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俞平伯先生在“文革”中承认自己反动，是迫于高压；而他这样做，又是传统教育所致。(见《读书》一九九六年十一期)及至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才觉得此言谬矣。据陈氏秘书黄萱女士回忆，陈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她当年要去看望陈先生，必须先向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有一次，陈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释，黄无言以对。写到这里，作者感慨地说：“‘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不过，该书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陈氏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前一观点无须解释；对于后一观点，人们认为这位“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至少表明他与帽子的制造者们“‘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
　　俞平伯与陈寅恪，在其家学渊源、所受教育和价值观念方面类似，也许俞承认自己反动，与陈之心境大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