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目前为止,对《阿Q正传》的英译研究多从语言学、目的论、接受美学等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的文章甚少。本文试图借助于布迪厄社会学三个关键概念即场域、资本和惯习,将翻译产生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文章选取杨宪益、莱尔和蓝诗玲的《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宏观层面探讨了场域、资本等社会变量对译者惯习的塑造作用,微观层面探讨了译者惯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译者所处的场域、拥有的资本及其社会化过程塑造了译者的翻译惯习,而翻译惯习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具体来讲,杨宪益夫妇所处的翻译场域由于权力场域的介入,为传播中国文化而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主流。为了在各种场域获得认可和资本,杨宪益夫妇必须遵守场域内规则。莱尔所处的美国文学场域对华裔作家和外来文学的容忍度提高,英美读者希望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异域风情,翻译场域内流畅的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蓝诗玲所处的翻译场域受权利场域的影响,关注读者期待和归化策略成为西方翻译场域规则。其次,译者拥有的资本与译者在场域中自身的定位密切相关。杨宪益夫妇由于国外象征资本薄弱,促使他们形成了坚定文化自尊,忠实于原文的态度。莱尔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丰富,他倾向于完整传递原文的内容和风格。蓝诗玲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较为突出,她关注大众读者群,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此外,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也培养了译者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杨宪益夫妇的跨文化惯习、威廉·莱尔的专业惯习、蓝诗玲的读者导向惯习结构无不打上了先前社会经验的烙印。由于具有某种惯习的译者带着各自的资本在权利场域中参与斗争,因此译者惯习影响翻译目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在跨文化惯习的影响下,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重塑中国形象,尽量忠实于原文；文化层面上采用异化策略,语言层面多采用直译。莱尔在其专业惯习的影响下,希望英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会和欣赏鲁迅的作品,力图再现原文风格；文化层而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语言层面却采用归化策略。蓝诗玲在读者导向惯习的影响下,翻译目的是为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讲好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遵循忠实再创造的理念；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使得译本读起来不像是翻译就像是目的语写成的。总之,译者惯习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及译者的社会化过程中,不同译者的惯习产生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总的来讲,杨译本忠实于原文,贴近原文句法结构和简洁的风格,在国内较受英语学习者的欢迎；莱尔译本是典型的学者型译本,适用于专家学者、教学与研究所用；蓝译本最为流畅,可读性高,在普通英语读者中较受欢迎。中国经典文学的翻译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中国政府资助的中国文学外译在西方国家接受情况不尽如意。本文旨在从社会学视角探讨《阿Q正传》三个译本差异背后的内部和外部原因,重新审视社会和翻译活动的互动作用,希冀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