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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岁末，有一条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家媒体：甘肃博乐拍卖公司征集到一册中国最早的摄影画报《世界》，据说此画报流传至今仅存三册，故底价将达到十万元人民币，开创了中国期刊有史以来的最高拍卖价。虽然在2005年1月2日举行的拍卖会上，这册《世界》创刊号终因价高而导致流拍。
世界社和《世界》画报
要谈《世界》画报，首先必须提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当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社。
清代末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惜抛弃科举时代获得的一切荣誉，离乡背井，毁家求学，前往欧美学习先进的文化，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张、吴、李诸人当年在巴黎创办世界社，就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论其源头，是受狄德罗、卢梭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论直接影响，当年法国邵可侣、戴葛夫等人创办世界社，并在法国、比利时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丛刊，给他们以很大启发。因此张、吴、李诸人以后办社、办刊，连名字都模仿他们。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世界社，首先印出革命丛书七种，继之又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还翻译发行鼓吹革命的《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
1907年秋，张、吴、李诸人主办的《世界》画报在巴黎创刊。其图文并茂，分“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记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五大板块，各个板块都集中介绍能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如“景物”板块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议会政治和法、英、德等国的大学制度；“科学”板块介绍了达尔文、赫智尔的进化学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和伦琴、居里等著名科学家及其重要发现；“略迹”板块则展示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教育、体育、戏剧和交通等各领域的过去和现况。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在画报中也有一定报道，如反映租界斗争的《上海权利之竞争》，反映妇女解放的《上海妇女天足会大会》，反映中国宪政改革的《出洋调查专使团》等。编者在介绍这些反映世界进化新潮流的事物时，还煞费苦心地注意涉及中国的现状，即使是一些别国的事物，也旁敲侧击地和中国现状进行比较，如在第一期“世界记念之历史”板块中，介绍了被革命党人镇压的英国查尔斯王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图文末尾附有一篇措辞巧妙的《君民权利之消长》文章。
《世界》画报的三员干将
张、吴、李诸人当时编印《世界》画报是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张静江主要给予财政支持，所有的办刊经费，几乎都是由其一人负担。张家是湖州南浔巨富，著名的“四象”（作者注：四象指湖州最富的四个家族）之一，张以自己继承的财产和经商所获利润曾多次支援革命。1902年，他与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合作在法国马德兰广场创办“通运”（Ton Ying)公司，主营茶丝绸缎兼古董字画。据杨恺龄著《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一书记载，1908年正是“通运”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最近披露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却未能出版，可能这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
《世界》画报的具体编排和印刷等一应事务，主要由吴稚晖负责。吴当年因《苏报》案遭缉捕，经香港转抵英国，曾在伦敦工艺学校学过“写真铜版”，故对印刷业务相当熟悉。《世界》画报是用中文印刷的，所用铅字都特地从国内运到法国，为此，他们在世界社附近的三台路83号开设了一家中国印字局，由吴亲自负责排版印刷。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手少，另一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学习狄德罗。当年狄德罗编辑百科全书，就是亲自在印刷厂负责督印，从检查机器一直到排版印刷，都亲身参与。吴也是如此，日后他曾回忆：“我编《世界》画报时所担任的工作，特别注重印刷方面。我自己慎重研究摄制铜版的方法，如怎样垫版，选用怎样性质的纸张，可以使版图平匀地纤毫毕露。在编辑方面，也颇注意到文字和插图的排列和支配，怎样可以合乎读者兴味，使人一目了然。好在排字都是自己动手，文字的长短，都可以自由伸缩。有时我做文章，最先并不动笔写稿子，我只打好了一个腹稿，就到铅字架上去检寻铅字，像外国人用打字机器一般地做稿子。这样对于文字编排方面，倒反而要觉得省力方便得多。”（张光宇《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载1935年6月《万象》第三期）吴所用的印刷方法是当年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用此法印刷的照片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亚洲属领先水平。故主编过多种画报的张光宇认为：“《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的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世界》画报上的文章都不署名，但其中有不少出自李石曾之手，特别是第二期上《演剧》一篇长文，可以肯定是由李执笔。因李当时特别喜欢西洋的戏剧与音乐，曾编译过比利时音乐家欧思东的《新乐谱读本》，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穆雷的《鸣不平》这两部著名剧本，也是由他翻译，作为“万国美术研究社”的丛书出版的。李在这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并译录了西洋著名剧本故事20余则（均附剧照），其中有歌剧《蝴蝶夫人》、《风流寡妇》等；文章还与中国传统戏剧及当时刚兴起的新剧等作了比较，是研究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惜尚少人知晓。
《世界》画报的发行和影响
《世界》画报虽在巴黎编印，但总发行却设在上海，显然目标是瞄准国内。上海图书馆珍藏有齐全的两期《世界》画报，其第一期扉页上盖有一枚蓝色印章，印文为“上海老闸桥南厚德里世界画报总发行所，电话2890”。这应当是《世界》画报最初设在上海的发行所的地址。从第二期起，发行所就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望平街204号。坐镇指挥发行的是张静江的一位同乡周伯年。李石曾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此事：“周伯年先生在那里主持，推广巴黎出版的《世界》，亦暗中销售最激烈的革命刊物《新世纪》，并努力介绍留学，推广一切社务。”（《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1946年12月16日《世界半月刊》1卷4期）
《世界》画报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又印刷得特别漂亮，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画家张光宇曾回忆，自己少年时路过望平街，每每被《世界》画报所吸引，但该刊每册定价高达大洋两圆，且又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故父母不肯买。以后成年了才收集到该刊，算是圆了自己的少年之梦。（参见《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1921年，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经十余年经营，终发展成堪和“商务”、“中华”比肩的大书局。成为大企业家的沈知方后来也承认，他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正是看了《世界》画报后受到的启发。（参见李鸿球《世界书局与世界文化》，载1947年12月《世界月刊》2卷6期）
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评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绕室旅行记》，转引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些都足以证明《世界》画报当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世界社同人编印的诸多刊物中，以《新世纪》存世最罕，但《世界》画报却反而可能是流传最少的一种。《新世纪》等曾被翻印过，化一为百，得到广泛的流传。而《世界》画报却始终未曾翻印。张光宇在上世纪30年代搜觅到此刊已感到万分庆幸。延至今日，此刊就更显珍罕了。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如今时届百年，已名副其实可归入新善本之列了。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世界社和《世界》画报
要谈《世界》画报，首先必须提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当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社。
清代末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惜抛弃科举时代获得的一切荣誉，离乡背井，毁家求学，前往欧美学习先进的文化，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张、吴、李诸人当年在巴黎创办世界社，就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论其源头，是受狄德罗、卢梭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论直接影响，当年法国邵可侣、戴葛夫等人创办世界社，并在法国、比利时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丛刊，给他们以很大启发。因此张、吴、李诸人以后办社、办刊，连名字都模仿他们。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世界社，首先印出革命丛书七种，继之又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还翻译发行鼓吹革命的《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
1907年秋，张、吴、李诸人主办的《世界》画报在巴黎创刊。其图文并茂，分“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记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五大板块，各个板块都集中介绍能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如“景物”板块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议会政治和法、英、德等国的大学制度；“科学”板块介绍了达尔文、赫智尔的进化学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和伦琴、居里等著名科学家及其重要发现；“略迹”板块则展示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教育、体育、戏剧和交通等各领域的过去和现况。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在画报中也有一定报道，如反映租界斗争的《上海权利之竞争》，反映妇女解放的《上海妇女天足会大会》，反映中国宪政改革的《出洋调查专使团》等。编者在介绍这些反映世界进化新潮流的事物时，还煞费苦心地注意涉及中国的现状，即使是一些别国的事物，也旁敲侧击地和中国现状进行比较，如在第一期“世界记念之历史”板块中，介绍了被革命党人镇压的英国查尔斯王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图文末尾附有一篇措辞巧妙的《君民权利之消长》文章。
《世界》画报的三员干将
张、吴、李诸人当时编印《世界》画报是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张静江主要给予财政支持，所有的办刊经费，几乎都是由其一人负担。张家是湖州南浔巨富，著名的“四象”（作者注：四象指湖州最富的四个家族）之一，张以自己继承的财产和经商所获利润曾多次支援革命。1902年，他与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合作在法国马德兰广场创办“通运”（Ton Ying)公司，主营茶丝绸缎兼古董字画。据杨恺龄著《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一书记载，1908年正是“通运”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最近披露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却未能出版，可能这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
《世界》画报的具体编排和印刷等一应事务，主要由吴稚晖负责。吴当年因《苏报》案遭缉捕，经香港转抵英国，曾在伦敦工艺学校学过“写真铜版”，故对印刷业务相当熟悉。《世界》画报是用中文印刷的，所用铅字都特地从国内运到法国，为此，他们在世界社附近的三台路83号开设了一家中国印字局，由吴亲自负责排版印刷。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手少，另一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学习狄德罗。当年狄德罗编辑百科全书，就是亲自在印刷厂负责督印，从检查机器一直到排版印刷，都亲身参与。吴也是如此，日后他曾回忆：“我编《世界》画报时所担任的工作，特别注重印刷方面。我自己慎重研究摄制铜版的方法，如怎样垫版，选用怎样性质的纸张，可以使版图平匀地纤毫毕露。在编辑方面，也颇注意到文字和插图的排列和支配，怎样可以合乎读者兴味，使人一目了然。好在排字都是自己动手，文字的长短，都可以自由伸缩。有时我做文章，最先并不动笔写稿子，我只打好了一个腹稿，就到铅字架上去检寻铅字，像外国人用打字机器一般地做稿子。这样对于文字编排方面，倒反而要觉得省力方便得多。”（张光宇《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载1935年6月《万象》第三期）吴所用的印刷方法是当年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用此法印刷的照片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亚洲属领先水平。故主编过多种画报的张光宇认为：“《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的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世界》画报上的文章都不署名，但其中有不少出自李石曾之手，特别是第二期上《演剧》一篇长文，可以肯定是由李执笔。因李当时特别喜欢西洋的戏剧与音乐，曾编译过比利时音乐家欧思东的《新乐谱读本》，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穆雷的《鸣不平》这两部著名剧本，也是由他翻译，作为“万国美术研究社”的丛书出版的。李在这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并译录了西洋著名剧本故事20余则（均附剧照），其中有歌剧《蝴蝶夫人》、《风流寡妇》等；文章还与中国传统戏剧及当时刚兴起的新剧等作了比较，是研究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惜尚少人知晓。
《世界》画报的发行和影响
《世界》画报虽在巴黎编印，但总发行却设在上海，显然目标是瞄准国内。上海图书馆珍藏有齐全的两期《世界》画报，其第一期扉页上盖有一枚蓝色印章，印文为“上海老闸桥南厚德里世界画报总发行所，电话2890”。这应当是《世界》画报最初设在上海的发行所的地址。从第二期起，发行所就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望平街204号。坐镇指挥发行的是张静江的一位同乡周伯年。李石曾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此事：“周伯年先生在那里主持，推广巴黎出版的《世界》，亦暗中销售最激烈的革命刊物《新世纪》，并努力介绍留学，推广一切社务。”（《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1946年12月16日《世界半月刊》1卷4期）
《世界》画报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又印刷得特别漂亮，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画家张光宇曾回忆，自己少年时路过望平街，每每被《世界》画报所吸引，但该刊每册定价高达大洋两圆，且又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故父母不肯买。以后成年了才收集到该刊，算是圆了自己的少年之梦。（参见《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1921年，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经十余年经营，终发展成堪和“商务”、“中华”比肩的大书局。成为大企业家的沈知方后来也承认，他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正是看了《世界》画报后受到的启发。（参见李鸿球《世界书局与世界文化》，载1947年12月《世界月刊》2卷6期）
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评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绕室旅行记》，转引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些都足以证明《世界》画报当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世界社同人编印的诸多刊物中，以《新世纪》存世最罕，但《世界》画报却反而可能是流传最少的一种。《新世纪》等曾被翻印过，化一为百，得到广泛的流传。而《世界》画报却始终未曾翻印。张光宇在上世纪30年代搜觅到此刊已感到万分庆幸。延至今日，此刊就更显珍罕了。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如今时届百年，已名副其实可归入新善本之列了。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