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科举道路远不如两个儿子顺利，好在儿子长脸，他的才华也不差，所以很快与当朝文臣打成一片。靠着圈子，苏洵不用参加考试就获得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主簿是宋朝级别最低的文官，每月薪水只有七贯铜钱。
　　但苏洵很爱面子，一当上官就在开封宜秋门外买了一所相当漂亮的花园住宅。这所花园住宅的標价是8000贯，就算他不吃不喝地连续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他是怎么筹够房款的呢？很简单，借。他的二哥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高于他，所以成了他最主要的债主。
　　有道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而仅凭苏洵微薄的薪水永远还不了债。买房7年后，苏洵病逝，还债的重任也就落到苏轼和苏辙头上。
　　苏轼在25岁那年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月薪20贯，还有400亩的职田。这两项加起来，苏轼的年收入已超1000贯，意味着他存上8年钱就能在开封买一所花园住宅，但他没买房，钱全用来帮父亲还“房贷”了。
　　苏轼调任杭州通判时，月薪涨到30贯，职田增到700亩，年收入约在1800贯左右，稍微攒上几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可他仍没买房，因为开销太大。当时他不仅有自己的一大家人，还带上了奶妈及奶妈的一大家人。苏轼重情义，认为奶妈对自己有抚育之恩，自己必须让她安享晚年。
　　慷慨好施的苏轼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继续帮父亲还“贷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3年通判，离任时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再后来，苏轼去密州做官，薪水又涨了一次，年收入已超过2000贯。这时他已还清父亲欠的债，积蓄也相当可观了，但他买房的兴趣似乎不大，总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有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他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不过，苏轼后半生的仕途很不顺利，常被贬官，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买不起了。
　　他跟驸马王诜交好，常去王诜的府邸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所房子，也是他常借宿的地方。后来他的儿子在开封结婚，他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
　　苏轼近50岁时，为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终于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父亲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
　　这是不是说明苏辙比苏轼更早安居乐业了呢？并不是。苏辙曾作过一首《李方叔新宅》，“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
　　苏轼兄弟做了大半辈子的“房奴”，虽与他们“先人后己”的风度有关，但北宋的高房价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