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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员，它更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封面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含义也就值得我们去探究了。本文拟从图书封面的价值所在说起，选择《西行漫记》四个不同版本的封面进行研究，进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键词：封面；《西行漫记》；文化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44-02
一、封面：隐性意义的显性表达
图书与读者见面，第一个回合就依赖于封面。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员。好的封面设计不仅能招徕读者，使其一见钟情，爱不释手，促使其掏出腰包购之。同时封面设计的优劣对出版社自身的社会形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体现着一个出版社的办社理念、服务特色、价值判断和审美旨趣。纵观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业，我们目睹了书业如何从短缺走向过剩，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图书封面的意义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对于今天的图书出版而言，封面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图书的市场与出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图书封面深刻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封面背后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也就值得我们去探究了。本文以《西行漫记》为例，选择四个不同时期的版本，研究其封面，进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
二、历史：记录时代的四个封面
1937年10月英文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伦敦出版，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1938年，《Red Star Over China》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以便刊行。从诞生到现在，《西行漫记》已有十多个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斯诺文集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影响较大的四个版本。什么样的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图书，不同时代的购买阅读倾向造成不同风格的装帧设计方式。
1979年12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该书为32开，定价1.30元。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封面底色选择了桔黄色，一种界于红色与黄色之间的混合色，属于色彩中暖色之一，给人带来一种尊贵且快乐之感。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书冠是“西行漫记”四个字，采用黑色印刷体，位于黑色书名下方的是此版本刻意标明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白色的印刷体。黑与白，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封面的亮点之一，在抓人眼球之余，这种匹配比较庄重，显得合乎时宜。纵观那个年代的图书封面，普遍的设计风格都是很素淡的色彩，黑色、灰色是最主要的基调。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是斯诺的著作在中国首次公开印行。封面上最惹人眼的元素是左下角的那张照片：一位英姿勃发、昂首吹着小号的红军。似乎在此时读者一下子被带回那片红色故土，想起不朽的长征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战友们。关心政治生活的人们会发现，此版本把“文革”中被打倒的谢立全将军，即红军小号手刊印成封面，这无疑是一个风向标，折射出党的“拨乱反正”的正确方针，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小号手迎着朝阳，吹着号角，暗藏着某种寓意：号召全国人民向一个新的时代进军。对于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读书人来说，更多的是对知识、个性、自由充满了向往和渴求。这号声对他们而言是不是个“福音”呢？虽说这张照片是侧身照，但已经突破那个年代的局限了，因为总比隐约而只有轮廓的模糊形象来得具体些。
时隔五年之后，1984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共四卷），其中第2卷即是《西行漫记》，不同其他版本，1984年版作为文集的一部分，标题出现在扉页，首入眼帘的是其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以稳健的黑体字书写。印刷体“又名：西行漫记”注释于黑体字之下，同样是董乐山先生的译本，同样是32开本。此版本的封面，略显素雅与简约，封面仅仅冠以“斯诺文集”四个宋体汉字及置于其下面一层的英文签名“Edgar Snow”。字体颜色选择的是墨绿色，比较深沉，给人一种宽广的深度。当时中国的国门大开，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各种外来事物如潮水般涌到中国来。羊绒帽子、拉毛围巾、蛤蟆镜、喇叭裤、迪斯科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宠”，金庸的刀光剑影武侠梦、琼瑶的爱恨交织儿女情……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无所不包的自由气象。大胆而直白地崇尚美、追求时尚、张扬个性已成为那个年代最为生动的写照。爱情、欲望、人性不再成为禁忌。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文明还是中国所固有的东方文化，在整个八十年代进行激烈的碰撞，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浪潮，用费孝通的话就是：“从十年动乱，走向十年乱动。”[1]封面上斯诺清新灵动，飘逸大气的英文签名则切合这一时代的韵律。新华出版社（1979年刚建社）是新华社主管的中央级出版社，作为官方权威机构，为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而出版《斯诺文集》，无疑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2]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官方包容并蓄、大展宏图的姿态。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以其中西合璧、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封面，表现出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和审美倾向。
1992年1月，一部新颖且有别于此前各种中文译本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大陆问世。该书由李方准、梁民翻译，张葆霖校订，是依据斯诺生前最后修订的著名的“鹈鹕版”译出，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大32开，定价9.15元。凝神此版本的封面，让人顿生肃穆沉思之感。因为毛泽东主席戴红星八角帽、身穿红军装的头像（截取自斯诺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出现在封面的右上角，毛主席微微向左侧着身子，用深邃的眼神望着整个世界。领袖的目光无疑给此版本增添了几分厚重之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八九”动乱，国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给处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人们也渐渐地开始反思。正如封面的底色：藏青色，是那样的沉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下去？一时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自由主义思潮在“八九”动乱之后慢慢退去，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的全球流通，更是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构民族新文化”[3]，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红星照耀中国”六个鲜红艳丽的大字位于封面腰线上，作者、译者、校者的姓名和出版社的名称，以小于红色字体几倍的黄色字体点缀于下方。红与黄，一大一小，非常显眼，很自然地让读者联想起中国国旗的颜色。红色，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黄色，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象征。红色、黄色、毛主席的头像，1992年版的封面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烙印。它以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封面，引起读者购买的欲望，以经典的内容引导人们进行反思，从而抵御西方思想的侵蚀。1992年版的《西行漫记》，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初版即发行了62600册，之后又再版。
2002年6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强大的阵容来重新“演绎”经典。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多用文字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视觉、图像渐渐成为人们接触世界最重要的感官方式。2002年版《西行漫记》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首次再版，仍沿用董乐山先生的译本，该书采用A5开本，版式比之前任何一版都要大，定价27.00元。封面基色为朱红色，正中央配有斯诺当年穿着红军衣帽的黑白半身照一张，不过照片经过虚化与阴影的处理，光线暗淡模糊，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底层是红军长征时的路线图水印，从江西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苏区，二万五千里路程，主题故事一览无余。书名《西行漫记》和1979年版的位置一样，置于书冠，只不过颜色变成白色，其英文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采用比基色更艳些的鲜红色，分两列错开以竖排形式紧挨着书脊。土黄色的“又译：《红星照耀中国》”小几号的字体位于中英名之间。综观2002版的封面，线条、字体、色彩、图片，应有尽有，具有很强的商业化的视觉冲击力。随着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发展着的社会转型期，一种建立在以商业化为核心社会背景上的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有着其特有的审美特质的文化形态异常热闹地活跃起来[4]。在该时期的中国民众心中，金钱、消费已经成为生活的重心。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审美理念日趋兴起，它是一种以技术主义为基础、以物质主义为支撑的消费主义哲学。虽说书籍是商品，但其仍属于文化商品，相对之前众多版本而言，2002年版封面略显繁复，过于追求表面的张扬，而缺乏内在文化意蕴的展现，缺乏一股清新却具有渗透力的书卷气息。由此可以窥探出中国人的审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审美主体的消失和走向功利的审美距离的消解[5]。
三、价值：红星继续照耀中国
“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产生及衍化，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生态环境。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为文化活动提供的外环境，也包括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文化设施、文化结构、文化交流等构成的内环境。”[6]《西行漫记》的四个封面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春回大地，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7]，在暗自生长；感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个性，“人道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重温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集体反思，探讨如何处理文化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之关系；领略到21世纪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审美的现代性”风声水起。《西行漫记》四个封面的时代解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全新的读“书”的方式——全新的看待封面、运用封面的方式，也为斯诺及《西行漫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西行漫记》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足见其具有何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所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将继续照耀朝气蓬勃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A]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C].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OL].凤凰网,2008-12-09.
[4] 鹿麟.社会转型期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审美[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10).
[5] 李耕.大众文化的审美转向[J].美与时代,2007(10).
[6] 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封面；《西行漫记》；文化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44-02
一、封面：隐性意义的显性表达
图书与读者见面，第一个回合就依赖于封面。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员。好的封面设计不仅能招徕读者，使其一见钟情，爱不释手，促使其掏出腰包购之。同时封面设计的优劣对出版社自身的社会形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体现着一个出版社的办社理念、服务特色、价值判断和审美旨趣。纵观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业，我们目睹了书业如何从短缺走向过剩，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图书封面的意义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对于今天的图书出版而言，封面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图书的市场与出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图书封面深刻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封面背后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也就值得我们去探究了。本文以《西行漫记》为例，选择四个不同时期的版本，研究其封面，进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
二、历史：记录时代的四个封面
1937年10月英文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伦敦出版，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1938年，《Red Star Over China》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以便刊行。从诞生到现在，《西行漫记》已有十多个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斯诺文集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影响较大的四个版本。什么样的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图书，不同时代的购买阅读倾向造成不同风格的装帧设计方式。
1979年12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该书为32开，定价1.30元。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封面底色选择了桔黄色，一种界于红色与黄色之间的混合色，属于色彩中暖色之一，给人带来一种尊贵且快乐之感。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书冠是“西行漫记”四个字，采用黑色印刷体，位于黑色书名下方的是此版本刻意标明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白色的印刷体。黑与白，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封面的亮点之一，在抓人眼球之余，这种匹配比较庄重，显得合乎时宜。纵观那个年代的图书封面，普遍的设计风格都是很素淡的色彩，黑色、灰色是最主要的基调。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是斯诺的著作在中国首次公开印行。封面上最惹人眼的元素是左下角的那张照片：一位英姿勃发、昂首吹着小号的红军。似乎在此时读者一下子被带回那片红色故土，想起不朽的长征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战友们。关心政治生活的人们会发现，此版本把“文革”中被打倒的谢立全将军，即红军小号手刊印成封面，这无疑是一个风向标，折射出党的“拨乱反正”的正确方针，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小号手迎着朝阳，吹着号角，暗藏着某种寓意：号召全国人民向一个新的时代进军。对于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读书人来说，更多的是对知识、个性、自由充满了向往和渴求。这号声对他们而言是不是个“福音”呢？虽说这张照片是侧身照，但已经突破那个年代的局限了，因为总比隐约而只有轮廓的模糊形象来得具体些。
时隔五年之后，1984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共四卷），其中第2卷即是《西行漫记》，不同其他版本，1984年版作为文集的一部分，标题出现在扉页，首入眼帘的是其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以稳健的黑体字书写。印刷体“又名：西行漫记”注释于黑体字之下，同样是董乐山先生的译本，同样是32开本。此版本的封面，略显素雅与简约，封面仅仅冠以“斯诺文集”四个宋体汉字及置于其下面一层的英文签名“Edgar Snow”。字体颜色选择的是墨绿色，比较深沉，给人一种宽广的深度。当时中国的国门大开，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各种外来事物如潮水般涌到中国来。羊绒帽子、拉毛围巾、蛤蟆镜、喇叭裤、迪斯科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宠”，金庸的刀光剑影武侠梦、琼瑶的爱恨交织儿女情……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无所不包的自由气象。大胆而直白地崇尚美、追求时尚、张扬个性已成为那个年代最为生动的写照。爱情、欲望、人性不再成为禁忌。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文明还是中国所固有的东方文化，在整个八十年代进行激烈的碰撞，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浪潮，用费孝通的话就是：“从十年动乱，走向十年乱动。”[1]封面上斯诺清新灵动，飘逸大气的英文签名则切合这一时代的韵律。新华出版社（1979年刚建社）是新华社主管的中央级出版社，作为官方权威机构，为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而出版《斯诺文集》，无疑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2]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官方包容并蓄、大展宏图的姿态。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以其中西合璧、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封面，表现出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和审美倾向。
1992年1月，一部新颖且有别于此前各种中文译本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大陆问世。该书由李方准、梁民翻译，张葆霖校订，是依据斯诺生前最后修订的著名的“鹈鹕版”译出，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大32开，定价9.15元。凝神此版本的封面，让人顿生肃穆沉思之感。因为毛泽东主席戴红星八角帽、身穿红军装的头像（截取自斯诺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出现在封面的右上角，毛主席微微向左侧着身子，用深邃的眼神望着整个世界。领袖的目光无疑给此版本增添了几分厚重之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八九”动乱，国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给处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人们也渐渐地开始反思。正如封面的底色：藏青色，是那样的沉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下去？一时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自由主义思潮在“八九”动乱之后慢慢退去，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的全球流通，更是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构民族新文化”[3]，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红星照耀中国”六个鲜红艳丽的大字位于封面腰线上，作者、译者、校者的姓名和出版社的名称，以小于红色字体几倍的黄色字体点缀于下方。红与黄，一大一小，非常显眼，很自然地让读者联想起中国国旗的颜色。红色，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黄色，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象征。红色、黄色、毛主席的头像，1992年版的封面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烙印。它以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封面，引起读者购买的欲望，以经典的内容引导人们进行反思，从而抵御西方思想的侵蚀。1992年版的《西行漫记》，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初版即发行了62600册，之后又再版。
2002年6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强大的阵容来重新“演绎”经典。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多用文字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视觉、图像渐渐成为人们接触世界最重要的感官方式。2002年版《西行漫记》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首次再版，仍沿用董乐山先生的译本，该书采用A5开本，版式比之前任何一版都要大，定价27.00元。封面基色为朱红色，正中央配有斯诺当年穿着红军衣帽的黑白半身照一张，不过照片经过虚化与阴影的处理，光线暗淡模糊，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底层是红军长征时的路线图水印，从江西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苏区，二万五千里路程，主题故事一览无余。书名《西行漫记》和1979年版的位置一样，置于书冠，只不过颜色变成白色，其英文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采用比基色更艳些的鲜红色，分两列错开以竖排形式紧挨着书脊。土黄色的“又译：《红星照耀中国》”小几号的字体位于中英名之间。综观2002版的封面，线条、字体、色彩、图片，应有尽有，具有很强的商业化的视觉冲击力。随着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发展着的社会转型期，一种建立在以商业化为核心社会背景上的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有着其特有的审美特质的文化形态异常热闹地活跃起来[4]。在该时期的中国民众心中，金钱、消费已经成为生活的重心。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审美理念日趋兴起，它是一种以技术主义为基础、以物质主义为支撑的消费主义哲学。虽说书籍是商品，但其仍属于文化商品，相对之前众多版本而言，2002年版封面略显繁复，过于追求表面的张扬，而缺乏内在文化意蕴的展现，缺乏一股清新却具有渗透力的书卷气息。由此可以窥探出中国人的审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审美主体的消失和走向功利的审美距离的消解[5]。
三、价值：红星继续照耀中国
“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产生及衍化，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生态环境。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为文化活动提供的外环境，也包括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文化设施、文化结构、文化交流等构成的内环境。”[6]《西行漫记》的四个封面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春回大地，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7]，在暗自生长；感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个性，“人道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重温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集体反思，探讨如何处理文化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之关系；领略到21世纪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审美的现代性”风声水起。《西行漫记》四个封面的时代解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全新的读“书”的方式——全新的看待封面、运用封面的方式，也为斯诺及《西行漫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西行漫记》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足见其具有何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所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将继续照耀朝气蓬勃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A]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C].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OL].凤凰网,2008-12-09.
[4] 鹿麟.社会转型期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审美[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10).
[5] 李耕.大众文化的审美转向[J].美与时代,2007(10).
[6] 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