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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文学死了，而我却在逃向她。两年前我重申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区别于评论对现实世界的修修补补，我同样希望能够回归文学，在那里搭建我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
我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怀抱。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某种悄然的变化。至少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诗歌和写作诗歌。也许是在咀嚼了足够多的“信息的面包”之后，人们对“诗歌的玫瑰”有了乡愁？那个已然逝去的八十年代，在经历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势利与粗鄙的放逐之后，好似要重新归来。
没有人知道，若干天前我在南开听诗人席慕容的讲座，只是因为念中学时读过她的一句“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席慕容《回首》）。语言多么神奇啊！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字，总会让我想起年少时坐船去县城中学读书时的情景，仿佛那些年我真的在渡口船头遇见过一位让我倾心的姑娘，并且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裙裾飘飘。
这次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须知写诗和读诗乃生命之本能”。这是叶嘉莹先生的原话。叶先生已秩九十，当晚就坐在我边上。回想我自己并不漫长的岁月，我灵魂的成长和对文字的热爱，的确可以说是由诗而始。
海子与顾城的死，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之死写下了阴郁、沉重的注脚。北岛在《波兰来客》中伤感地怀念起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活：“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而伴随着网络文本的兴起，与诗歌一起被送上手术台和被告席的还有广义的文学。昔日诗人甚至开始宣告诗歌已死或文学已死。大众文化里，“文学青年”这个曾经让少男少女眼前一亮的词汇，渐渐被缩略为“文青”，沦为贬义—如今谁还会像八十年代一样在征婚启事上标明“热爱文学”呢？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将这场失意的革命的源头指向了文学。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染上了“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而这一百年病症需要新兴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方可医治。
我最初读到类似观点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也很快起了疑心。如果说“文学病”的症状是感性压倒了理性，那么怎么解释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所具有的历史洞见？同样是诗人出身的弥尔顿又怎么能写出石破天惊的《论出版自由》？而大律师罗伯斯庇尔又为什么没带领好法国人，让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如果文学必须为一代人的愚蠢担责，文学岂不还是做了替罪羊？
更别说诗人中还有徐志摩，其对苏联模式的洞察，深度不在乔治·奥威尔之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当胡适都一度开始赞美苏联，认为那只是一种政治试验时，徐志摩却在苏联的旅行中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黑暗：“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徐志摩是感性的，同时也是理性的。但是在他那里，感性与理性是互相救济的。他不会因理论的说教而丢掉对现实的敏感。借他的话，诗从来就没有犯下罪行，“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真正犯下罪行的，仍是人类自己。
此前，说到中国的古典诗词，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如果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能够多写些所谓“理性、建设性”的文章，而不只是抚着青楼的栏杆抒发离情别绪，中国的政治史会不会好看一些？当时有此想法，也是感叹中国文化积累中的“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可仔细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在“抒发情绪”？历史走到哪一步，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岂是几位诗人、词人所能左右？王权主义奉行愚民政策，时常判决被强奸者有罪，还谈什么“诗人误国”，实则是“国误诗人久矣”。更不要说，诗人抒发情感，也是人性所需。《诗经》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流传至今，自是因为那些古诗融汇了人类共有之感情。
你不能因为有人写告密信，就论定书信是罪魁祸首，而忽略那个告密者以及给他打赏的人。同样是诗歌，两个人写出来效果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表现也不一样。试想，一九二一年写 《天上的街市》的郭沫若和三十年后给斯大林祝寿写《我向你高呼万岁》的郭沫若，还是同一个人吗？不明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迷魂汤，明白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理性精神，这一切与文学在本质上是否理性并无必然联系。
诗与思的争辩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甚至发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驱逐诗人的大讨论。
在苏格拉底那里，诗歌是想象与神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远古荒诞的世界，与他想要追求的热爱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认为诗歌不仅制造影像、充斥谎言，使假象伪装成了真实，而且因为纵容贪婪和爱欲有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柏拉图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饱含感情的诗歌是危险的，荷马以及那些希腊大戏剧家要被永远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读者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另一版本的“罢黜百家”，只不过它所独尊的是理性。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与此一脉相承。理性被推上神坛，无所不能。
柏拉图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却没有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认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有诗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诗还可以建设城邦正义与秩序，塑造公民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再次表达了他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客观上也说明了诗与思之辩的复杂性。诗与思的争辩在后世延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在中国有关“文学病”的声讨。
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何要驱逐诗人？这一激烈态度与其说是源于他们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不如说是源于某种“理想的焦虑”。为了打破诗歌、绘画、戏剧等“模仿艺术”的垄断性地位，他们一心希望哲学能够后来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能够在希腊广为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焦虑的推动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理性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对人的无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变成可以拿人做实验的科学。政治正确变成了理性生产线唯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极端的革命的年代，诗歌真的被彻底驱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掏空了灵魂的标语口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诗人的气质。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像苏格拉底一样批评荷马，但他似乎更像是荷马的同路人。柏拉图没有放弃文学的语言而采用“真理的语言”，他的戏剧、对话录甚至被人归类为广义上的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赞美柏拉图对话犹如一叶扁舟，从苏格拉底那里拯救了“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而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截了当断定柏拉图就是一个诗人。而且，诗与哲学本来也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也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我读赵越胜的《燃灯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提到哲学家周辅成对天才的分类：一等天才献身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作不成了就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就只能写写小说了。文学能被哲学家抬到如此高度，恐怕还是因为文学涵盖了一切人学。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凡人所有的，皆可在文学中找到。
如果读者对此仍然心有疑虑，不妨再看看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的《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在我看来，这首诗所表达的关于存在的内涵，并不亚于一篇严谨的哲学论文。而且，它是那么宽阔，那么柔软，那么美。
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莱。一八二一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思想的片断，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诗掀开了帐幔，显露出世间隐藏的美，使得平凡的事物也仿佛是不平凡;诗再现它所表现的一切。”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略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我常常为英年早逝的雪莱的生命感动不已。虽然我至今没能参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的—“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既然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这样一来，自古希腊以来的这场诗与思的争辩就显得荒谬。驱逐诗人更是无从谈起。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或许作者自己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就像你进不了别人的大脑中思考。他需要的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什么是美，都在其次。
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既然我承认文学首先是人学，承认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诗歌也因此具有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安放写作者的灵魂。
我时常提起，尽管我读过些理论书，也写过些评论，但真正让我终生受益、恩泽灵魂的还是文学。究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为我塑造了一颗超拔现实的灵魂。我虽然不曾信仰某一个具体的宗教，但在我看来，诸如《圣经》在内的许多宗教经典，其所用的语言也都是文学的语言。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拯救这个世界，而在于你可以借着好的作品丰富你的内心，保持你意义世界的完整性。这是一个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地，即使世界崩溃，你的意义维度还在。人有追求意义的激情，也有逃避意义的激情，但人终归是生活在意义世界里。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这一点，在我读席勒的《我的信仰》时尤其有体会。
我信什么教？你举出的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全不信？—因为我有信仰。
关于信仰，托尔斯泰写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同样耐人寻味—“假使每个人都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我的世界还不算太糟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远离文学，甚至还在努力回到文学。我至今依旧认为，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比拓展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我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而且我也深知诗歌在表达层面的局限性。所以宁愿将这种回归视为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而非替代。无论是思辨、抒情还是嘲讽，我试图借助诗歌文本所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内在的张力，申明我的存在和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感悟。
这个世界很奇妙，有些曾经淹没的东西，会慢慢回来。尤其最近几年，我明显感觉诗歌的回归。一切就像胡适在一九三八年的忆旧诗里所写的那样—“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我忽然发现其实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正如星星没有离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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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怀抱。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某种悄然的变化。至少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诗歌和写作诗歌。也许是在咀嚼了足够多的“信息的面包”之后，人们对“诗歌的玫瑰”有了乡愁？那个已然逝去的八十年代，在经历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势利与粗鄙的放逐之后，好似要重新归来。
“须知写诗和读诗乃生命之本能”
没有人知道，若干天前我在南开听诗人席慕容的讲座，只是因为念中学时读过她的一句“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席慕容《回首》）。语言多么神奇啊！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字，总会让我想起年少时坐船去县城中学读书时的情景，仿佛那些年我真的在渡口船头遇见过一位让我倾心的姑娘，并且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裙裾飘飘。
这次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须知写诗和读诗乃生命之本能”。这是叶嘉莹先生的原话。叶先生已秩九十，当晚就坐在我边上。回想我自己并不漫长的岁月，我灵魂的成长和对文字的热爱，的确可以说是由诗而始。
海子与顾城的死，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之死写下了阴郁、沉重的注脚。北岛在《波兰来客》中伤感地怀念起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活：“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而伴随着网络文本的兴起，与诗歌一起被送上手术台和被告席的还有广义的文学。昔日诗人甚至开始宣告诗歌已死或文学已死。大众文化里，“文学青年”这个曾经让少男少女眼前一亮的词汇，渐渐被缩略为“文青”，沦为贬义—如今谁还会像八十年代一样在征婚启事上标明“热爱文学”呢？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将这场失意的革命的源头指向了文学。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染上了“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而这一百年病症需要新兴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方可医治。
我最初读到类似观点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也很快起了疑心。如果说“文学病”的症状是感性压倒了理性，那么怎么解释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所具有的历史洞见？同样是诗人出身的弥尔顿又怎么能写出石破天惊的《论出版自由》？而大律师罗伯斯庇尔又为什么没带领好法国人，让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如果文学必须为一代人的愚蠢担责，文学岂不还是做了替罪羊？
更别说诗人中还有徐志摩，其对苏联模式的洞察，深度不在乔治·奥威尔之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当胡适都一度开始赞美苏联，认为那只是一种政治试验时，徐志摩却在苏联的旅行中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黑暗：“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徐志摩是感性的，同时也是理性的。但是在他那里，感性与理性是互相救济的。他不会因理论的说教而丢掉对现实的敏感。借他的话，诗从来就没有犯下罪行，“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真正犯下罪行的，仍是人类自己。
此前，说到中国的古典诗词，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如果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能够多写些所谓“理性、建设性”的文章，而不只是抚着青楼的栏杆抒发离情别绪，中国的政治史会不会好看一些？当时有此想法，也是感叹中国文化积累中的“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可仔细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在“抒发情绪”？历史走到哪一步，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岂是几位诗人、词人所能左右？王权主义奉行愚民政策，时常判决被强奸者有罪，还谈什么“诗人误国”，实则是“国误诗人久矣”。更不要说，诗人抒发情感，也是人性所需。《诗经》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流传至今，自是因为那些古诗融汇了人类共有之感情。
你不能因为有人写告密信，就论定书信是罪魁祸首，而忽略那个告密者以及给他打赏的人。同样是诗歌，两个人写出来效果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表现也不一样。试想，一九二一年写 《天上的街市》的郭沫若和三十年后给斯大林祝寿写《我向你高呼万岁》的郭沫若，还是同一个人吗？不明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迷魂汤，明白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理性精神，这一切与文学在本质上是否理性并无必然联系。
诗与思
诗与思的争辩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甚至发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驱逐诗人的大讨论。
在苏格拉底那里，诗歌是想象与神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远古荒诞的世界，与他想要追求的热爱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认为诗歌不仅制造影像、充斥谎言，使假象伪装成了真实，而且因为纵容贪婪和爱欲有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柏拉图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饱含感情的诗歌是危险的，荷马以及那些希腊大戏剧家要被永远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读者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另一版本的“罢黜百家”，只不过它所独尊的是理性。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与此一脉相承。理性被推上神坛，无所不能。
柏拉图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却没有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认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有诗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诗还可以建设城邦正义与秩序，塑造公民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再次表达了他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客观上也说明了诗与思之辩的复杂性。诗与思的争辩在后世延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在中国有关“文学病”的声讨。
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何要驱逐诗人？这一激烈态度与其说是源于他们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不如说是源于某种“理想的焦虑”。为了打破诗歌、绘画、戏剧等“模仿艺术”的垄断性地位，他们一心希望哲学能够后来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能够在希腊广为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焦虑的推动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理性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对人的无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变成可以拿人做实验的科学。政治正确变成了理性生产线唯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极端的革命的年代，诗歌真的被彻底驱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掏空了灵魂的标语口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诗人的气质。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像苏格拉底一样批评荷马，但他似乎更像是荷马的同路人。柏拉图没有放弃文学的语言而采用“真理的语言”，他的戏剧、对话录甚至被人归类为广义上的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赞美柏拉图对话犹如一叶扁舟，从苏格拉底那里拯救了“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而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截了当断定柏拉图就是一个诗人。而且，诗与哲学本来也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也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我读赵越胜的《燃灯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提到哲学家周辅成对天才的分类：一等天才献身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作不成了就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就只能写写小说了。文学能被哲学家抬到如此高度，恐怕还是因为文学涵盖了一切人学。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凡人所有的，皆可在文学中找到。
如果读者对此仍然心有疑虑，不妨再看看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的《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在我看来，这首诗所表达的关于存在的内涵，并不亚于一篇严谨的哲学论文。而且，它是那么宽阔，那么柔软，那么美。
诗与私
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莱。一八二一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思想的片断，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诗掀开了帐幔，显露出世间隐藏的美，使得平凡的事物也仿佛是不平凡;诗再现它所表现的一切。”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略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我常常为英年早逝的雪莱的生命感动不已。虽然我至今没能参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的—“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既然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这样一来，自古希腊以来的这场诗与思的争辩就显得荒谬。驱逐诗人更是无从谈起。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或许作者自己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就像你进不了别人的大脑中思考。他需要的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什么是美，都在其次。
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既然我承认文学首先是人学，承认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诗歌也因此具有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安放写作者的灵魂。
我时常提起，尽管我读过些理论书，也写过些评论，但真正让我终生受益、恩泽灵魂的还是文学。究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为我塑造了一颗超拔现实的灵魂。我虽然不曾信仰某一个具体的宗教，但在我看来，诸如《圣经》在内的许多宗教经典，其所用的语言也都是文学的语言。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拯救这个世界，而在于你可以借着好的作品丰富你的内心，保持你意义世界的完整性。这是一个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地，即使世界崩溃，你的意义维度还在。人有追求意义的激情，也有逃避意义的激情，但人终归是生活在意义世界里。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这一点，在我读席勒的《我的信仰》时尤其有体会。
我信什么教？你举出的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全不信？—因为我有信仰。
关于信仰，托尔斯泰写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同样耐人寻味—“假使每个人都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我的世界还不算太糟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远离文学，甚至还在努力回到文学。我至今依旧认为，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比拓展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我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而且我也深知诗歌在表达层面的局限性。所以宁愿将这种回归视为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而非替代。无论是思辨、抒情还是嘲讽，我试图借助诗歌文本所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内在的张力，申明我的存在和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感悟。
这个世界很奇妙，有些曾经淹没的东西，会慢慢回来。尤其最近几年，我明显感觉诗歌的回归。一切就像胡适在一九三八年的忆旧诗里所写的那样—“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我忽然发现其实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正如星星没有离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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