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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學德育工作的历史变迁。在德育目标方面，由单纯的政治考量向教育实践的自身逻辑回归；在德育内容方面，从过度政治化、理想化、成人化要求向学生现实生活和探索周遭社会过渡；在德育实施方面，从直接的宣传教育向“润物细无声”的因素熏陶转变。德育课程教学、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学校文化建设等均在学校德育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中小学德育；道德教育；立德树人；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学校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8）12-0023-03
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与此相应，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也砥砺前行，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实践，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其间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也有利于我们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德育新天地。本文将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实施三个方面，简要回顾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40年来的历史变迁。
十年“文革”期间，学校德育曾经沦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工具。“文革”结束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项紧迫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在中小学和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课。因此在拨乱反正时期，学校德育是以政治教育为主，为肃清“四人帮”余毒、巩固政治秩序目的服务的。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此外，学校德育中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就是与全社会一起强调“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教育目标，强调基础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沉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中小学德育目标的表述趋于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开始对德育目标进行分层。如1993年颁布的《小学德育纲要》规定，小学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国家、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和良好品德；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良好的意志、品格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自己管理自己、帮助别人、为集体服务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为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初步的良好的思想品德基础。”1995年颁布的《中学德育大纲》则规定，中学德育的总目标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把小学阶段的“思想品德”课改为低年级的“品德与生活”、高年级的“品德与社会”。“思想”二字从课程名称中去除，意味着我们不再对年纪尚小的儿童提出他们难以企及的德育目标要求。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在课程目标的表述中，如“品德与生活”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品德与社会”的课程目标则是“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起，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义务教育德育教材名称的变化，意味着道德教育以及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治教育的目标得以凸显。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道德和社会性发展已经成为最基础的德育目标。
从上述历史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趋势：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制定逐渐摆脱了单纯政治上的考量，开始回归到教育实践自身的逻辑。德育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少地依靠“拍脑袋”和狭隘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种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式是科学的、合理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德育目标的这种变化目前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还有待向更科学、合理的方向调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的变革，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德育课程内容的变化。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198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规定把“现行的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目的是为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同时根据1980年发布的《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中学阶段在初一开设“青少年修养”，初二开设“政治常识”，初三开设“社会发展简史”，高一开设“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二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1986年发布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初稿）》，将中学思想政治课程内容调整为：初一开设“公民”，初二开设“社会发展简史”，初三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高一开设“科学人生观”，高二开设“经济常识”，高三开设“政治常识”。
综合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其他德育内容也在不断调整和丰富。比如：在198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和《中学德育大纲（试行）》中，都有关于心理品质的表述。及至199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已经明确，“德育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这说明在政治和思想教育之外，国家开始强调对学生道德和心理品质的教育。
21世纪初，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推开，中小学德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体现在小学阶段，从“思想品德”向低年级的“品德与生活”、高年级的“品德与社会”的转变，意味着德育内容从过度政治化、理想化、成人化的要求回归到学生现实生活和对周遭社会的探索。在小学阶段，德育率先完成了以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变革。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名称统一为“道德与法治”后，法治教育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新世纪伊始的新课程改革之后，高中政治課分成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其中必修模块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与之前的“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识”所包含的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选修模块包含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如“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
为了适应新高考改革，2017年，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再次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内容包括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三类。其中，必修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四个模块；选择性必修课程包括“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三个模块；选修课程包括“财经与生活”“法官与律师”“历史上的哲学家”三个模块。高中德育内容的变化，展现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特色。
分析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德育内容逐渐以道德、心理、国情和法治教育为主要内容；高中阶段在强调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同时，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若放眼更大的范围，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德育内容变化，如公民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网络道德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性教育等都已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
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一方面，随着时代变化，中小学德育的内容正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德育内容过多可能会给教师和学校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某些“运动式德育”甚至会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进行。虽然现代社会变化迅速，但是道德的变化并不会像政治和时尚变化那么频繁，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调整德育内容，并把某些新增内容适当分散到相关课程中去，以保持德育内容的相对稳定。
在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施的主体固然是全体教育工作者，但校长、班主任、思想品德课和政治课教师、共青团专职干部、少先队辅导员等承担的德育责任更为直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小学有一支德育工作的专门队伍，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德育工作在学校中常常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位置。如何落实德育工作的地位，提升德育工作的实效，仍然是广大中小学校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道德教育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学校教师，也包括学生家长在内。尤其在倡导教育开放、合作的今天，学校德育工作更不能自我封闭，而应该加强家校合作，共同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其一，德育课程教学一直是中小学实施德育工作的主渠道。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日趋贴近学生的经验、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课程评价也摆脱了单一的终结性评价，采取书面考核、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德育课程的实际效果有所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专门的德育课程是否有必要设置？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这个聚讼纷纭的世界性难题，至今依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德育课程，还要重视课程德育以及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这就需要每一位教师在具体事务中去考虑实施策略，同时需要每一位教师都具备相应的教育机智，因此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二，我国中小学还有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实施方式—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早在198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就把劳动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8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又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将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开足开好”。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劳动教育重新纳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应该说，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道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有必要在学校教育中加以重视并落实。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社会性，将这二者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机结合。开展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场所既可以在学校所处周边社区，也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进行。
其三，学校文化建设也一直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途径，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强调文化育人。如果说德育课程教学、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是有形的，那么学校与班级的精神文化建设则是一种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能够对学生的道德发展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德育实施方式的一个趋势转变：从重视德育课程以及直接的宣传教育，转向更加重视德育课之外的、间接的、无形的因素熏陶。
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学校都通过学校文化建设来凸显自身特色。但是在学校文化建设热潮中，我们也要保持适度的警惕。首先，精神和文化不是单靠有意识的建设就能够获得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其次，精神和文化是依托于人的，如果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没有承载学校的精神和文化，那么各种精神和文化客体就会像博物馆中的文物一样，缺乏生命。因此，学校精神和文化建设不可作为一朝一夕的时尚追求，而要作为学校努力经营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学段特性的教师专业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BEA170106）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中小学德育；道德教育；立德树人；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学校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8）12-0023-03
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与此相应，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也砥砺前行，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实践，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其间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也有利于我们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德育新天地。本文将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实施三个方面，简要回顾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40年来的历史变迁。
一、德育目标：由单纯的政治考量向教育实践的自身逻辑回归
十年“文革”期间，学校德育曾经沦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工具。“文革”结束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项紧迫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在中小学和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课。因此在拨乱反正时期，学校德育是以政治教育为主，为肃清“四人帮”余毒、巩固政治秩序目的服务的。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此外，学校德育中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就是与全社会一起强调“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教育目标，强调基础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沉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中小学德育目标的表述趋于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开始对德育目标进行分层。如1993年颁布的《小学德育纲要》规定，小学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国家、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和良好品德；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良好的意志、品格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自己管理自己、帮助别人、为集体服务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为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初步的良好的思想品德基础。”1995年颁布的《中学德育大纲》则规定，中学德育的总目标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中小学德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把小学阶段的“思想品德”课改为低年级的“品德与生活”、高年级的“品德与社会”。“思想”二字从课程名称中去除，意味着我们不再对年纪尚小的儿童提出他们难以企及的德育目标要求。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在课程目标的表述中，如“品德与生活”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品德与社会”的课程目标则是“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起，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义务教育德育教材名称的变化，意味着道德教育以及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治教育的目标得以凸显。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道德和社会性发展已经成为最基础的德育目标。
从上述历史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趋势：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制定逐渐摆脱了单纯政治上的考量，开始回归到教育实践自身的逻辑。德育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少地依靠“拍脑袋”和狭隘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种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式是科学的、合理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德育目标的这种变化目前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还有待向更科学、合理的方向调整。
二、德育内容：从过度政治化、成人化要求向学生现实生活过渡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的变革，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德育课程内容的变化。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198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规定把“现行的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目的是为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同时根据1980年发布的《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中学阶段在初一开设“青少年修养”，初二开设“政治常识”，初三开设“社会发展简史”，高一开设“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二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1986年发布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初稿）》，将中学思想政治课程内容调整为：初一开设“公民”，初二开设“社会发展简史”，初三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高一开设“科学人生观”，高二开设“经济常识”，高三开设“政治常识”。
综合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其他德育内容也在不断调整和丰富。比如：在198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和《中学德育大纲（试行）》中，都有关于心理品质的表述。及至199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已经明确，“德育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这说明在政治和思想教育之外，国家开始强调对学生道德和心理品质的教育。
21世纪初，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推开，中小学德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体现在小学阶段，从“思想品德”向低年级的“品德与生活”、高年级的“品德与社会”的转变，意味着德育内容从过度政治化、理想化、成人化的要求回归到学生现实生活和对周遭社会的探索。在小学阶段，德育率先完成了以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变革。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名称统一为“道德与法治”后，法治教育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新世纪伊始的新课程改革之后，高中政治課分成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其中必修模块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与之前的“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识”所包含的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选修模块包含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如“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
为了适应新高考改革，2017年，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再次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内容包括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三类。其中，必修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四个模块；选择性必修课程包括“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三个模块；选修课程包括“财经与生活”“法官与律师”“历史上的哲学家”三个模块。高中德育内容的变化，展现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特色。
分析40年来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德育内容逐渐以道德、心理、国情和法治教育为主要内容；高中阶段在强调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同时，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若放眼更大的范围，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德育内容变化，如公民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网络道德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性教育等都已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
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一方面，随着时代变化，中小学德育的内容正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德育内容过多可能会给教师和学校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某些“运动式德育”甚至会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进行。虽然现代社会变化迅速，但是道德的变化并不会像政治和时尚变化那么频繁，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调整德育内容，并把某些新增内容适当分散到相关课程中去，以保持德育内容的相对稳定。
三、德育实施：从直接的宣传教育向间接、无形的因素熏陶转变
在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施的主体固然是全体教育工作者，但校长、班主任、思想品德课和政治课教师、共青团专职干部、少先队辅导员等承担的德育责任更为直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小学有一支德育工作的专门队伍，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德育工作在学校中常常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位置。如何落实德育工作的地位，提升德育工作的实效，仍然是广大中小学校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道德教育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学校教师，也包括学生家长在内。尤其在倡导教育开放、合作的今天，学校德育工作更不能自我封闭，而应该加强家校合作，共同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其一，德育课程教学一直是中小学实施德育工作的主渠道。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日趋贴近学生的经验、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课程评价也摆脱了单一的终结性评价，采取书面考核、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德育课程的实际效果有所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专门的德育课程是否有必要设置？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这个聚讼纷纭的世界性难题，至今依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德育课程，还要重视课程德育以及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这就需要每一位教师在具体事务中去考虑实施策略，同时需要每一位教师都具备相应的教育机智，因此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二，我国中小学还有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实施方式—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早在198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就把劳动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8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又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将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开足开好”。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劳动教育重新纳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应该说，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道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有必要在学校教育中加以重视并落实。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社会性，将这二者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机结合。开展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场所既可以在学校所处周边社区，也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进行。
其三，学校文化建设也一直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途径，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强调文化育人。如果说德育课程教学、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是有形的，那么学校与班级的精神文化建设则是一种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能够对学生的道德发展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德育实施方式的一个趋势转变：从重视德育课程以及直接的宣传教育，转向更加重视德育课之外的、间接的、无形的因素熏陶。
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学校都通过学校文化建设来凸显自身特色。但是在学校文化建设热潮中，我们也要保持适度的警惕。首先，精神和文化不是单靠有意识的建设就能够获得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其次，精神和文化是依托于人的，如果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没有承载学校的精神和文化，那么各种精神和文化客体就会像博物馆中的文物一样，缺乏生命。因此，学校精神和文化建设不可作为一朝一夕的时尚追求，而要作为学校努力经营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学段特性的教师专业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BEA17010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