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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诸多二线城市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互联网公司安家落户。
前些天，总部位于北京的美团去南京开起了打车业务，据传滴滴紧随其后，去南京卖起了外卖，加之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闻，“南京”一词在百度指数的搜索热度一度达到半年内峰值。
2017年6月23日位于成都
天府三街騰讯大厦内的“王者
荣耀”项目组。
不止南京，近一年来，成都、杭州、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在互联网行业的动作和新闻热度，几乎盖过“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成为新焦点。
这一变化不难理解，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趋势越发明显，互联网产业无疑是二线城市打造创新城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创新驱动的巨大推动力。
成都的王者荣耀、武汉的斗鱼直播，越来越多诞生于二线城市的互联网明星产品，正在助其脱离以往的“二线”地位，在互联网产业中找到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可能。由此而来的二线城市互联网头部争夺战，也变得愈发激烈。
互联网企业作为高新科技，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产出比高、见效快，成为二线城市经济转型的最快推手。二线城市也开始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越发积极地拉拢互联网公司前来安家落户。
最近一段时间声量最高的武汉，已接连打出“招商大使”、“招才顾问”两张王牌，吸引湖北籍或从湖北走出的人才回归建设武汉，武汉市政府官员更是在今年年初直接喊话“百万校友回汉”，这其中被“点名”的就有小米创始人雷军。
雷军生于湖北仙桃，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就在东湖高新区，这样的简历让他成为武汉首批6位“招才顾问”之一，并为武汉带来小米科技、金山软件、顺为资本三家雷系公司，还直接把武汉设为研发总部。
当然，如果说武汉是靠“老乡”牌吸引精英，不免有些偏颇。作为全国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武汉正在利用其130万在校大学生吸引人才，这个数量占武汉常住人口的10%以上，人才优势明显。
与锁定老乡和校友大打感情牌的武汉不同，成都是典型的先有产业再有人才。
成都被称为中国游戏产业的“开发者之城”，游戏领域相关从业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从画工到渠道，成都都有第三方代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去年在各大手游排行榜位居榜首的“最吸金”游戏《王者荣耀》，就出自腾讯旗下位于成都的天美工作室。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争先涌入，创业势头强劲。
创业公司以外，成都还在加深与巨头的合作程度。今年2月，阿里巴巴与成都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月后，腾讯与成都市政府在前期的合作基础上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集聚互联网巨头的成都，俨然成了一座互联网移民城市。
相比其他二线城市，新入局的南京在互联网领域的声量相对较弱，甚至一度被称为“互联网沙漠”。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名中，南京有4家企业在列，除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及隔壁的杭州外，占据最多数量，但除了排名第12的苏宁，其余三家途牛、运满满和365均排名靠后，缺乏互联网企业的龙头和标杆。
随着各城市间抢夺互联网公司愈加激烈，南京成为了近年来几个二线城市中布局互联网最积极的一个，主要体现在政策和效率。
今年10月，小米在南京成立华东总部，雷军盛赞南京的办事效率，称从8月份达成意向，到10月份签合同，两个月就把该走的流程走完了，而且建邺区还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推动此事，说明政府的高效和重视。
除此之外，VIVO在天隆寺建成办公大楼，阿里在九龙湖国际总部中心匍匐多年，京东也在悄悄布局，但或许由于后两者的电商属性，在苏宁总部所在地未能有太大发挥。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在中国，产业转移一直是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中心，发生在传统行业的一幕本质上与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带来新的产业和业态的形成，招商引资的对象也会发生改变，机制本身并没有变化。
互联网产业往二线转移的浪潮正是如此。随着技术发展、网络速率不断升级，异地办公甚至无人办公成为可能，当信息流通速率满足需求，工作地点的制约就不再是障碍。
传统制造业在进行转移时，往往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一起进行，这对于供应链的承载力和包容度提出了较大的考验。而互联网公司依托于互联网，属于平台经济而非实体经济，在进行产业转移时，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浪潮之下，房价低、离家近，种种围绕“人”的核心因素，都成了二线城市的竞争力，但若想仅仅依靠这些留住互联网公司是不够的。
一个关键问题是，互联网公司的转移并非全部转移，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分工最优化。
以南京为例，作为南京地标式的软件大道，很多公司会选择将自身软件研发部门迁移至此。但南京的软件业仍以大通讯产业为基础，无线网、路由器、基站等低端产品为主道，率领众多外包公司，与消费者有一定距离，能赚钱但不积攒美誉度。
在陆铭看来，二线城市要想留住互联网公司，首先要改变“替人做嫁衣”的模式。
过去，传统企业向二线城市转移的做法是在一线城市保留部分公司规模，而把以基础工种为主的生产型工作转移至成本压力较低的地区，并长期定期从二三线城市遣派员工至总部学习。
尽管这些产业能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用工岗位和提高GDP，但长期来看于城市发展无太大利处，且具有极高的不稳定性。
互联网企业亦是如此，陆铭认为，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分工最优化。在技术、思想、管理创新方面，一线城市仍然有强劲的优势。
另一重挑战在于，部分有国际业务的企业如BAT，其最核心部门一定会选择在国际化程度较高、金融、贸易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如果二线城市只是承接一些边缘部门，并不能给当地的互联网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本质上的变化。
不同城市的分工、协调发展会在产业链、区位上有所体现，产生集聚效应，形成自己的地方产业特色，才能实现良性正循环。
当然，这一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才刚刚开始，能否抓住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向纵深渗透的机遇，培养从内部真正形成孵化第二代互联网公司的能力，才是二线城市能否变道超车的关键所在。
前些天，总部位于北京的美团去南京开起了打车业务，据传滴滴紧随其后，去南京卖起了外卖，加之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闻，“南京”一词在百度指数的搜索热度一度达到半年内峰值。
天府三街騰讯大厦内的“王者
荣耀”项目组。
不止南京，近一年来，成都、杭州、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在互联网行业的动作和新闻热度，几乎盖过“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成为新焦点。
这一变化不难理解，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趋势越发明显，互联网产业无疑是二线城市打造创新城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创新驱动的巨大推动力。
成都的王者荣耀、武汉的斗鱼直播，越来越多诞生于二线城市的互联网明星产品，正在助其脱离以往的“二线”地位，在互联网产业中找到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可能。由此而来的二线城市互联网头部争夺战，也变得愈发激烈。
二线城市各出大招
互联网企业作为高新科技，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产出比高、见效快，成为二线城市经济转型的最快推手。二线城市也开始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越发积极地拉拢互联网公司前来安家落户。
最近一段时间声量最高的武汉，已接连打出“招商大使”、“招才顾问”两张王牌，吸引湖北籍或从湖北走出的人才回归建设武汉，武汉市政府官员更是在今年年初直接喊话“百万校友回汉”，这其中被“点名”的就有小米创始人雷军。
雷军生于湖北仙桃，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就在东湖高新区，这样的简历让他成为武汉首批6位“招才顾问”之一，并为武汉带来小米科技、金山软件、顺为资本三家雷系公司，还直接把武汉设为研发总部。
当然，如果说武汉是靠“老乡”牌吸引精英，不免有些偏颇。作为全国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武汉正在利用其130万在校大学生吸引人才，这个数量占武汉常住人口的10%以上，人才优势明显。
与锁定老乡和校友大打感情牌的武汉不同，成都是典型的先有产业再有人才。
成都被称为中国游戏产业的“开发者之城”，游戏领域相关从业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从画工到渠道，成都都有第三方代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去年在各大手游排行榜位居榜首的“最吸金”游戏《王者荣耀》，就出自腾讯旗下位于成都的天美工作室。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争先涌入，创业势头强劲。
创业公司以外，成都还在加深与巨头的合作程度。今年2月，阿里巴巴与成都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月后，腾讯与成都市政府在前期的合作基础上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集聚互联网巨头的成都，俨然成了一座互联网移民城市。
相比其他二线城市，新入局的南京在互联网领域的声量相对较弱，甚至一度被称为“互联网沙漠”。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名中，南京有4家企业在列，除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及隔壁的杭州外，占据最多数量，但除了排名第12的苏宁，其余三家途牛、运满满和365均排名靠后，缺乏互联网企业的龙头和标杆。
随着各城市间抢夺互联网公司愈加激烈，南京成为了近年来几个二线城市中布局互联网最积极的一个，主要体现在政策和效率。
今年10月，小米在南京成立华东总部，雷军盛赞南京的办事效率，称从8月份达成意向，到10月份签合同，两个月就把该走的流程走完了，而且建邺区还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推动此事，说明政府的高效和重视。
除此之外，VIVO在天隆寺建成办公大楼，阿里在九龙湖国际总部中心匍匐多年，京东也在悄悄布局，但或许由于后两者的电商属性，在苏宁总部所在地未能有太大发挥。
能不能留住是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在中国，产业转移一直是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中心，发生在传统行业的一幕本质上与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带来新的产业和业态的形成，招商引资的对象也会发生改变，机制本身并没有变化。
互联网产业往二线转移的浪潮正是如此。随着技术发展、网络速率不断升级，异地办公甚至无人办公成为可能，当信息流通速率满足需求，工作地点的制约就不再是障碍。
传统制造业在进行转移时，往往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一起进行，这对于供应链的承载力和包容度提出了较大的考验。而互联网公司依托于互联网，属于平台经济而非实体经济，在进行产业转移时，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浪潮之下，房价低、离家近，种种围绕“人”的核心因素，都成了二线城市的竞争力，但若想仅仅依靠这些留住互联网公司是不够的。
一个关键问题是，互联网公司的转移并非全部转移，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分工最优化。
以南京为例，作为南京地标式的软件大道，很多公司会选择将自身软件研发部门迁移至此。但南京的软件业仍以大通讯产业为基础，无线网、路由器、基站等低端产品为主道，率领众多外包公司，与消费者有一定距离，能赚钱但不积攒美誉度。
在陆铭看来，二线城市要想留住互联网公司，首先要改变“替人做嫁衣”的模式。
过去，传统企业向二线城市转移的做法是在一线城市保留部分公司规模，而把以基础工种为主的生产型工作转移至成本压力较低的地区，并长期定期从二三线城市遣派员工至总部学习。
尽管这些产业能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用工岗位和提高GDP，但长期来看于城市发展无太大利处，且具有极高的不稳定性。
互联网企业亦是如此，陆铭认为，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分工最优化。在技术、思想、管理创新方面，一线城市仍然有强劲的优势。
另一重挑战在于，部分有国际业务的企业如BAT，其最核心部门一定会选择在国际化程度较高、金融、贸易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如果二线城市只是承接一些边缘部门，并不能给当地的互联网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本质上的变化。
不同城市的分工、协调发展会在产业链、区位上有所体现，产生集聚效应，形成自己的地方产业特色，才能实现良性正循环。
当然，这一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才刚刚开始，能否抓住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向纵深渗透的机遇，培养从内部真正形成孵化第二代互联网公司的能力，才是二线城市能否变道超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