力量单独从事研究工作，局领导对此并没有明确意见。而这正是张仲实副局长、丁守和以及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都在探索的问题。不久就碰到了一个好机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研究课题规划。张仲实和编译局另一位副局长陈昌浩参加了这一工作。拟出的课题印了16开一大本。有些课题已标明承担单位或承担人，有不少仍是空白，全国任何单位都可以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来研究，无需申报，也没有资金补助。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个课题很适合编译局，向局领导建议把它定为我们的长期研究方向，这个意见很快就被接受。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同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革命。与此相应，研究室成立了中国革命史组，由我任组长，张允侯和张伯昭任副组长。我对五四时期期刊的研究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在考虑问题时发现，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述都很重视五四时期进步刊物传播思想的作用，但语焉不详，往往只列举几个期刊的名称，因此我感到应当深入探索一下。我和组内的同志首先从收集资料人手。当时的东安市场和琉璃厂有许多旧书店，备有不少旧期刊，尤其是琉璃厂的松筠阁，老板编了一本近代中国期刊目录，相当齐全，可供参考。我和张允侯以及图书馆的崔士敏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跑一趟旧书店，不但收购到一些有名的杂志，还发现了一些虽不著名但很重要的杂志。有些杂志可以说是海内孤本，如周总理年轻时组织的觉悟社出版的《觉悟》。我组的同志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图书馆和大学、研究机构的资料室，也有收获。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五四期刊打下了基础。
我在清华和北大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陈庆华当时在协助邓广铭先生编辑《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我和他谈起对这些期刊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的设想，他很支持。于是从1957年4月到10月，我们以《五四时期重要期刊介绍》为总题目，在这个副刊上分11期发表了10余篇短文，其中“前言”、“结束语”和关于《少年中国》、《星期评论》、《觉悟》、《解放与改造》等刊物的简短介绍是我写的。还有几篇介绍是我组织其他同志撰写并作了修改的。我在这些短文中初步表述了对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丰富内涵的看法。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编译局领导决定让研究室写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书，由我和张伯昭执笔，丁守和统稿。我承担的是论述十月革命在当时中国的反响和由此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章，引用了不少从那时报刊上收集的资料。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毕竟是较早地具体论述这一重要政治命题的著作，因此反响较大。195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概括此书内容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一文(约5000字)。《历史研究》也约我们根据此书写成一篇3万字的同名文章，在1957年第10期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具体改写工作都是我做的，仍以三人名义发表。苏联也在1959年出版了此书的俄文译本。
上述工作使我们增强了信心，1958年起开始考虑编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我拟订的方案是大致出三卷，每卷分三部分：期刊内容的详细介绍、期刊发刊词、期刊目录(大的期刊要编出分类目录)。起初只想找中华书局出版，差一点订了合同，后来人民出版社主动表示愿出此书，我们也欣然同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原定1958年第4季度付排，但“大跃进”一开始，出版社提出要为1958年国庆献礼，付排期一下子提前了几个月，我们还是日夜加班赶出来了。此后的第2、3两卷的速度也不慢，在1959年出版了。第1卷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的评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以书中肯定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为例，说明该书的观点比较实事求是。这当然大大鼓舞了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书是以介绍为主，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够，观点也相当片面，但材料是实在的，加上发刊词和目录部分，不失为很实用的参考书，因此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此书。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编译局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我认为值得对与它有关的一些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首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写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认真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我们中国革命史组的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尤其是洪清祥，他曾和崔士敏一同去上海，收购到大批期刊，后来又多次单独出差，在长沙、广州等地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期刊目录是金振声一个人辛苦编成的。由于出版仓促，有不少印刷错误，出书后他又花了许多时间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改正了错误，准备再版时订正。这两位同志都没有参加写作，但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成果。拿第1卷来说，研究室主任丁守和写了《晨报副刊》介绍，组内人人动手，写的较多的是我、张允侯及王云开。我写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 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介绍，还做了不少修改定稿工作。第2、3卷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只是作者增加了。
上述情况也反映在这本书的署名上。全书署“编译局研究室编”，每篇文章后不署作者姓名，只是在前言中列举参加工作的同志。这也可以说是那时“时代精神”的反映。不但如此，“大跃进”中刮“共产风”，人民出版社一度取消稿费，我们正好碰上，三大卷书一分稿费也没有。有趣的是，1979年此书再版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稿费制还未恢复，又是旧书重印，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对此，大家都无怨无悔。现在人们恐怕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了。
这里我还要着重说说一些前辈和兄弟单位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在涉及五四时期三大副刊(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副刊》因以文艺为主要内容，我们未介绍)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允侯经人介绍认识了曾任北京《晨报》社长的林仲易先生，他藏有全套的《晨报》，慷慨地借给我们长期使用(后来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八全套《时事新报》装了十几箱寄给我们使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民国日报》，为了我们阅读和抄写方便，专辟了一个房间(我记得是一个亭子，可以上锁)，供我们用了好几个星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晨报副刊》的作者是丁守和，《觉悟》和《学灯》的作者是我)才能在另一些同志的帮助下较快地阅读有关资料，写出介绍。
还有一位前辈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他送给我们不少珍贵期刊，还把他珍藏的毛泽东给他的6封信和送他的《新民学会通讯录》(他是毛泽东的老师)送给我们(我们后来转交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最后我要说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不足之处，前面提到的目录部分的印刷错误，由于金振声的校改稿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再版时也未能纠正。有些文章的观点的局限性或错误姑且不论，有些史实错误却是硬伤。例如我写的《觉悟》介绍把一位作者郑洪年误当做郑孝胥的化名，再版时因忙于手头工作也忘了纠正。至少我在这两件事上是对读者负疚的。
大致从1957年起，编译局研究室由另一位副局长姜椿芳主管。姜椿芳为我们T作打开局面，曾从当时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黎澍那里接过编辑《五四运动文选》和《李大钊文选》的任务交给我们。为此我们曾从姜椿芳在上海市委的老战友方行那里接受了李大钊侄子李乐光收集的李大钊著作剪贴和手抄本(后来交给人民出版社)。这两项工作都是为了迎接五四运动40周年。我和张允侯协助丁守和确定选材，交黎澍审定，标点和校对工作由张允侯负责组织。我们从这一工作学到不少东两。后来，两书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未署编译单位。《李大钊文选》的出版说明中提到编译局参加工作。《五四运动文选》初版时，是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后再版时改为公开发行，由当时已任中国近代史所副所长的黎澍写了序言，因此也标明由近代史所编辑。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59年，丁守和提议与我合作，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所提供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一本论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著作。全书分四章。丁守和写有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建党的章节，我写有关五四后涌现的各种不同思潮以及著名的三次论战的章节(第3章第1、3 5节，第4章第1－4节)。篇幅大致各占一半。初稿写成后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审阅后由薛德震向我们提出修改意见。但因为“反右倾”运动搁下了。丁守和在运动中挨整，后又下放安徽，1961年回编译局后调到近代史所协助黎澍编辑《历史研究》。这时我们才重新和人民出版社联系，经过黎澍的推荐和稍作修改，于1963年出版，书名定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那时编泽局的领导已有变动。1960年中宣部派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兼任编译局局长，理论处原副处长王惠德任常务副局长。局领导决定撤销研究室，把不适合做外文工作的同志调走，并成立国际共运史资料室(后改为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的前身)。我在这个室中负责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研究，这需要首先搜集和阅读大量外文资料，编译代表人物的著作选集和专题文集。这对于我可以说是回到刚来编译局本应从事的工作，也是一项崭新的任务，需要全身心投入，也不得不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告别。因此，《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的出版虽然也使我高兴，却不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出版时那样兴奋。实际上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麻烦远多于喜悦。
麻烦首先来自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大致在1957年，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部分文件还给中共中央。中央档案馆把一些文件译成中文，其中有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英文)和一大通过的党章(俄文)。中央档案馆把这两个文件的译文送给编译局审阅，丁守和曾让我对照中文和原文审看过并提出意见，因此我们也知道了文件的内容。到那时为止，中共党史界一直是按陈潭秋的回忆来叙述一大的，与这两个文件所表述的情况相差较大。这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曾经一度在常设展览中展示这个党章(据说很快就被康生制止)。缪楚黄这时写的一本中共简史也是按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叙述一大的，因此丁守和写《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部分时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该书出版后，他送了一本给中央档案馆裴桐副馆长，裴桐看了曾对他说很好。不料后来康生不知为什么事整裴桐，裴桐写检讨时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一问题也带上了。那时康生正在抓所谓借写小说《刘志丹》反党的案子，因此对这本书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现在有人借小说反党，对此事应提高警惕。这一批示给人民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丁守和也为此作了检讨。由于未进行公开批判，问题的直接责任也不在我，我又不是党员，所以暂时未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某群众组织编印的一本文化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刊登了这一批示，同时也使我当时正受到的批判的分量大大加重了。
另一麻烦来自对陈独秀的评价。在写作《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前，我们听说毛泽东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陈独秀，称赞他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书中对陈独秀作了相当积极的评价。当时也有其他学者这样做，但这后来被看成是一种错误倾向。据说中宣部已组织写作了一篇文章，准备对包括《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的七本(篇)著作公开点名批判。这当然会涉及我，因此王惠德副局长已给我们国际共运史资料室领导打了招呼。但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宣部自顾不暇，这篇文章也未能发表。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大字报上才知道这件事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我与丁守和因《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挨批，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都熬了过来。“文化大革命”后人民出版社决定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为重点再版书。副社长范用为此找我们两人谈，表示是否需要修改补充由我们自己决定。上述两点这时当然已不必改动了。关于康生插手的过程，我也是这时才听丁守和说的。这次修改主要由丁守和根据这几年发表的新材料，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周恩来和恽代英的)。我写作的部分变动很少，主要是因为如上所述我已心不在此。
研究室最后两年，中国革命史组曾拟定一个编选一套大型五四运动资料集的计划，共分八个选题，其中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两辑已经动手，研究室撤销后有关同志都已调走，只有张允侯留在新成立的室，并且先做上述资料的收集工作。后来张允侯也调到近代史所，把资料和任务都带走了。《五四时期的社团》于1963年后编好交给人民出版社，已印出清样，后因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的牵连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后张允侯作了补充，我也帮了忙，在1979年出书，共4册，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张允侯接着又着手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除了补充原来从报刊上摘抄的材料外，还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俊臣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一工作涉及许多外文特别是法文资料，因此他又拉我去帮忙。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和1986年分别出了两大卷。还有两卷，由于赔钱又得不到资助，出版社放弃了，实在可惜。迄今已过去了20余年，估计我在有生之年已不可能见到这两卷书的出版，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情缘也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