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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南子》中的战争观吸收了先秦兵家学说中的精髓,引证了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秦汉间的许多战争经验并加以总结,其军事理论思想及战略战术观点比之《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中的军事理论更显系统,更具有实用价值。它的战争观与中国古代社会“仁战”、“义战”、“以民为本”、“以奇制胜”、“以礼治军”等战略方法、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对古代兵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淮南子》 战争观 义战 仁战 义兵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因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该书专门辟有《兵略训》一篇对其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此外《,本经训》《、诠言训》《人间训》和《泰族训》等篇结合其他问题的论述也涉及到与军事有关的问题。
《淮南子》中的战争观、军事伦理价值观、战争谋略法等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仁战”、“义战”、“以民为本”、“以奇制胜”、“以礼治军”等战略方法、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对古代兵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一 义兵之至,至于不战
其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兵略训》云:
“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
由此可见,《淮南子》在认识到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皆有生存需求及争夺资源分配优势的本能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争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人类贫富不均的产物,战就是为了争。“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于是战争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淮南子》认为战争的产生由来已久:
“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在这里,《淮南子》利用神话、传说及历史事件向世人说明,人类在上古时期即有战争,即使是功德超卓的上古帝王亦不能完全避免、平息。当人类社会的争夺、动乱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有“圣人”出现,以战争的形式来反对恶势力,制止不道德、不合理的社会行为,“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淮南子》把战争的起源和人类的好利多欲相联系,从物质因素方面来揭示战争的起源及兵之由来久远,这一见解是正确的。
其二,用兵的合法性及其后果。《淮南子》在说明了战争的起源由来已久,指出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之后,进一步根据战争的目的与性质对战争的类型作出了“义”与“不义”的区分。《淮南子》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国之大小、兵力强弱、城池高深,而在于用兵是否为了行仁义。“仁义”是“国之所以存者”的根据和原因,也是治军和取胜的关键和要务,“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作者在界定战争的两种性质时,继承了先秦兵家提倡义战的思想和“民本”思想:
“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战争的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如果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战,则将得到有力、关键的支持,从而取得胜利。因此,用兵之“义”,又体现在“民心向背”这一关键因素中。
《淮南子》所讲的维护“民众利益”中的“民”,不是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中的“民”,这里的“民”具有普遍性,所以《淮南子》还认为不仅对本国的无道之君要坚决反抗,对敌国之君的无道、不义,也需加以干涉:
“故闻敌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日: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烧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
对被攻伐的国家要讲究政策,消灭暴君及其党羽以后,要帮助该国建立新的政权,承继祖嗣,恢复社会秩序,让百姓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由于《淮南子》的成书距离春秋战国时期比较近,作者对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深恶痛绝,《览冥训》云: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
晚世的战争,由于其目的只在于“兼国有地”、“攻城滥杀”,满足极少数人的贪欲,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在《淮南子》看来,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兵的最终目的是“不战”,是由此造福于天下百姓,成就太平之世。
二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关于“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观点,先秦儒家典籍多有涉及。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淮南子》中所说的“兵”,不仅仅是指行军打仗,和敌人白刃相交,作者还把“兵略”进一步深化,扩展到了国家的内政外交,君臣关系,世风民俗等整个为治过程中。“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最为理想的战争并不造成伤害,真正达到极致的胜利境界是没有伤亡便使敌军屈服。
1 人心向背为战争胜败之关键
《淮南子》中所蕴涵的民本思想的萌芽以及对正义战争必胜的认识,使其清楚地看到“兵之本在政”,主张以政治眼光看待军事活动,将政治视为军事之本。其书明确宣称: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楚以失政而败,秦以失政而亡,就是不争的事实。
《淮南子》明确阐明了战争胜败的根本在于政治,而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
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同人生来就有好利多欲的本性一样,乐生恶死也是人的天性,然而在战斗过程中,士兵却能够奋勇争先,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惧死伤,而是由于他们的君主和将领能够赏罚分明,能够和他们甘苦与共,水乳相融。
《淮南子》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正视了“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的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等,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淮南子》这种把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归结到物质和精神需求层面的方法,不仅有利于君主自律,也避免了臣民对昏君的愚忠,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比起上层统治阶级愚化民众,把君主权力神化、天理化的理论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2 “制胜于未战”
《淮南子》把那种一味只注意外在的兵战之事,而不知从内在的政治事务入手的用兵之道称之为“舍本逐末”,所以说“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明之远,刑德奇该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甲兵、车兵、畜积、士卒无疑是战争的必需的重要资源;“星辰日月之运”与阴阳奇秘之要,也会对战争起到巨大的帮助;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战争胜利的辅助条件,要想真正做到常胜,必胜,最根本的做法却是要看在为政过程中是否达到或符合了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只有圣贤的君主,只有在修习内政上“以民为本”,才能达到“不战而胜”,或“先胜而后战”的理想境界。
《兵略训》称:
“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在此,战争被延伸至整个国家的治理全过程中。战争的胜负,在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的德行威望,如果国君建立了深得民心、影响广博的德行威望,那么用兵临敌时就不会缺乏把握,难料胜负。因此,“胜制于未战”、“先胜而后战”实际上是向用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对将帅的要求
《淮南子》对将帅的要求非常严格,认为将帅的能力、行为、操守等对战争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要爱兵如子。一支军队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上下同心协力。因此,贤将治军,就要爱兵如子,“上视下如子,则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与此相联系,作为将帅还要与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将必与卒同甘苦,侯饥寒……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
其二,要做到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这是《淮南子》的作者分别从能力,操守,品行,素质等四个方面对将领提出的要求。将领作为统帅全军的龙头,只有熟谙天道,地形,人情这三隧,才能灵活地应对各种形势。
其三,有超人的智慧。“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一个好的将帅不仅要善于布阵、运用天道和地形、巧于伪装、激励士兵的斗志,而且要“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
其四,要汇集众人的智慧。《淮南子》认为,“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间,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战争的胜利是充分发挥每个人作用的结果,
其五,应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将领必须先内修已身,然后才可能外求于人。如果自身的修养,能力尚有重要缺陷,而冀求用兵取胜,就像用火来救火,用水来对付水,是不能奏效的,所以说“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何能制?”
综上所述,《淮南子》对战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主要涉及战争的起源、战争的目的、性质以及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何宁:《淮南子集释•兵略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作者简介:闫孟莲,女,1973—,河南孟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与古代文学,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淮南子》 战争观 义战 仁战 义兵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因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该书专门辟有《兵略训》一篇对其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此外《,本经训》《、诠言训》《人间训》和《泰族训》等篇结合其他问题的论述也涉及到与军事有关的问题。
《淮南子》中的战争观、军事伦理价值观、战争谋略法等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仁战”、“义战”、“以民为本”、“以奇制胜”、“以礼治军”等战略方法、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对古代兵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一 义兵之至,至于不战
其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兵略训》云:
“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
由此可见,《淮南子》在认识到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皆有生存需求及争夺资源分配优势的本能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争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人类贫富不均的产物,战就是为了争。“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于是战争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淮南子》认为战争的产生由来已久:
“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在这里,《淮南子》利用神话、传说及历史事件向世人说明,人类在上古时期即有战争,即使是功德超卓的上古帝王亦不能完全避免、平息。当人类社会的争夺、动乱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有“圣人”出现,以战争的形式来反对恶势力,制止不道德、不合理的社会行为,“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淮南子》把战争的起源和人类的好利多欲相联系,从物质因素方面来揭示战争的起源及兵之由来久远,这一见解是正确的。
其二,用兵的合法性及其后果。《淮南子》在说明了战争的起源由来已久,指出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之后,进一步根据战争的目的与性质对战争的类型作出了“义”与“不义”的区分。《淮南子》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国之大小、兵力强弱、城池高深,而在于用兵是否为了行仁义。“仁义”是“国之所以存者”的根据和原因,也是治军和取胜的关键和要务,“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作者在界定战争的两种性质时,继承了先秦兵家提倡义战的思想和“民本”思想:
“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战争的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如果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战,则将得到有力、关键的支持,从而取得胜利。因此,用兵之“义”,又体现在“民心向背”这一关键因素中。
《淮南子》所讲的维护“民众利益”中的“民”,不是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中的“民”,这里的“民”具有普遍性,所以《淮南子》还认为不仅对本国的无道之君要坚决反抗,对敌国之君的无道、不义,也需加以干涉:
“故闻敌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日: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烧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
对被攻伐的国家要讲究政策,消灭暴君及其党羽以后,要帮助该国建立新的政权,承继祖嗣,恢复社会秩序,让百姓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由于《淮南子》的成书距离春秋战国时期比较近,作者对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深恶痛绝,《览冥训》云: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
晚世的战争,由于其目的只在于“兼国有地”、“攻城滥杀”,满足极少数人的贪欲,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在《淮南子》看来,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兵的最终目的是“不战”,是由此造福于天下百姓,成就太平之世。
二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关于“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观点,先秦儒家典籍多有涉及。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淮南子》中所说的“兵”,不仅仅是指行军打仗,和敌人白刃相交,作者还把“兵略”进一步深化,扩展到了国家的内政外交,君臣关系,世风民俗等整个为治过程中。“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最为理想的战争并不造成伤害,真正达到极致的胜利境界是没有伤亡便使敌军屈服。
1 人心向背为战争胜败之关键
《淮南子》中所蕴涵的民本思想的萌芽以及对正义战争必胜的认识,使其清楚地看到“兵之本在政”,主张以政治眼光看待军事活动,将政治视为军事之本。其书明确宣称: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楚以失政而败,秦以失政而亡,就是不争的事实。
《淮南子》明确阐明了战争胜败的根本在于政治,而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
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同人生来就有好利多欲的本性一样,乐生恶死也是人的天性,然而在战斗过程中,士兵却能够奋勇争先,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惧死伤,而是由于他们的君主和将领能够赏罚分明,能够和他们甘苦与共,水乳相融。
《淮南子》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正视了“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的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等,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淮南子》这种把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归结到物质和精神需求层面的方法,不仅有利于君主自律,也避免了臣民对昏君的愚忠,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比起上层统治阶级愚化民众,把君主权力神化、天理化的理论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2 “制胜于未战”
《淮南子》把那种一味只注意外在的兵战之事,而不知从内在的政治事务入手的用兵之道称之为“舍本逐末”,所以说“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明之远,刑德奇该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甲兵、车兵、畜积、士卒无疑是战争的必需的重要资源;“星辰日月之运”与阴阳奇秘之要,也会对战争起到巨大的帮助;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战争胜利的辅助条件,要想真正做到常胜,必胜,最根本的做法却是要看在为政过程中是否达到或符合了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只有圣贤的君主,只有在修习内政上“以民为本”,才能达到“不战而胜”,或“先胜而后战”的理想境界。
《兵略训》称:
“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在此,战争被延伸至整个国家的治理全过程中。战争的胜负,在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的德行威望,如果国君建立了深得民心、影响广博的德行威望,那么用兵临敌时就不会缺乏把握,难料胜负。因此,“胜制于未战”、“先胜而后战”实际上是向用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对将帅的要求
《淮南子》对将帅的要求非常严格,认为将帅的能力、行为、操守等对战争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要爱兵如子。一支军队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上下同心协力。因此,贤将治军,就要爱兵如子,“上视下如子,则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与此相联系,作为将帅还要与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将必与卒同甘苦,侯饥寒……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
其二,要做到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这是《淮南子》的作者分别从能力,操守,品行,素质等四个方面对将领提出的要求。将领作为统帅全军的龙头,只有熟谙天道,地形,人情这三隧,才能灵活地应对各种形势。
其三,有超人的智慧。“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一个好的将帅不仅要善于布阵、运用天道和地形、巧于伪装、激励士兵的斗志,而且要“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
其四,要汇集众人的智慧。《淮南子》认为,“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间,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战争的胜利是充分发挥每个人作用的结果,
其五,应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将领必须先内修已身,然后才可能外求于人。如果自身的修养,能力尚有重要缺陷,而冀求用兵取胜,就像用火来救火,用水来对付水,是不能奏效的,所以说“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何能制?”
综上所述,《淮南子》对战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主要涉及战争的起源、战争的目的、性质以及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何宁:《淮南子集释•兵略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作者简介:闫孟莲,女,1973—,河南孟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与古代文学,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