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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集的制作，13年的岁月，我与“六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前面的文字谈了许多感动和温情，讲了许多趣闻和友人的帮助，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些年，“六组”带给我的那些不得不说的头疼事。
每部戏都需疯子般努力
一部影视剧的出炉，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重案六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经费和人力的支撑才能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重案六组》的制作和播出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自从2004年，涉案剧被赶出了黄金档后，涉案剧便不再是影视公司敢于投入重金的摇钱树，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时段充数。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的拍摄环境选择得都很偏僻，当年北京郊区哪里荒凉，我们就把大棚搭建在哪里。所以，我们的拍摄进行得一直都是很艰苦的。从电视上观众可能觉不出来，看到我们坐在正规的办公室里，谈案情，聊线索，似乎很惬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摄制组搭建的大棚，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记得我们在拍《重案六组4》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本来外面的温度就已经够高了，棚里一堆的灯光、设备，还没有空调，简直就像蒸桑拿一样。为了缓解炎热，只好想一些土办法，去通州制冰厂买了好多冰块，放在大盆里，用电扇吹着，制造点人工冷气。生活中，就只能多买点冰棍、冰镇汽水来消暑了。
说完拍摄条件艰苦，接下来要唠唠拍摄强度大了。为了赶进度，我们“六组”的主要演员全天候地蹲在棚里，4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还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全组人都盼着导演生病，导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纪最大的导演永远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每个镜头亲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纳闷，悄悄议论导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戏要兼做制作统筹，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摄内容，协调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重案六组》是系列剧，每集都有外请的著名演员来客串，为了不让客串演员等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拍完两集，无论如何外请演员要在一周内杀青。照顾演员了，场景的压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组》这部剧中，场景变换有几百个，光各式各样的住家也有几百个，摄制组往往在办公室拍一两天就得出棚，把两集当中其它外景拍掉。每天要换七八个景点，最多的一天我们跑了15个景点。我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狂奔在街上和时间赛跑。
所以这部剧做统筹的最大难点在于众多场景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协调，一周的拍摄日程，每天的拍摄计划和顺序都要缜密制定后发放给各部门长。每天我都在祈祷：千万别出事！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演员、场景、美工、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混乱乃至影响整个拍摄周期。
尽管这么辛苦，实际上的收益并不多，因为本身制作经费短缺，根本就付不起演员高片酬。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演别的戏的演员可能都脱贫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组》的一帮演员片酬就没怎么涨过，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差点因为这部戏挂掉
说拍《重案六组4》大家就跟离休干部一样，虽然是玩笑话，但却是真真的大实话。那时很多演员身上都有病，都是坚持着拍完这部戏的。
在《重案六组4》筹备的时候，张潮被检查出患了很严重的膜性肾炎，危及生命，他没有告诉大家，若无其事地坚持工作。他知道《重案六组4》能够开拍，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这部戏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为了《重案六组4》的顺利进行，他留在了组里，每天靠吃药打针维持。
为了在银幕前呈现出好的状态，张潮不能服用激素药，选择吃一些别的药代替。但那些药的效果毕竟不好，张潮当时两条腿肿得很严重，手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半天也恢复不了。还有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警鞋了，当时有人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鞋后跟绞开，让他当拖鞋那样穿着，裤子遮盖着，这样看不出来什么，他也方便一些。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张潮坚持一场不落地拍完了所有的戏才去住院。而住院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得以缓解，当时对张潮病情最有效果的一种药叫做丙种球蛋白，这种药很难弄到，最后我舅舅从上海托关系终于买到了25盒丙种球蛋白。张潮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我道谢，电话里他的声音哽咽了，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你没事吧，咱俩谁跟谁呀，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这家伙别再逞能了，俩字：认怂！”
虽然我嘴上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但心里很是感动，一些话到了嘴边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在这里，我是真的想对张潮说，谢谢你的坚持，没有你的坚持，也就没有现在的《重案六组》，真的谢谢。
除了张潮的“生死危机”，我在拍《重案六组4》时也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差点挂掉。那是杀青前几天的一场夜戏，要拍我和邢岷山驱车到一家宾馆，去里面调查一个案件的戏份。我记得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钟，当我和邢岷山赶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导演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置。
经过长期高负荷的拍摄工作，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强撑着最后一点能量在工作。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神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了。我在等待拍戏的间隙看到了宾馆的推拉门虚掩着，我就上前，想把门关好，可没想到，我的两只手刚放到门把手上，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地颤动，然后“啊啊啊啊……”惨叫起来，我明白自己触电了。
但我明白没用，得别人明白才行。当时，导演还有摄像，离我有大概30多米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当时唯一注意到我不对劲的就是邢岷山，他当时在挪车位，看到我背对着他在惨叫，就立马从车里冲了下来，想要把我拉开。
这时，站在我旁边助理董亮和演门童的一位群众演员可能是觉察到怎么回事了，他们抢先邢岷山一步，飞起一脚，把那扇推拉门踹开，我一下子松开手整个人向后仰倒，被冲上来的邢岷山一把抱住。后来，我在地上瘫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两只手滚烫滚烫的，就像快要烧熟的烤肉一样。
拍了那么多警匪片，什么样的爆破、飙车、打斗的场面我没见过，每一次都能安然应付，没想到的是，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小小的玻璃门前“栽”了一下，差一点为这部戏“献身”。 做制片人就得豁出这张脸
拍《重案六组4》时，我被冠上了制作人的头衔，很多朋友恭喜我，我实话对他们讲：“大投资人才是真正的制作人呢，我就是个管家婆，是个‘伪制作人’。不管真的伪的吧，随着电视剧的开拍，我这个管家婆就走马上任了。”
“管家”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公司给出的制作经费很紧张，就这么多钱，拍得下来就拍，超支了就扣我酬金。我想把戏做好，做精，毕竟这是我们十几年打造的一块品牌剧了，为了保证质量，在需要大投入的地方，我绝不省钱。
可这样一来，制作经费根本支撑不下整部剧的拍摄，我只好四处去拉赞助，找广告，希望能够缓解资金紧缺的问题。就这样，磕磕绊绊下，《重案六组4》终于拍完了。各大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也很好，很多人都说很好看，可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大多是关于里面广告的植入问题。
有人说：“《重案六组》的广告好惊人，手机的、汽车的、数码产品的、方便面的，甚至还有天涯社区和新浪微博的……”这让我真是有苦难言，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其中天涯社区解救直播自杀的人的案子还用我做广告吗，只不过觉得这个故事很好，才有编剧把它写到剧里。新浪微博还用做广告吗？吃一碗方便面就是做广告吗？只要台词里提到的镜头里拍到的都是植入广告吗？其实在《重案六组4》开拍前，为了增加拍摄资金，我就一直在找合适的植入广告，但一走到正规程序，广告商就都要求播出平台、播出时间和收视率回报。因为“非黄金档”的限制，大部分的广告都没有谈下来。
眼看着开拍日期一天天临近了，我急得要命，不能眼看着这部电视剧拍得捉襟见肘质量下降，那是我最害怕看到的事情，也是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能拉下面子求人的人，但为了能够令《重案六组4》继续拍下去，我硬着头皮四处打电话，见厂商，希望他们能帮《重案六组4》投广告。还好我在圈里混得人缘还算不错，很多公司提供了服装、道具的支持，最后都没有要求署名，也不问这部剧卖得怎么样。
有的“重犯”也表示不满：“你们如此繁多卖力地植入广告，这样做不是砸自己的品牌吗？”可如果不加这些植入广告，这部电视剧根本就拍不下来。为了能够让《重案六组》顺利拍下去，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我必须两者兼顾。当然，更多的观众还是给予了理解：“拍部剧不容易，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加点广告没什么。”
没错，生存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活下去，可以放下身段，可以不择手段。就这样，最后一结算，我只拿了制片和剧本统稿的薪酬，至于出演季洁，零片酬，白演！很多知道实情的朋友都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王茜，你图什么呀？”是呀，我图什么？
去年一次业内人士的会议上，一位北京台的女士站起来说：我必须为《重案六组》这样的“非黄金档”的戏说句话，他们这部剧在非黄金档播出了黄金档的收视最高点，是收视率真正的无冕之王！我图的就是这个。
（连载完）
摘自《我就是季洁》
王茜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定价：36.00元
每部戏都需疯子般努力
一部影视剧的出炉，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重案六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经费和人力的支撑才能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重案六组》的制作和播出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自从2004年，涉案剧被赶出了黄金档后，涉案剧便不再是影视公司敢于投入重金的摇钱树，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时段充数。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的拍摄环境选择得都很偏僻，当年北京郊区哪里荒凉，我们就把大棚搭建在哪里。所以，我们的拍摄进行得一直都是很艰苦的。从电视上观众可能觉不出来，看到我们坐在正规的办公室里，谈案情，聊线索，似乎很惬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摄制组搭建的大棚，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记得我们在拍《重案六组4》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本来外面的温度就已经够高了，棚里一堆的灯光、设备，还没有空调，简直就像蒸桑拿一样。为了缓解炎热，只好想一些土办法，去通州制冰厂买了好多冰块，放在大盆里，用电扇吹着，制造点人工冷气。生活中，就只能多买点冰棍、冰镇汽水来消暑了。
说完拍摄条件艰苦，接下来要唠唠拍摄强度大了。为了赶进度，我们“六组”的主要演员全天候地蹲在棚里，4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还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全组人都盼着导演生病，导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纪最大的导演永远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每个镜头亲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纳闷，悄悄议论导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戏要兼做制作统筹，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摄内容，协调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重案六组》是系列剧，每集都有外请的著名演员来客串，为了不让客串演员等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拍完两集，无论如何外请演员要在一周内杀青。照顾演员了，场景的压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组》这部剧中，场景变换有几百个，光各式各样的住家也有几百个，摄制组往往在办公室拍一两天就得出棚，把两集当中其它外景拍掉。每天要换七八个景点，最多的一天我们跑了15个景点。我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狂奔在街上和时间赛跑。
所以这部剧做统筹的最大难点在于众多场景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协调，一周的拍摄日程，每天的拍摄计划和顺序都要缜密制定后发放给各部门长。每天我都在祈祷：千万别出事！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演员、场景、美工、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混乱乃至影响整个拍摄周期。
尽管这么辛苦，实际上的收益并不多，因为本身制作经费短缺，根本就付不起演员高片酬。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演别的戏的演员可能都脱贫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组》的一帮演员片酬就没怎么涨过，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差点因为这部戏挂掉
说拍《重案六组4》大家就跟离休干部一样，虽然是玩笑话，但却是真真的大实话。那时很多演员身上都有病，都是坚持着拍完这部戏的。
在《重案六组4》筹备的时候，张潮被检查出患了很严重的膜性肾炎，危及生命，他没有告诉大家，若无其事地坚持工作。他知道《重案六组4》能够开拍，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这部戏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为了《重案六组4》的顺利进行，他留在了组里，每天靠吃药打针维持。
为了在银幕前呈现出好的状态，张潮不能服用激素药，选择吃一些别的药代替。但那些药的效果毕竟不好，张潮当时两条腿肿得很严重，手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半天也恢复不了。还有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警鞋了，当时有人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鞋后跟绞开，让他当拖鞋那样穿着，裤子遮盖着，这样看不出来什么，他也方便一些。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张潮坚持一场不落地拍完了所有的戏才去住院。而住院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得以缓解，当时对张潮病情最有效果的一种药叫做丙种球蛋白，这种药很难弄到，最后我舅舅从上海托关系终于买到了25盒丙种球蛋白。张潮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我道谢，电话里他的声音哽咽了，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你没事吧，咱俩谁跟谁呀，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这家伙别再逞能了，俩字：认怂！”
虽然我嘴上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但心里很是感动，一些话到了嘴边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在这里，我是真的想对张潮说，谢谢你的坚持，没有你的坚持，也就没有现在的《重案六组》，真的谢谢。
除了张潮的“生死危机”，我在拍《重案六组4》时也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差点挂掉。那是杀青前几天的一场夜戏，要拍我和邢岷山驱车到一家宾馆，去里面调查一个案件的戏份。我记得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钟，当我和邢岷山赶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导演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置。
经过长期高负荷的拍摄工作，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强撑着最后一点能量在工作。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神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了。我在等待拍戏的间隙看到了宾馆的推拉门虚掩着，我就上前，想把门关好，可没想到，我的两只手刚放到门把手上，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地颤动，然后“啊啊啊啊……”惨叫起来，我明白自己触电了。
但我明白没用，得别人明白才行。当时，导演还有摄像，离我有大概30多米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当时唯一注意到我不对劲的就是邢岷山，他当时在挪车位，看到我背对着他在惨叫，就立马从车里冲了下来，想要把我拉开。
这时，站在我旁边助理董亮和演门童的一位群众演员可能是觉察到怎么回事了，他们抢先邢岷山一步，飞起一脚，把那扇推拉门踹开，我一下子松开手整个人向后仰倒，被冲上来的邢岷山一把抱住。后来，我在地上瘫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两只手滚烫滚烫的，就像快要烧熟的烤肉一样。
拍了那么多警匪片，什么样的爆破、飙车、打斗的场面我没见过，每一次都能安然应付，没想到的是，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小小的玻璃门前“栽”了一下，差一点为这部戏“献身”。 做制片人就得豁出这张脸
拍《重案六组4》时，我被冠上了制作人的头衔，很多朋友恭喜我，我实话对他们讲：“大投资人才是真正的制作人呢，我就是个管家婆，是个‘伪制作人’。不管真的伪的吧，随着电视剧的开拍，我这个管家婆就走马上任了。”
“管家”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公司给出的制作经费很紧张，就这么多钱，拍得下来就拍，超支了就扣我酬金。我想把戏做好，做精，毕竟这是我们十几年打造的一块品牌剧了，为了保证质量，在需要大投入的地方，我绝不省钱。
可这样一来，制作经费根本支撑不下整部剧的拍摄，我只好四处去拉赞助，找广告，希望能够缓解资金紧缺的问题。就这样，磕磕绊绊下，《重案六组4》终于拍完了。各大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也很好，很多人都说很好看，可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大多是关于里面广告的植入问题。
有人说：“《重案六组》的广告好惊人，手机的、汽车的、数码产品的、方便面的，甚至还有天涯社区和新浪微博的……”这让我真是有苦难言，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其中天涯社区解救直播自杀的人的案子还用我做广告吗，只不过觉得这个故事很好，才有编剧把它写到剧里。新浪微博还用做广告吗？吃一碗方便面就是做广告吗？只要台词里提到的镜头里拍到的都是植入广告吗？其实在《重案六组4》开拍前，为了增加拍摄资金，我就一直在找合适的植入广告，但一走到正规程序，广告商就都要求播出平台、播出时间和收视率回报。因为“非黄金档”的限制，大部分的广告都没有谈下来。
眼看着开拍日期一天天临近了，我急得要命，不能眼看着这部电视剧拍得捉襟见肘质量下降，那是我最害怕看到的事情，也是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能拉下面子求人的人，但为了能够令《重案六组4》继续拍下去，我硬着头皮四处打电话，见厂商，希望他们能帮《重案六组4》投广告。还好我在圈里混得人缘还算不错，很多公司提供了服装、道具的支持，最后都没有要求署名，也不问这部剧卖得怎么样。
有的“重犯”也表示不满：“你们如此繁多卖力地植入广告，这样做不是砸自己的品牌吗？”可如果不加这些植入广告，这部电视剧根本就拍不下来。为了能够让《重案六组》顺利拍下去，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我必须两者兼顾。当然，更多的观众还是给予了理解：“拍部剧不容易，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加点广告没什么。”
没错，生存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活下去，可以放下身段，可以不择手段。就这样，最后一结算，我只拿了制片和剧本统稿的薪酬，至于出演季洁，零片酬，白演！很多知道实情的朋友都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王茜，你图什么呀？”是呀，我图什么？
去年一次业内人士的会议上，一位北京台的女士站起来说：我必须为《重案六组》这样的“非黄金档”的戏说句话，他们这部剧在非黄金档播出了黄金档的收视最高点，是收视率真正的无冕之王！我图的就是这个。
（连载完）
摘自《我就是季洁》
王茜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