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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惯习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之一。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惯习理论就被逐渐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布迪厄惯习理论，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为例，从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三方面来分析屠岸和辜正坤个人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关键词：布迪厄惯习理论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7-0096-02
惯习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在国外，关于惯习理论的翻译研究也越来越多。译者的惯习主要是指由译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社会身份等大量外部因素造成的个人翻译习惯。本文主要基于惯习理论，以屠岸、辜正坤两位译者为例，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来探讨译者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惯习理论也逐渐被重视并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譬如，屠国元（2015） 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视角，分析了翻译家马君武的译材选择行为。熊俊（2016）以美版《甄嬛传》为个案，对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修改意见。王洪涛和王海珠（2018）以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为依托，以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为案例，探讨蓝诗玲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译者惯习，分析其惯习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布迪厄惯习理论，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以屠岸和辜正坤两位译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来对比分析译者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一、译者惯习与翻译目的
译者惯习对翻译动机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译者的翻译目的都和译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
屠岸从小家庭生活优渥，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因此，其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目的很纯粹，刚开始只是因为兴趣爱好，之后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掺杂着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他认为翻译应该与时俱进。为了使十四行诗被当今的读者所接受，他强调应该时刻研读并完善诗歌翻译。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含有丰富的艺术思想。无论是在音韵上、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十四行诗都能够对当代年青一代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在新中国刚建立的时期，那时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友谊、爱情、时间等诸多方面的赞美，虽然可能与当时的革命气氛不协调，但不同时期读者对不同文学作品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十四行诗的翻译不仅对今天有用，对将来也有用。
辜正坤在上世纪90年代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教育水平稳步上升，这使得中国与欧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开放和包容。这时，新中国成立时期遭到拒绝和批判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也在新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此外，辜正坤曾说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重译主要是为了以诗译诗，传递美感，还原之前几乎所有译者都未曾翻译的猥褻语，完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
二、译者惯习与翻译风格
不仅社会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对译者的翻译风格影响颇大，而且翻译目的也会形成不同的翻译风格，尤其在中国，处在不同环境下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风格，而不同环境所形成的翻译目的也对译者翻译风格有着不可泯灭的作用。
屠岸生活在书香门第，母亲的教育对他译诗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小深受其母的影响，他对诗歌有着不一样的情怀，且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前，他还是诗歌创作者，因此其诗歌文化底蕴深厚，也因而形成了带有个人特色的翻译风格。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言辞优美，译出了原诗的修辞美，虽然有时很难理解，但是再现了原诗的结构，给予读者全新的体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辜正坤的翻译目的主要是还原原诗的内容和形式。表面上似乎并没有按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形式进行翻译，但事实上他很重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翻译十四行诗时，他主要采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一元论韵，这在美学上达到了中国读者的要求。在诗歌翻译中，音美、形美、意美是很难达到统一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诗歌是不可译的，他认为与其完整传达原诗的韵律，还不如使用目的语诗歌韵律来创造接近于原诗的音律美，这不仅成功地照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美学要求，也达到了音美的效果（Zhang Shihong，2009）。在意美方面，辜正坤也沿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元曲风，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诗歌的美感，也完美地译出了原诗中所表达的情感走向。
三、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
译者惯习不仅对翻译目的和翻译风格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翻译策略。
屠岸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因此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主要采用一顿代步的手法，还原原诗的形式，使用中国古诗词中的由两三个词构成的“顿”来替代十四行诗中两个音节形成的“步”（Bian Zhilin，2000）。在形式上，它大致对应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多元押韵”，保持了原诗的音美和形美。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形式上的相似性，屠岸的翻译文本的内容缺乏流畅性，从而使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意美不能很好地呈现，导致可读性的降低，影响了其在中国的传播。
而辜正坤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中国与世界联系密切，因此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迎合时代要求，再综合之前的多种翻译版本，辜正坤主张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诗译诗，还原原诗的思想内容，比如猥亵语，目的是译出比之前更加完美的文本。因此，他主要采用中国诗歌的“一元论韵”来翻译莎士比亚多元韵律，一元论韵韵律很强，在阅读上很是吸引人。譬如，第66首中的“台，丐，戴，睬，排，暴，埋，汉，开，牌，呆，拜”这样的词，并没有对应原诗中的“abab，cdcd，eff，gg”，而是采用了中国诗歌的一元论押韵形式，增强韵律感，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要求，达到了与十四行诗相同的音乐美，这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
四、结语
虽然近几年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结合布迪厄惯习理论，主要从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三方面分析比较了屠岸和辜正坤个人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M].合肥：安徽出版社，2000.
[2]屠岸.生正逢时[M].北京：三联书店，2010.
[3]屠国元.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中的译者主体性——近代翻译家马君武个案研究[J].中国翻译，2015，36（2）：31-36.
[4]王洪涛，王海珠.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蓝诗玲的译者惯习研究——以《鲁迅小说全集》的英译为例[J].外语教学，2018，39（2）：74-78.
[5]熊俊.布迪厄场域—惯习论下的影视剧翻译——以美版《甄嬛传》为例[J].外国语文研究，2016，2（1）：73-78.
[6]张世红.归化与异化——莎士比亚第65首十四行诗的两种中译本比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5）：86-89.
责任编辑：张蕊
关键词：布迪厄惯习理论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7-0096-02
惯习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在国外，关于惯习理论的翻译研究也越来越多。译者的惯习主要是指由译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社会身份等大量外部因素造成的个人翻译习惯。本文主要基于惯习理论，以屠岸、辜正坤两位译者为例，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来探讨译者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惯习理论也逐渐被重视并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譬如，屠国元（2015） 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视角，分析了翻译家马君武的译材选择行为。熊俊（2016）以美版《甄嬛传》为个案，对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修改意见。王洪涛和王海珠（2018）以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为依托，以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为案例，探讨蓝诗玲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译者惯习，分析其惯习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布迪厄惯习理论，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以屠岸和辜正坤两位译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来对比分析译者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一、译者惯习与翻译目的
译者惯习对翻译动机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译者的翻译目的都和译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
屠岸从小家庭生活优渥，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因此，其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目的很纯粹，刚开始只是因为兴趣爱好，之后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掺杂着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他认为翻译应该与时俱进。为了使十四行诗被当今的读者所接受，他强调应该时刻研读并完善诗歌翻译。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含有丰富的艺术思想。无论是在音韵上、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十四行诗都能够对当代年青一代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在新中国刚建立的时期，那时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友谊、爱情、时间等诸多方面的赞美，虽然可能与当时的革命气氛不协调，但不同时期读者对不同文学作品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十四行诗的翻译不仅对今天有用，对将来也有用。
辜正坤在上世纪90年代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教育水平稳步上升，这使得中国与欧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开放和包容。这时，新中国成立时期遭到拒绝和批判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也在新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此外，辜正坤曾说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重译主要是为了以诗译诗，传递美感，还原之前几乎所有译者都未曾翻译的猥褻语，完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
二、译者惯习与翻译风格
不仅社会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对译者的翻译风格影响颇大，而且翻译目的也会形成不同的翻译风格，尤其在中国，处在不同环境下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风格，而不同环境所形成的翻译目的也对译者翻译风格有着不可泯灭的作用。
屠岸生活在书香门第，母亲的教育对他译诗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小深受其母的影响，他对诗歌有着不一样的情怀，且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前，他还是诗歌创作者，因此其诗歌文化底蕴深厚，也因而形成了带有个人特色的翻译风格。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言辞优美，译出了原诗的修辞美，虽然有时很难理解，但是再现了原诗的结构，给予读者全新的体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辜正坤的翻译目的主要是还原原诗的内容和形式。表面上似乎并没有按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形式进行翻译，但事实上他很重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翻译十四行诗时，他主要采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一元论韵，这在美学上达到了中国读者的要求。在诗歌翻译中，音美、形美、意美是很难达到统一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诗歌是不可译的，他认为与其完整传达原诗的韵律，还不如使用目的语诗歌韵律来创造接近于原诗的音律美，这不仅成功地照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美学要求，也达到了音美的效果（Zhang Shihong，2009）。在意美方面，辜正坤也沿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元曲风，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诗歌的美感，也完美地译出了原诗中所表达的情感走向。
三、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
译者惯习不仅对翻译目的和翻译风格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翻译策略。
屠岸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因此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主要采用一顿代步的手法，还原原诗的形式，使用中国古诗词中的由两三个词构成的“顿”来替代十四行诗中两个音节形成的“步”（Bian Zhilin，2000）。在形式上，它大致对应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多元押韵”，保持了原诗的音美和形美。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形式上的相似性，屠岸的翻译文本的内容缺乏流畅性，从而使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意美不能很好地呈现，导致可读性的降低，影响了其在中国的传播。
而辜正坤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中国与世界联系密切，因此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迎合时代要求，再综合之前的多种翻译版本，辜正坤主张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诗译诗，还原原诗的思想内容，比如猥亵语，目的是译出比之前更加完美的文本。因此，他主要采用中国诗歌的“一元论韵”来翻译莎士比亚多元韵律，一元论韵韵律很强，在阅读上很是吸引人。譬如，第66首中的“台，丐，戴，睬，排，暴，埋，汉，开，牌，呆，拜”这样的词，并没有对应原诗中的“abab，cdcd，eff，gg”，而是采用了中国诗歌的一元论押韵形式，增强韵律感，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要求，达到了与十四行诗相同的音乐美，这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
四、结语
虽然近几年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结合布迪厄惯习理论，主要从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三方面分析比较了屠岸和辜正坤个人惯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M].合肥：安徽出版社，2000.
[2]屠岸.生正逢时[M].北京：三联书店，2010.
[3]屠国元.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中的译者主体性——近代翻译家马君武个案研究[J].中国翻译，2015，36（2）：31-36.
[4]王洪涛，王海珠.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蓝诗玲的译者惯习研究——以《鲁迅小说全集》的英译为例[J].外语教学，2018，39（2）：74-78.
[5]熊俊.布迪厄场域—惯习论下的影视剧翻译——以美版《甄嬛传》为例[J].外国语文研究，2016，2（1）：73-78.
[6]张世红.归化与异化——莎士比亚第65首十四行诗的两种中译本比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5）：86-89.
责任编辑：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