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原来模仿式、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把消费培育成经济发展动力，不仅是势在必行，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的有效之举。
　　以往我国扩大消费政策回顾与评价
　　（一）我國扩大消费政策发展历程
　　其一，积极扩大消费阶段
　　首次提出“扩大消费”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那时，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外需明显减少，国内买方市场全面出现，产品供过于求常态化。经1999年上半年的酝酿，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扩大消费需求的举措，并首次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扩大消费。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大力推行消费信贷，利用利率政策鼓励储蓄转化为消费，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等政策刺激农村消费，实行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等，促进消费规模快速增长。
　　其二，首次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表明我国的扩大消费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单项政策，而是开始系统思考扩大消费的顶层设计问题。不再仅仅关注扩大消费政策的短期效果，而是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进行扩大消费的战略安排。消费政策以鼓励绿色消费为重点，出台了新能源汽车补贴、家电汽车节能补贴等直接补贴政策。同时，为了保护环境，治理交通拥堵，各地还陆续出台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
　　其三，首次提出消费的基础作用
　　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的难点和重点在消费，潜力也在消费。扩大居民消费要在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先后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单独二孩政策，颁布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二）我国扩大消费政策变化趋势
　　其一，从直接刺激向构建长效机制转变
　　起初的扩大消费政策一直以直接的刺激政策为主。从2011年-2014年，扩大消费的直接刺激政策逐渐减少，直至全部淡出。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下乡政策均已在2010年底、2011年底陆续到期;家电下乡政策也于今年1月31日结束;于2012年6月1日开始执行的家电汽车节能补贴政策到2013年5月31日到期退出。从2014年开始，中国消费刺激政策已全部结束，中国消费的增长从政策驱动型为主，转向市场内生增长驱动型。为了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国家重点从完善消费的制度和环境入手促进消费增长。扩大消费政策从直接刺激政策转向以完善消费环境为主的间接刺激政策。
　　其二，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制化建设转变
　　以往我国扩大消费主要依托行政体制，利用补贴、减税、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方式刺激消费增长。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未来消费刺激政策将从夯实法律基础入手。其中，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出台，对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连带责任、最高30倍的罚款、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责任追究等，为我国消费安全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最新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消费者权益保护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消费者网购7天内有后悔权”“由经营者证明产品无瑕疵”“精神损害赔偿入法”“违法广告代言人负连带责任”等，无不体现着加强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精神理念。家用汽车修理、更换和退货，有机食品认证严管等举措，意味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全面有力。
　　其三，从鼓励购买向促进可持续消费转变
　　
　　起初的扩大消费政策着力点是刺激居民更多消费，现在我国消费政策的导向已经开始更多地兼顾绿色环保问题，并从限制和鼓励两个方向发力，鼓励消费者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方式。通过执行“限塑令”，拒绝白色污染、利用“污染税”双向调节消费、对部分资源税改为从价定率计征等政策，提高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负担;通过开展汽车家电节能补贴等鼓励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倡导国人转变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把节能减排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消费新特点与政策着力点
　　（一）新形势下消费的新特点
　　其一，消费地位发生实质性变化
　　今年我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近十年中首次突破50%，位居三驾马车之首。消费贡献率（消费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延续“十二五”一直高于投资贡献率的态势，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第一拉动力的地位基本坐稳。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格局已经确立。
　　其二，消费增长动力快速转换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增长动力快速转换。一是消费动力从城镇转向城镇化。未来我国消费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于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即城镇化。二是消费动力从内生转向创新驱动。拉动消费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互联网 ”概念的提出，助推我国的消费结构升级进入关键阶段。三是消费动力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驱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品等传统消费占比下降，互联网消费和服务消费等新型消费增长强劲。
　　其三，供给层面的市场定位区隔明显
　　高端消费与大众消费分野常态化。具体表现在：国外知名品牌分化为高端大众消费品和高端奢侈消费品，奢侈品中的入门级和中级品牌大幅降价，褪去奢侈的外衣，回归大众消费的范畴;高端酒类消费分化为个性定制的高端消费品和大众消费的系列酒;因私消费与因公消费分野，高端餐饮将转型成为一个服务小众群体的行业，因公消费将会被严格限制标准、限制品种、限制场所。 　　其四，信息消费与服务消费是消费热点
　　智慧生活消费、绿色环保消费、全球时尚消费、文化体育消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主要消費热点。其中，智能化产品渗透到消费者生活方方面面，消费者对可穿戴设备、智能电视等的消费愿望强烈;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继续激发绿色健康消费快速增长，环保防护类产品、新能源汽车以及绿色有机食品消费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跨境电商平台数量和可选品类的增长，以及奢侈品境内外差价的缩小，进口消费品将迎来新一轮小高潮;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文化消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体育消费快速增长，并呈现出差异化、个性化和便捷化的消费趋势。
　　（二）扩大消费政策着力点
　　其一，从最重要的因素入手夯实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随着我国消费规模的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远远超过50%。仅仅依靠直接、短期、单项的刺激政策已经难以撬动规模巨大的消费。因此，必须从影响消费最根本的因素入手，为消费增长夯实基础。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消费的所有因素中，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它的重要性比其他非收入因素加起来还重要。因此，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与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夯实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其二，从供给层面促进服务消费和境外消费回流
　　从2013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速和占比均高于第二产业，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商品供给，将诱发服务消费呈现持续高增长态势。服务消费政策更多应从供给层面考虑：针对家政、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等行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应出台行业扶持政策;针对市场进入门槛较高、行政垄断等突出问题，应进一步扩大准入，刺激供给增长。针对教育、医疗、养老、保健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此外，为了满足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对于国际品牌的旺盛需求，要尽快推动消费税改革，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鼓励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直销店、工厂直营店、进口商品折扣店等业态发展，提升对国际品牌的供应能力。
　　其三，从需求层面促进城镇化、信息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由于我国的消费增长动力正从城镇转向城镇化，因此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战略，把城镇化的质量提上来，有序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随着信息消费与可持续消费的快速增长，保障消费安全日益重要。一方面要加快落实《食品安全法》，加强绿色、有机产品认证管理，设立专门限制类消费税收目录，加强税收对污染型产品的调控，限制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保障和鼓励居民购买安全可靠、绿色环保产品。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个人隐私和交易数据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健全安全、信用、金融、物流和标准等支撑体系，探索有效监管模式，为信息消费创造安全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