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一次历史大倒退，大转折。原本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群众、打倒军阀、进行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彻底破坏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工农革命群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和杀害。
　　著名的文化人士胡愈之和吴觉农在事变第二天（4月13日）途经宝山路，目睹了反动军队屠杀群众的一幕。胡愈之等目睹惨状，当即返回吴觉农的寓所（三德里A19号，也即中华农学会所在地），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郑振铎等，联名写一封抗议信给当局。他们在信中愤怒地指出：“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要求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并“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等。信是写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的。在信上署名的是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七人。
　　这封由著名文化界人士写的抗议信，据说当时曾刊登在4月15日《商报》上，但至今尚未发现此报。它的原信不知去了哪里，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却奇迹般地发现了，现在已被收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见证历史、教育后人的珍贵文献。
　　那么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从哪里发现的呢？据1979年8月胡愈之写的一篇《关于“抗议书”的说明》中说：“全国解放后，从李石曾在上海的住宅里，搜到我亲笔写的原信，曾复制送给我核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把发现这封原信的时间、地点、方法都搞错了。所以产生这一错误，当系有关工作人员辗转误传所致。
　　它的发现经过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58年，上海古旧书店（今名上海书店）收购处接到在淮海中路居住的一户人家的约请去收购旧书。收购处主任孙武勋亲自带了收购员钱毓良等应约前去收购。到了那里，他们才知道这家的主人竟是原国民党政要吴稚晖的妹妹。考虑到主人的特殊身份，孙武勋便关照收购员要仔细认真，一张废纸也不要丢掉。就在收回来的这批旧书和一堆无用的簿册之类的废旧物品中，经过仔细清理和查找，竟发现了这封有关“四一二”事件的郑振铎、胡愈之等写的抗议信。后来书店领导决定把这封信供应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随后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
　　在从吴稚晖亲属家中收购来的这批废旧物品中，收购员还发现了两张有报道“八一”南昌起义的报纸：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和8月3日江西《工商报》。报道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吴玉章等20余人具名的“中央委员宣言”，有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通过“八一宣言”、“八一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报道，以及8月2日在南昌皇殿侧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的报道等。此外，在废纸堆中还发现了一本有蒋介石、冯玉祥等签名的徐州会议的记录本，但记录本中只有日期、地点的记载和出席人的毛笔签名，却没有会议内容的记录。
　　我们知道，从“四一二”政变，到6月20日蒋冯徐州会议（实际是为宁汉合流作准备），再到“八一”南昌起义，是1927年中国历史上的几件大事。这些资料的发现，为我们的现代史、现代革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作者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