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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彬等同志……”其中任新民、梁守、庄逢甘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任新民还是二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
如果说钱学森是我国的“火箭之父”的话，那么任新民可称是“火箭亚父”了。他经历了我国航天事业从创建起步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直接参与领导了我国所有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称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与任新民在哈军工二系共事
我是1955年元月被调到哈军工二系二科工作的。我的办公室在二楼，又坐在与当时任副主任的任新民的斜对面，所以能经常看到他。他中等个子，消瘦，皮肤有点黑，比较沉默、低调。二系即炮兵工程系，有五个专科（即火炮、弹药、观测兵器、雷达、火箭），九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有若干个实验室，系直单位有政治处、教务科、器材料、翻译室、保密室、图书室、绘图室、兵器陈列室和工艺室。机关人员不多。
二系首长有系主任、政委、教育副主任、行政副主任各一人。系主任赵唯刚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留苏的炮兵专家。政委贺振新是长征干部。赵主任因病疗养经年，全系工作多由任新民负责。
二系有9个教学班，每班20人，即每期有学员180人。我去时正是第一期学员念完二年级上学期，正临考试。
哈军工基础课教授会由院科教部领导，一、二年级的教学由科教部组织，三、四年级专业课教学则由各系组织。我到二系时，各教授会教员在教授和顾问的指导下备课，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当时，国防科委的研究院所都未建立，哈军工还担负全军的科研任务。
我初到二科时，有次任新民来科，我向他敬礼。他看见我穿着志愿军军服，问了我朝鲜重建情况。
我答道：“刚停战时我曾路过平壤，简直是一片废墟。现在平壤在重建，其他城市只是在恢复，不过，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
“你们师打下多少架敌机？”
“我们师原在上海担任防空，1951年3月入朝，一直在平安南道，先掩护修筑机场，后保卫清川江大桥、阳德枢纽站等桥梁东站。全师共击落敌机两百多架，击伤一千多架。”
“伤亡大不大？”
“不大，全师阵亡约百人。”
陈毅招聘其至华东军区军事科研室
之后我从同事口中，才知道任新民是1949年8月从美国经香港回到上海，9月应陈毅招聘到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火箭。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注意到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于是建立军事科研室，把留学归来的学子和失散的兵工专家聚集到一起，安排他们工作和生活。
原上海兵工学校前身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是中国培养陆军技术人才的基地，人才济济，久负盛名。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有相当一部分人拒去台湾，其中有留学德国的弹道专家、校长张述祖，留学美国的电子技术专家周祖同等人。
1952年7月，陈赓从朝鲜回国就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8月华东军区军事科研室成建制并入军工学院，同时在北京成立学院筹备委员会，陈赓任主任，徐立行任副主任。委员有张述祖、李懋之，张衍、任新民、沈正功等8人。筹委会先设在西单灵镜胡同陈赓住所，后迁地安门恭俭胡同59号院。于是任新民只身进京参加筹委会工作。
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拟定学院的总体方案和体制编制，聘请教授，选调助教，接收学员，建筑校舍，申报采购器材等。
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教授分工协助陈赓调人。他们摸清分散在政府、高校、企业系统专家教授的情况。第一批提出62名正、副教授名单，经周总理批准，然后赴全国各地要人，其中有上海交大的梁守教授（留美博士、航空发动机专家），复旦的曾石虞教授（留德化学博士、火药炸药专家），武大的周明教授（与钱学森一门师出的留美博士、喷气机专家）。浙大的卢庆骏教授是学科带头人，苏步青舍不得放，还打电话给陈毅说哈军工挖他的墙脚。陈赓派徐立行（大学生，曾任二野特纵参谋长）专程拜访苏老，说明情由，卢庆骏来院后任教学教授会主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叫沈毅的特殊人物，留学法国的弹道专家，也懂英文，曾是国民党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所贡献，解放后任民航总局财务处长，“三反”运动时被打成大老虎，要判处死刑。他们向陈赓提出要此人时，陈赓说：“我试试看。”陈赓向徐向前汇报后给“三反”领导人薄一波挂电话，薄要陈一同给政法委主任董必武挂电话，董与高院院长沈钧儒商议后，答应改判死缓交哈军工监外执行。学院保卫干部将沈毅从监狱领出带到陈赓面前时，沈毅长跪不起。沈毅来院后，在科教部搞情报资料翻译工作。以后学院给他办了减刑手续。1959年被特赦，后评为教授，搬入教授楼。
北京的教授特别难请，要价也高，要求也多，陈赓也说“京官难弄”。任新民对“这一行人头”比较熟，以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同时也尽量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外地的教授则比较随和一些。
率领筹委会由北京回到哈尔滨
1952年12月，陈赓率领筹委会由北京回到哈尔滨，校址在南岗文庙街，这里原来是哈医大的校舍，周总理让哈医大迁址另建。
陈赓任命徐立行和李懋之为教育长，张衍为政治部主任，张述祖为科教部长，任新民为教务处副处长。
第一期学员由各大军区于1953年元旦前后调齐，编入预科总队。他们虽是高中毕业，但解放前的罢课学运，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使他们并未学完高中课程，参军后学业也荒废了。补习文化自然由任新民领导的教务处负责，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和政审，最后选拔1040人升入五个系正科，不合格者分配当实验员或其他工作。
到1958年3月，只有665人毕业。其余的因政治、成绩、身体等原因，中途被淘汰了。第一期学员全部是部队调干生，第二期学员调干生和地方中学保送生各占一半。调干生多是1949年前后当地解放时参军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历过南下、剿匪战斗或朝鲜战争，在部队担任参谋、干事、文化教员等职。许多人曾立功受奖。保送生则是全国各大城市重点中学政治和学业上的佼佼者，基本都是党团员。学员由专科管理，过严格的军事生活，伙食吃中灶。
第一期有少数女学员，二系只有五名，以后六期都没有招收女生。
1953年9月1日，哈军工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学院建成，工作步入正轨，教务处的行政事务较多，任新民向陈赓提出到教学第一线工作，陈赓任命他为二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
任新民在二系威信很高，他工作踏实，平易近人，又是留美博士，火箭专家。
教学大纲、教程和教材都以苏军的作为参考，实验室设备也由顾问提出清单，有的向苏军订货，有的在国内订货，有的由院实习工厂和系工艺室自己生产。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有些精密仪器如示波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生产，就委托东欧国家出面代向西欧订货。
各系的国外订货清单是送各军、兵种首长批准时，基本照准，不作削减。军委拨给三军院校的外汇有90%被哈军工一家花掉。可见军委对学院的支持和重视。
培养我国最早一批火箭专门人才
任新民除领导全系教学和实验室工作外，自己要备课，给助教上课，还要继续研究固体火箭。当时我军在朝鲜有两个火箭炮师，自己着手在东北生产火箭弹，任新民广招人才，潜心研究，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火箭专门人才。
1955年底，我军实行军衔制，任新民被授予上校军衔。
是年12月，刚从美国回国两个月的钱学森来哈军工参观考察，任新民陪同他参观二系实验室并作详细介绍，彼此交换了对我国研制火箭的见解。任还陪同钱学森拜会陈赓院长。陈院长问我国能否搞得出导弹，两人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月下旬，二系任新民、周曼珠、金家骏三教授写出《对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院领导征求专家意见并修改后，上报军委。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拉开了我国发展导弹的序幕。
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组织了全国数百名专家集中北京制定《1956—1967年科学计划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重点任务，火箭和喷气机技术是其中特别强调的新兴技术之一。任新民参加了这部分纲要的起草工作，在武器装备规划中，特别提出开展地对空、空对空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的研究。
1956年夏有天晚上，总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少将在二系六楼会议室召集一、二系学员讲话，记得内容大意是：解放时，我国只能生产迫击炮、低倍率望远镜和指北针，经过几年的建设，现在各种火炮、枪械、弹药、坦克等常规武器都能生产，喷气式飞机也试制成功。敌人拥有导弹，我们却没有。火箭只管打出去，射程只有几千米。导弹是想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射程是几百公里，在未来战争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搞导弹离不开遥控、遥测、推进机这些尖端技术，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可以搞出初级导弹，先搞空空、地空、地地导弹。你们毕业以后，许多人将加入这支队伍，还有的要来总军械部，担任驻厂军代表，监督兵工生产。
封副部长的讲话，给大家极大的鼓舞。开学后，一系成立了导弹科，二系火箭科改为导弹科，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与陈赓结下的深厚友谊
在工作和生活中，任新民和陈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珍贵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1年陈赓病逝。
任新民常和周围的人讲起陈赓保释沈毅的故事，说：“陈赓是真心实意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陈赓貌似急躁，实际上办事很有谋略。”“没有陈赓这个人，哈军工也弄不起来。”
我们知道，陈赓是毛主席的爱将，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是在国共双方中颇有影响的将领。学院也传有他的轶事：如第二次东征时，他是警卫连长，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不杀之人。他在毛泽东面前也比较随便，敢与江青开玩笑。陈赓会讲上海话、广东话、湖南话。他与学员交谈时，就用学员原籍的口音，引来一阵欢声笑语。他深得全院师生的爱戴，师生们以能成为他麾下之兵为荣。
1956年8月，任新民等六教授奉调进京，参加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接替他任二系副主任的是技术部处长沈正功教授。解放前各大学使用的部定《机械制图教程》就是沈编著的，他不像任新民那么沉默，对极个别干部，他敢训斥：“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在朝鲜得了三枚军功章。”
是年10月，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任新民任总体室主任，后任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一如筹建哈军工，开始艰苦的创业。
1957年1月，任新民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秘密前往满洲里，接收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一枚P—2导弹样品。
周总理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1960年11月，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1965年6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任新民是副总设计师。
同年，任新民作为七机部一院副院长，开始全面负责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在新一代中程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设计中，任新民都是总设计师。
1970年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全国欢腾，世界震惊。“五·一“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有功人员，周总理把任新民介绍给毛主席时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主席赞赏说：“了不起！了不起！”
1975年，任新民被任命为七机部副部长，专门领导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生产和飞行试验工作，连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特别是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和回收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是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试验完满成功，并打捞回收。
卫星通信工程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系统工程，是我国航天技术进入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任新民被任命为该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也是任新民航天事业辉煌的顶峰。
通信卫星工程就是向距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完成广播、电视、电话等无线电传输任务。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系统和地面通信应用五大系统，涉及上千部门、数万之众。每个系统都有院士级著名专家任总设计师，任新民则是这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人们称他“总总师”。
1984年4月，“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成功定点在赤道上空同步轨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
以后又发射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美国“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多颗国际商务卫星。中国航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任新民都是总设计师之一。
同时，任新民对载人航天技术进行论证，开展关键性技术的预先研究，又主持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任新民在半个世纪的航天生涯中，担任总设计师的项目不下二十个，荣立过一等功，两次通令嘉奖，荣获两项国家科技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任新民于1960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十二大代表。
自从1956年任新民离开哈军工，次年回过二系，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近几年在电视上看见过他接受采访和出席活动，他谦虚地说：“不要宣传我个人如何，把谁放在这个总设计师位置上，由他牵头，国家领导重视，全国八方支援，谁都会做出成果来。如果说有所成就，并不能说我有什么特殊本领，我只是比较认真而已。”
任新民今年已92高龄，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依然精神矍铄，才思敏捷，心里很是高兴。在祖国西陲的锦江之滨，我们哈军工二系老校友相聚时，回首往事，对50年前在陈赓和任新民领导下度过的青春年华，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谨遥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作者为成都无缝钢管厂退休干部，1955年元月至1958年3月在哈军工二系二科任年级主任，器材科任助理员）
如果说钱学森是我国的“火箭之父”的话，那么任新民可称是“火箭亚父”了。他经历了我国航天事业从创建起步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直接参与领导了我国所有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称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与任新民在哈军工二系共事
我是1955年元月被调到哈军工二系二科工作的。我的办公室在二楼，又坐在与当时任副主任的任新民的斜对面，所以能经常看到他。他中等个子，消瘦，皮肤有点黑，比较沉默、低调。二系即炮兵工程系，有五个专科（即火炮、弹药、观测兵器、雷达、火箭），九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有若干个实验室，系直单位有政治处、教务科、器材料、翻译室、保密室、图书室、绘图室、兵器陈列室和工艺室。机关人员不多。
二系首长有系主任、政委、教育副主任、行政副主任各一人。系主任赵唯刚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留苏的炮兵专家。政委贺振新是长征干部。赵主任因病疗养经年，全系工作多由任新民负责。
二系有9个教学班，每班20人，即每期有学员180人。我去时正是第一期学员念完二年级上学期，正临考试。
哈军工基础课教授会由院科教部领导，一、二年级的教学由科教部组织，三、四年级专业课教学则由各系组织。我到二系时，各教授会教员在教授和顾问的指导下备课，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当时，国防科委的研究院所都未建立，哈军工还担负全军的科研任务。
我初到二科时，有次任新民来科，我向他敬礼。他看见我穿着志愿军军服，问了我朝鲜重建情况。
我答道：“刚停战时我曾路过平壤，简直是一片废墟。现在平壤在重建，其他城市只是在恢复，不过，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
“你们师打下多少架敌机？”
“我们师原在上海担任防空，1951年3月入朝，一直在平安南道，先掩护修筑机场，后保卫清川江大桥、阳德枢纽站等桥梁东站。全师共击落敌机两百多架，击伤一千多架。”
“伤亡大不大？”
“不大，全师阵亡约百人。”
陈毅招聘其至华东军区军事科研室
之后我从同事口中，才知道任新民是1949年8月从美国经香港回到上海，9月应陈毅招聘到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火箭。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注意到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于是建立军事科研室，把留学归来的学子和失散的兵工专家聚集到一起，安排他们工作和生活。
原上海兵工学校前身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是中国培养陆军技术人才的基地，人才济济，久负盛名。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有相当一部分人拒去台湾，其中有留学德国的弹道专家、校长张述祖，留学美国的电子技术专家周祖同等人。
1952年7月，陈赓从朝鲜回国就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8月华东军区军事科研室成建制并入军工学院，同时在北京成立学院筹备委员会，陈赓任主任，徐立行任副主任。委员有张述祖、李懋之，张衍、任新民、沈正功等8人。筹委会先设在西单灵镜胡同陈赓住所，后迁地安门恭俭胡同59号院。于是任新民只身进京参加筹委会工作。
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拟定学院的总体方案和体制编制，聘请教授，选调助教，接收学员，建筑校舍，申报采购器材等。
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教授分工协助陈赓调人。他们摸清分散在政府、高校、企业系统专家教授的情况。第一批提出62名正、副教授名单，经周总理批准，然后赴全国各地要人，其中有上海交大的梁守教授（留美博士、航空发动机专家），复旦的曾石虞教授（留德化学博士、火药炸药专家），武大的周明教授（与钱学森一门师出的留美博士、喷气机专家）。浙大的卢庆骏教授是学科带头人，苏步青舍不得放，还打电话给陈毅说哈军工挖他的墙脚。陈赓派徐立行（大学生，曾任二野特纵参谋长）专程拜访苏老，说明情由，卢庆骏来院后任教学教授会主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叫沈毅的特殊人物，留学法国的弹道专家，也懂英文，曾是国民党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所贡献，解放后任民航总局财务处长，“三反”运动时被打成大老虎，要判处死刑。他们向陈赓提出要此人时，陈赓说：“我试试看。”陈赓向徐向前汇报后给“三反”领导人薄一波挂电话，薄要陈一同给政法委主任董必武挂电话，董与高院院长沈钧儒商议后，答应改判死缓交哈军工监外执行。学院保卫干部将沈毅从监狱领出带到陈赓面前时，沈毅长跪不起。沈毅来院后，在科教部搞情报资料翻译工作。以后学院给他办了减刑手续。1959年被特赦，后评为教授，搬入教授楼。
北京的教授特别难请，要价也高，要求也多，陈赓也说“京官难弄”。任新民对“这一行人头”比较熟，以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同时也尽量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外地的教授则比较随和一些。
率领筹委会由北京回到哈尔滨
1952年12月，陈赓率领筹委会由北京回到哈尔滨，校址在南岗文庙街，这里原来是哈医大的校舍，周总理让哈医大迁址另建。
陈赓任命徐立行和李懋之为教育长，张衍为政治部主任，张述祖为科教部长，任新民为教务处副处长。
第一期学员由各大军区于1953年元旦前后调齐，编入预科总队。他们虽是高中毕业，但解放前的罢课学运，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使他们并未学完高中课程，参军后学业也荒废了。补习文化自然由任新民领导的教务处负责，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和政审，最后选拔1040人升入五个系正科，不合格者分配当实验员或其他工作。
到1958年3月，只有665人毕业。其余的因政治、成绩、身体等原因，中途被淘汰了。第一期学员全部是部队调干生，第二期学员调干生和地方中学保送生各占一半。调干生多是1949年前后当地解放时参军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历过南下、剿匪战斗或朝鲜战争，在部队担任参谋、干事、文化教员等职。许多人曾立功受奖。保送生则是全国各大城市重点中学政治和学业上的佼佼者，基本都是党团员。学员由专科管理，过严格的军事生活，伙食吃中灶。
第一期有少数女学员，二系只有五名，以后六期都没有招收女生。
1953年9月1日，哈军工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学院建成，工作步入正轨，教务处的行政事务较多，任新民向陈赓提出到教学第一线工作，陈赓任命他为二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
任新民在二系威信很高，他工作踏实，平易近人，又是留美博士，火箭专家。
教学大纲、教程和教材都以苏军的作为参考，实验室设备也由顾问提出清单，有的向苏军订货，有的在国内订货，有的由院实习工厂和系工艺室自己生产。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有些精密仪器如示波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生产，就委托东欧国家出面代向西欧订货。
各系的国外订货清单是送各军、兵种首长批准时，基本照准，不作削减。军委拨给三军院校的外汇有90%被哈军工一家花掉。可见军委对学院的支持和重视。
培养我国最早一批火箭专门人才
任新民除领导全系教学和实验室工作外，自己要备课，给助教上课，还要继续研究固体火箭。当时我军在朝鲜有两个火箭炮师，自己着手在东北生产火箭弹，任新民广招人才，潜心研究，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火箭专门人才。
1955年底，我军实行军衔制，任新民被授予上校军衔。
是年12月，刚从美国回国两个月的钱学森来哈军工参观考察，任新民陪同他参观二系实验室并作详细介绍，彼此交换了对我国研制火箭的见解。任还陪同钱学森拜会陈赓院长。陈院长问我国能否搞得出导弹，两人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月下旬，二系任新民、周曼珠、金家骏三教授写出《对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院领导征求专家意见并修改后，上报军委。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拉开了我国发展导弹的序幕。
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组织了全国数百名专家集中北京制定《1956—1967年科学计划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重点任务，火箭和喷气机技术是其中特别强调的新兴技术之一。任新民参加了这部分纲要的起草工作，在武器装备规划中，特别提出开展地对空、空对空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的研究。
1956年夏有天晚上，总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少将在二系六楼会议室召集一、二系学员讲话，记得内容大意是：解放时，我国只能生产迫击炮、低倍率望远镜和指北针，经过几年的建设，现在各种火炮、枪械、弹药、坦克等常规武器都能生产，喷气式飞机也试制成功。敌人拥有导弹，我们却没有。火箭只管打出去，射程只有几千米。导弹是想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射程是几百公里，在未来战争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搞导弹离不开遥控、遥测、推进机这些尖端技术，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可以搞出初级导弹，先搞空空、地空、地地导弹。你们毕业以后，许多人将加入这支队伍，还有的要来总军械部，担任驻厂军代表，监督兵工生产。
封副部长的讲话，给大家极大的鼓舞。开学后，一系成立了导弹科，二系火箭科改为导弹科，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与陈赓结下的深厚友谊
在工作和生活中，任新民和陈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珍贵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1年陈赓病逝。
任新民常和周围的人讲起陈赓保释沈毅的故事，说：“陈赓是真心实意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陈赓貌似急躁，实际上办事很有谋略。”“没有陈赓这个人，哈军工也弄不起来。”
我们知道，陈赓是毛主席的爱将，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是在国共双方中颇有影响的将领。学院也传有他的轶事：如第二次东征时，他是警卫连长，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不杀之人。他在毛泽东面前也比较随便，敢与江青开玩笑。陈赓会讲上海话、广东话、湖南话。他与学员交谈时，就用学员原籍的口音，引来一阵欢声笑语。他深得全院师生的爱戴，师生们以能成为他麾下之兵为荣。
1956年8月，任新民等六教授奉调进京，参加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接替他任二系副主任的是技术部处长沈正功教授。解放前各大学使用的部定《机械制图教程》就是沈编著的，他不像任新民那么沉默，对极个别干部，他敢训斥：“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在朝鲜得了三枚军功章。”
是年10月，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任新民任总体室主任，后任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一如筹建哈军工，开始艰苦的创业。
1957年1月，任新民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秘密前往满洲里，接收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一枚P—2导弹样品。
周总理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1960年11月，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1965年6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任新民是副总设计师。
同年，任新民作为七机部一院副院长，开始全面负责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在新一代中程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设计中，任新民都是总设计师。
1970年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全国欢腾，世界震惊。“五·一“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有功人员，周总理把任新民介绍给毛主席时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主席赞赏说：“了不起！了不起！”
1975年，任新民被任命为七机部副部长，专门领导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生产和飞行试验工作，连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特别是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和回收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是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试验完满成功，并打捞回收。
卫星通信工程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系统工程，是我国航天技术进入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任新民被任命为该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也是任新民航天事业辉煌的顶峰。
通信卫星工程就是向距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完成广播、电视、电话等无线电传输任务。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系统和地面通信应用五大系统，涉及上千部门、数万之众。每个系统都有院士级著名专家任总设计师，任新民则是这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人们称他“总总师”。
1984年4月，“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成功定点在赤道上空同步轨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
以后又发射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美国“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多颗国际商务卫星。中国航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任新民都是总设计师之一。
同时，任新民对载人航天技术进行论证，开展关键性技术的预先研究，又主持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任新民在半个世纪的航天生涯中，担任总设计师的项目不下二十个，荣立过一等功，两次通令嘉奖，荣获两项国家科技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任新民于1960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十二大代表。
自从1956年任新民离开哈军工，次年回过二系，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近几年在电视上看见过他接受采访和出席活动，他谦虚地说：“不要宣传我个人如何，把谁放在这个总设计师位置上，由他牵头，国家领导重视，全国八方支援，谁都会做出成果来。如果说有所成就，并不能说我有什么特殊本领，我只是比较认真而已。”
任新民今年已92高龄，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依然精神矍铄，才思敏捷，心里很是高兴。在祖国西陲的锦江之滨，我们哈军工二系老校友相聚时，回首往事，对50年前在陈赓和任新民领导下度过的青春年华，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谨遥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作者为成都无缝钢管厂退休干部，1955年元月至1958年3月在哈军工二系二科任年级主任，器材科任助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