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新中国民航第一次招收女空中乘务员。人选一律是各学校推荐的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国民航局经过精挑细选，共选中18人，新中国第一代空姐由此诞生。今年79岁的马鸿志就是其中一员。
　　遥想当年，“周总理教我跳过‘四步’舞蹈，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他说：‘你们不飞的时候，除了学习，还可以去机械厂学学技术，三年之后就是个技术员。’”

　　遥想当年，我乘坐的飞机是小飞机，现在的飞机既豪华又舒适，真羡慕现在的空姐们。
　　我的祖籍是山东，初中毕业后，随家人来北京生活。1955年，我在北京11中学读高一，是班内的团支部书记。一次，班主任肖老师问我：“你怕汽油味吗？”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如实回答了一句“不怕！”
　　经过民航局人事部门与教育部门同志的初试、面试、体检和政审环节后，我荣幸地成为了中国民航的第一批乘务培训者。民航局特别强调——初试之前，做乘务员的消息绝不能告诉家里人。1956年2月，我们这批“实习生”集中进行了半年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值机、配载、气象、航行、运输、旅客接送等地面服务知识和礼节、服饰等方面的知识，最后上飞机进行了实习，以适应空中反应。
　　中国民航局经过精挑细选，共选中18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空中乘务员。18人中有16人是学生，另外两名是专业军人。我当时的个子只有 163cm，记得大家的身高都在160cm以上，年龄在18至20岁。除了进行英语、民航知识等有关飞行的培训，我们还专门学习了外交礼仪。一个月后，大家开始上飞机试飞。上机飞行大家都很高兴，但连续十几个起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开始呕吐，这是对身体的考验。
　　初次报到时，由于空姐们彼此都很陌生，每个人都很紧张，于是就有人提议不如按照年龄排列，彼此以姐妹相称。亲切暖心的“姐姐”“妹妹”不仅化解了彼此的隔阂尴尬，也开启了我们“十八姐妹”的一世情缘。从那以后“十八姐妹”按照年龄开始排行，大家不再叫名字，而是称呼“大姐”、“二姐”、......、“十八”，我排行老七。直到2012年，“十八姐妹”中已有三位姐妹陆续离开人世，如今姐妹中最小的也已经七十多岁。

　　当年我是第一名到单位报道的，也是第一名上专机工作的空姐。当时的专机是从苏联购买的伊尔-14，五十年代最大的机型。两排座椅分为18个座位和24个座位。一个机组由机长、副驾驶、机械员、报务员、乘务员5个人组成。当时，全国只有我们这18名空姐，所以每个人都肩负着繁重的飞行任务。而且那时的飞机都是小型飞机，旅客座椅只有十几个，最多24个，每架飞机只配备一名乘务员。因为客舱不是密封的，受气流影响很大，一遇到坏天气，飞机就会严重颠簸，旅客及机组人员不能在飞机上用餐。飞行一天下来，驾驶员累，空姐更累。多年来我们在飞机小、供应设备差的条件下得到了锻炼，增长了为旅客服务的本领。在航路天气不好、飞机严重颠簸时，我们依然能自如来往于客舱间，为旅客送去温暖和真诚微笑。

　　1957年苏联送给周总理一架专机，总理说：“我的专机不专，国内国外的客人、领导人、朋友都可以坐我的飞机，可以加入航班。”为了合理利用飞机内的空间，飞机内部进行了改造。机组把一侧的沙发放在桌子旁，便于总理休息，但周总理却没有倚靠过沙发。如今回忆起来，1957年11月总理访问亚洲11国，航程很辛苦，他却一次都没有躺下过。在出席外交的一些宴会上，总理也会邀请大家跳舞。总理教我跳过“四步”舞蹈，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他说：“你们不飞的时候，除了学习，还可以去机械厂学学技术，三年之后就是个技术员。”1976年总理在北京病故，民航局只能局级干部才能去送别。当时我急切地翻出总理的签名照片、合影给领导看，说我必须去送送总理。领导看到照片答应了。我当时在医院看到了总理，很难受，却只能默默地看着……
　　说起我的个人生活，组织上对空姐的要求是——两年之内不可以谈恋爱。空姐们当时的追求者很多，也有驾驶员、机械员追求过姐妹们。幸运的是我与一位驻外翻译相识、恋爱，最终结婚。1957年，我因怀孕，工作逐渐从空中转到地面。1962年在天津航空学校学习商务、民航业务，并正式提出停飞申请，之后在民航总局财务司等部门工作。1994年正式退休。
　　如今，我的女儿在国外，儿子一家三口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来看望我。有缘的是，我的儿媳也是一名空姐。虽然一个人生活，但我坚持每天下楼锻炼身体，生活自在，风采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