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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遗传承一直是学界热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传承人作为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一群体背后的多重身份对非遗文化传承产生了不同的动力。本文以石柱土家族“啰儿调”的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刘永斌为个案，挖掘其在传承“啰儿调”时三种身份的体现，并探析以其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传承非遗文化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人;刘永斌;身份
“身份”一词在我国汉语的定义中是指“人的出生、地位或资格”，从其定义中可看出何为“身份”？似乎是个人在社会背景下肩负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状态中，每个人所存在的社会属性也会不断变化，不同的语境对个人身份的塑造也大不相同，笔者以刘永斌“农民”、“民间艺人”和“传承人”三重身份进行剖析并寻求其在多重身份背后传承非遗文化的动力。
一、刘永斌传承非遗文化中三重身份的体现
（一）“农民”身份。刘永斌自幼出生于农民家庭，其出生环境决定了其“农民”身份，“农民”身份贯穿了刘永斌的一生，成为了他“啰儿调”人生历程中的底色。而“啰儿调”的产生来源于土家人的日常生活，从歌词文本的记载中可看到曲目内容均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构成，刘永斌作为“啰儿调”产生至传承的亲身经历者，自幼在山间、田间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在年少时已担起家庭重任，拥有最真实、最感触的传承和创作的生活背景，对土家民间音乐的传承有了一定倾向力的心态转变，逐步由“局外人”转向“局内人”，从内部开始对民间音乐产生兴趣，其“农民”这一身份背景对非遗文化最原始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二）“民间艺人”身份。关于“民间艺人”这一身份的界定，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一身份的出现源自社会层面影响下对民艺人的外在认同，长此以往民艺人本身从外在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及民间艺术活动演绎中寻求到自我认同。同时该身份的构建不仅有社会外在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需依附于民间艺术本体之上。刘永斌在拥有“农民”身份底色的基础上，以得天独道的记忆力与艺术天赋，在当地逐步唱出了社会群体对其“民间艺人”身份的给予及界定。除了外界对其的认可使其身份逐渐发生了转变，“啰儿调”本体的存在对刘永斌身份的构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非遗传承人”身份。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文化举措，对非遗文化挖掘与保护的同时，“民间艺人”这一身份随之也被官方界定。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下刘永斌从“民间艺人”身份转变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该身份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认证，专业学者对其传承的“啰儿调”更高层次的艺术肯定，其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笔者与刘永斌交谈时，他提到在非遗传承人身份确立后，自我意识中无形的产生了对“啰儿调”传承更深的责任与使命感，同时个人生活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身份与其初次以“民间艺人”的身份参加一些小演出机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三重身份背后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动力
（一）多重身份的自我定位与认同。在笔者与刘永斌的访谈中，他曾提及在一次演出上得到了现场专业评审及观众的对其传承弘扬非遗文化的高度认可，他这样说到：“做传承人几十余年，从开始爱好唱民歌，到后来能有这样一个身份传承我们土家族的文化，我很知足，既然有这个身份、使命在，只要我身体还硬朗，我必须要把它做好传承下去。”从其口述中可看出，其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明确，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在自我认同的同时，与外界互动关系中产生了感知。在每一次“啰儿调”的演出、教学中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反思性，可以看出他对自身身份认同建立在非遗文化传承的认可之上，更加明确了“自我定位与认同”是其在传承中不断突破创新的动力之一。
（二）精神与物质的支持。笔者认为是在“他人”感知“传承人”传承文化的空间中，对其的赞许和所收获的荣誉与权利，在传承中“传承人”所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感。无论在大小演出中，对其传承的文化给予莫大支持的则是社会群体中“他者”的认可，特别是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其传承的赞誉，是对其技能、精神、情感上的支持与认可，这对刘永斌来说是“他者”对其身份的认同，体现了其人生价值所在，给予了他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并且在诸多演出中，都有经济收益，对其基础生活也有一定保障。
（三）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的担负。土家族“啰儿调”传承是刘永斌的立足点，从多年对民歌的喜爱与演唱，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接受并由社会群体为他构建出“民间艺人”这一身份，该身份的认同使他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在“非遗传承人”身份确立，从社会行为上来看，刘永斌多次参加县政府关于石柱土家族“啰儿调”非遗文化传承及传承人相关会议，并不断以非遗传承人身份在众多场合表演“啰儿调”，并把握机会向社会群体阐述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重要意义。同时以教师的身份阶段性的前往石柱枫木小学传承教学工作，以“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在校内进行“啰儿调”课堂教学、艺术节展演及开展非遗文化传承的相关讲座活动，刘永斌始终将非遗传承为己任，将非遗保护传承的教育工作与自身技能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民间文化传承工作。
三、小结
本文以刘永斌个人三重身份为个案，挖掘了其从农民身份逐步转化为民间艺人至非遗传承人，通过分析足见传承人的身份问题对传统文化影响有直接深层的联系，同时认为对传承人群体多重身份的构建与认同，是非遗文化得以顺利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非遗文化的进一步传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传承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群体对传承人及非遗文化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覃光广等主编. 文化学辞典[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8.
[2]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
[3]何佳. 人类学视角下民间艺人身份认同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2019.
[4]许文涛. 重慶石柱啰儿调传承人研究[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人;刘永斌;身份
“身份”一词在我国汉语的定义中是指“人的出生、地位或资格”，从其定义中可看出何为“身份”？似乎是个人在社会背景下肩负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状态中，每个人所存在的社会属性也会不断变化，不同的语境对个人身份的塑造也大不相同，笔者以刘永斌“农民”、“民间艺人”和“传承人”三重身份进行剖析并寻求其在多重身份背后传承非遗文化的动力。
一、刘永斌传承非遗文化中三重身份的体现
（一）“农民”身份。刘永斌自幼出生于农民家庭，其出生环境决定了其“农民”身份，“农民”身份贯穿了刘永斌的一生，成为了他“啰儿调”人生历程中的底色。而“啰儿调”的产生来源于土家人的日常生活，从歌词文本的记载中可看到曲目内容均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构成，刘永斌作为“啰儿调”产生至传承的亲身经历者，自幼在山间、田间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在年少时已担起家庭重任，拥有最真实、最感触的传承和创作的生活背景，对土家民间音乐的传承有了一定倾向力的心态转变，逐步由“局外人”转向“局内人”，从内部开始对民间音乐产生兴趣，其“农民”这一身份背景对非遗文化最原始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二）“民间艺人”身份。关于“民间艺人”这一身份的界定，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一身份的出现源自社会层面影响下对民艺人的外在认同，长此以往民艺人本身从外在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及民间艺术活动演绎中寻求到自我认同。同时该身份的构建不仅有社会外在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需依附于民间艺术本体之上。刘永斌在拥有“农民”身份底色的基础上，以得天独道的记忆力与艺术天赋，在当地逐步唱出了社会群体对其“民间艺人”身份的给予及界定。除了外界对其的认可使其身份逐渐发生了转变，“啰儿调”本体的存在对刘永斌身份的构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非遗传承人”身份。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文化举措，对非遗文化挖掘与保护的同时，“民间艺人”这一身份随之也被官方界定。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下刘永斌从“民间艺人”身份转变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该身份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认证，专业学者对其传承的“啰儿调”更高层次的艺术肯定，其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笔者与刘永斌交谈时，他提到在非遗传承人身份确立后，自我意识中无形的产生了对“啰儿调”传承更深的责任与使命感，同时个人生活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身份与其初次以“民间艺人”的身份参加一些小演出机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三重身份背后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动力
（一）多重身份的自我定位与认同。在笔者与刘永斌的访谈中，他曾提及在一次演出上得到了现场专业评审及观众的对其传承弘扬非遗文化的高度认可，他这样说到：“做传承人几十余年，从开始爱好唱民歌，到后来能有这样一个身份传承我们土家族的文化，我很知足，既然有这个身份、使命在，只要我身体还硬朗，我必须要把它做好传承下去。”从其口述中可看出，其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明确，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在自我认同的同时，与外界互动关系中产生了感知。在每一次“啰儿调”的演出、教学中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反思性，可以看出他对自身身份认同建立在非遗文化传承的认可之上，更加明确了“自我定位与认同”是其在传承中不断突破创新的动力之一。
（二）精神与物质的支持。笔者认为是在“他人”感知“传承人”传承文化的空间中，对其的赞许和所收获的荣誉与权利，在传承中“传承人”所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感。无论在大小演出中，对其传承的文化给予莫大支持的则是社会群体中“他者”的认可，特别是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其传承的赞誉，是对其技能、精神、情感上的支持与认可，这对刘永斌来说是“他者”对其身份的认同，体现了其人生价值所在，给予了他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并且在诸多演出中，都有经济收益，对其基础生活也有一定保障。
（三）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的担负。土家族“啰儿调”传承是刘永斌的立足点，从多年对民歌的喜爱与演唱，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接受并由社会群体为他构建出“民间艺人”这一身份，该身份的认同使他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在“非遗传承人”身份确立，从社会行为上来看，刘永斌多次参加县政府关于石柱土家族“啰儿调”非遗文化传承及传承人相关会议，并不断以非遗传承人身份在众多场合表演“啰儿调”，并把握机会向社会群体阐述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重要意义。同时以教师的身份阶段性的前往石柱枫木小学传承教学工作，以“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在校内进行“啰儿调”课堂教学、艺术节展演及开展非遗文化传承的相关讲座活动，刘永斌始终将非遗传承为己任，将非遗保护传承的教育工作与自身技能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民间文化传承工作。
三、小结
本文以刘永斌个人三重身份为个案，挖掘了其从农民身份逐步转化为民间艺人至非遗传承人，通过分析足见传承人的身份问题对传统文化影响有直接深层的联系，同时认为对传承人群体多重身份的构建与认同，是非遗文化得以顺利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非遗文化的进一步传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传承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群体对传承人及非遗文化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覃光广等主编. 文化学辞典[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8.
[2]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
[3]何佳. 人类学视角下民间艺人身份认同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2019.
[4]许文涛. 重慶石柱啰儿调传承人研究[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