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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2， Michael Lewis published Boomerang， and discuss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behind European debt crisis. Lewis first analyzed th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celandic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celandic financial crisis. In Lewis’ view， Machismo haunts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is also one of the causes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Icel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certainly hard to establish.
发展到今天，资本市场不仅跨国界，而且跨阶层，金融寡头好这口，工商巨子好这口，升斗小民和贩夫走卒也好这口：大家都想赚大钱，发大财。资本市场是什么呢？资本市场就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资本市场就是万类霜天竞自由——至少正版资本市场如此。
在分析资本市场的动态时，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退居第二位，人们开始分析国民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2012年，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出版新书《反射回来的飞镖》（Boomerang），探讨了欧债危机背后的国民性。刘易斯首先分析了冰岛的国民性与冰岛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
2003年～2007年期间，美国股市的市值翻了一番，而冰岛的股票市场的市值增加了九倍。2006年冰岛家庭的平均财富较2003年增加了三倍。冰岛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鱼人，短时间内何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渔夫与银行家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呢？刘易斯的解释是，渔夫和银行家有一点是相通的：两者都富于冒险精神，敢于与天斗，与人斗，与市场斗。有些渔夫还真的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银行家。有位拖网渔船船长出身的冰岛银行家就嘲笑俄罗斯人，说是俄罗斯人没有冒险精神，只要风暴一来，俄罗斯拖网渔船便集体返航。而冰岛渔船就敢于虎口夺食，争分夺秒地捕鱼，不到最后一刻不退。而在资本市场搏杀，就是要虎口夺食，善于把握千钧一发之际。
在刘易斯看来，大男子主义在金融界作崇，也是冰岛金融危机的罪恶根源之一。作为其观点的理论支持，刘易斯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的研究结果是，对3.5万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在证券交易方面，单身男子不如已经婚男子理性，而已婚男子不如单身女子理性，“市场的女性越少，市场的理性也就越少”（与中国成语“牝鸡司晨”的意思正好相反）。冰岛银行业也有女性雇员，但大多数不负责风险控制，冰岛闹出金融危机就并不奇怪了。华尔街也是男多女少，所以危机频发。
对于爱尔兰金融危机的国民性，刘易斯也有高论。爱尔兰历史上出过许多杰出的作家，而作家对人生大多是比较悲观的；推而广之，在一个盛产作家的国度，国民中也应当弥漫着悲观情绪。历史上爱尔兰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1845年～1852年期间，爱尔兰80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直到1980年，爱尔兰320万人口中，仍有1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金融危机之前，爱尔兰百姓和银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乐观：百姓贷款，银行放款，各方争先恐后地投资房地产，大家看好房价上涨。爱尔兰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就业，建筑业占到爱尔兰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在正常国家只占五分之一。
希腊是一个过于随意的民族，从第一天开始就不讲信用。按照刘易斯的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腊的利率通常就比德国的要高出10%，因为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希腊人就没有还钱的习惯，所以借钱给希腊人利息要高。加入欧元区时，希腊做了手脚。欧元区规定，成员国的政府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于是，在华尔街的帮助之下，希腊政府就将账面负债移至账外，退休金开支和国防开支顿时减少了许多。为了符合欧元区限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希腊政府也是大胆修正数据：如果番茄的价格偏高，希腊统计官员干脆不将其价格计算在内。希腊的国家统计局被人戏称为“魔术师局”。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的信用提高了很多，在市场上以 5%利率借款，而不是以从前18%的利率借款，所以希腊人借钱、花钱更是没有节制。
国民性的理论存并非没有争议，但刘易斯是文人，其观点不会被等闲视之。刘易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投资银行工作过，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持否定态度，其代表作是《骗子的面不改色》（Liar’s Poker）和《大卖空》（The Big Short）。刘易斯的作品在不少国家销路很好，媒体的书评也比较捧场。《反射回来的飞镖》出版后即成为国际畅销书，主流媒体也有好评，《经济学人》的书评是：“温和的嘲讽……可读性强，且富有洞见。”《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引人入胜……机敏、冷眼旁观、直言不讳。”
以国民性解释社会弊病，刘易斯并不是始作俑者，鲁迅应当是研究国民性第一人。以国民性或文化性来解释金融问题不失趣味性，改革开放后非法集资第一人士——苏南的邓斌，闻名于世的则来自浙江的温州。两位女士都来自江南水乡，是典型的吴越文化地区，是楚文化。但最近因非法集资而被执行死刑的曾成杰先生则来自湖南的湘西州；湘西是楚国文化，民风强悍，与阴柔的吴越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国民性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难肯定，但从《反射回来的飞镖》看，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只讲资本市场飞速发展的故事，不讲飞速发展的负面问题。我们爱说自己的资本市场发展神速，用了20年就走完了美国用了200多年才走完的路。但若论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恐怕还轮不到中国为自己评功摆好，冰岛的发展就更为神速。我们大谈资本市场发展，是将其作为一项荣耀的事来自我标榜的，但恐怕飞速发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冰岛就是前车之鉴：金融神话破灭时，冰岛负债1000亿美元，冰岛30万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负债33万美元。
发展到今天，资本市场不仅跨国界，而且跨阶层，金融寡头好这口，工商巨子好这口，升斗小民和贩夫走卒也好这口：大家都想赚大钱，发大财。资本市场是什么呢？资本市场就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资本市场就是万类霜天竞自由——至少正版资本市场如此。
在分析资本市场的动态时，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退居第二位，人们开始分析国民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2012年，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出版新书《反射回来的飞镖》（Boomerang），探讨了欧债危机背后的国民性。刘易斯首先分析了冰岛的国民性与冰岛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
2003年～2007年期间，美国股市的市值翻了一番，而冰岛的股票市场的市值增加了九倍。2006年冰岛家庭的平均财富较2003年增加了三倍。冰岛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鱼人，短时间内何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渔夫与银行家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呢？刘易斯的解释是，渔夫和银行家有一点是相通的：两者都富于冒险精神，敢于与天斗，与人斗，与市场斗。有些渔夫还真的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银行家。有位拖网渔船船长出身的冰岛银行家就嘲笑俄罗斯人，说是俄罗斯人没有冒险精神，只要风暴一来，俄罗斯拖网渔船便集体返航。而冰岛渔船就敢于虎口夺食，争分夺秒地捕鱼，不到最后一刻不退。而在资本市场搏杀，就是要虎口夺食，善于把握千钧一发之际。
在刘易斯看来，大男子主义在金融界作崇，也是冰岛金融危机的罪恶根源之一。作为其观点的理论支持，刘易斯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的研究结果是，对3.5万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在证券交易方面，单身男子不如已经婚男子理性，而已婚男子不如单身女子理性，“市场的女性越少，市场的理性也就越少”（与中国成语“牝鸡司晨”的意思正好相反）。冰岛银行业也有女性雇员，但大多数不负责风险控制，冰岛闹出金融危机就并不奇怪了。华尔街也是男多女少，所以危机频发。
对于爱尔兰金融危机的国民性，刘易斯也有高论。爱尔兰历史上出过许多杰出的作家，而作家对人生大多是比较悲观的；推而广之，在一个盛产作家的国度，国民中也应当弥漫着悲观情绪。历史上爱尔兰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1845年～1852年期间，爱尔兰80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直到1980年，爱尔兰320万人口中，仍有1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金融危机之前，爱尔兰百姓和银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乐观：百姓贷款，银行放款，各方争先恐后地投资房地产，大家看好房价上涨。爱尔兰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就业，建筑业占到爱尔兰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在正常国家只占五分之一。
希腊是一个过于随意的民族，从第一天开始就不讲信用。按照刘易斯的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腊的利率通常就比德国的要高出10%，因为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希腊人就没有还钱的习惯，所以借钱给希腊人利息要高。加入欧元区时，希腊做了手脚。欧元区规定，成员国的政府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于是，在华尔街的帮助之下，希腊政府就将账面负债移至账外，退休金开支和国防开支顿时减少了许多。为了符合欧元区限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希腊政府也是大胆修正数据：如果番茄的价格偏高，希腊统计官员干脆不将其价格计算在内。希腊的国家统计局被人戏称为“魔术师局”。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的信用提高了很多，在市场上以 5%利率借款，而不是以从前18%的利率借款，所以希腊人借钱、花钱更是没有节制。
国民性的理论存并非没有争议，但刘易斯是文人，其观点不会被等闲视之。刘易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投资银行工作过，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持否定态度，其代表作是《骗子的面不改色》（Liar’s Poker）和《大卖空》（The Big Short）。刘易斯的作品在不少国家销路很好，媒体的书评也比较捧场。《反射回来的飞镖》出版后即成为国际畅销书，主流媒体也有好评，《经济学人》的书评是：“温和的嘲讽……可读性强，且富有洞见。”《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引人入胜……机敏、冷眼旁观、直言不讳。”
以国民性解释社会弊病，刘易斯并不是始作俑者，鲁迅应当是研究国民性第一人。以国民性或文化性来解释金融问题不失趣味性，改革开放后非法集资第一人士——苏南的邓斌，闻名于世的则来自浙江的温州。两位女士都来自江南水乡，是典型的吴越文化地区，是楚文化。但最近因非法集资而被执行死刑的曾成杰先生则来自湖南的湘西州；湘西是楚国文化，民风强悍，与阴柔的吴越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国民性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难肯定，但从《反射回来的飞镖》看，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只讲资本市场飞速发展的故事，不讲飞速发展的负面问题。我们爱说自己的资本市场发展神速，用了20年就走完了美国用了200多年才走完的路。但若论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恐怕还轮不到中国为自己评功摆好，冰岛的发展就更为神速。我们大谈资本市场发展，是将其作为一项荣耀的事来自我标榜的，但恐怕飞速发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冰岛就是前车之鉴：金融神话破灭时，冰岛负债1000亿美元，冰岛30万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负债33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