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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至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南北朝历时170年，其中南朝先后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四朝忽兴忽亡，改朝换代相当频繁，平均每个朝代只有40年多一点，共有24帝先后执政。
其兴起时，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取得了突出成就，加快了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为隋唐经济文化的高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刘宋的“元嘉之治”以及萧齐的“永明之治”，一度使经济和社会出现了相当的繁荣。梁代史家沈约评价“元嘉之治”：“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孔季恭传》）
当其衰败之际，经济社会往往受到严重摧残，不但百姓遭受涂炭，而且也导致了统治者自身无可挽回的悲剧下场。13岁的宋顺帝刘准在被迫禅让、面临被弑时，吓得藏身于佛盖之下，被牵出后哭着说：“愿后生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资治通鉴·齐纪一》）
南四朝更迭周期如此短促，兴亡对比如此强烈，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四朝何以来去匆匆，忽兴忽亡?这里原因当然很复杂，仅从治政的角度看，就很有一些规律可循。
发展经济关注民生者兴，恣意妄为不恤民生者亡。
宋文帝刘义隆在诏书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他言出法随，身体力行，继承他的父亲宋武帝刘裕利国便民的政策，放贷扶持农业生产，以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重要标准；修复芍陂、六门堰、马人陂等许多堤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多次下诏责成地方官员调集柴米，及时救助灾民，救助孤老病弱者。通过30年的努力，终于使宋初出现了继东汉建武、永平以后的又一个被史家称道的太平盛世——元嘉之治。
南朝的一些亡国之君则与此完全相悖。宋后废帝刘昱的命运本来已掌握在权臣萧道成之手，却仍不思振作，纵情游乐。“无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忧惧，商贩皆息，门户昼闭，行人殆绝。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刘昱如此倒行逆施，很快就落得国破身亡的可耻下场。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就不懂得“民本”为何物。他穷奢极侈，大造豪华宫殿“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嬖幸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守宰皆不敢言，更重科敛。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资治通鉴·齐纪九》）同时，他恣意游走，“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四民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母寄产，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资治通鉴·齐纪八》）他见一个临产孕妇走不了，就下令剖腹看男女；见一病弱老僧躲在草里，即“令左右射之，百箭齐发”，其暴行有过商纣!他在位仅两年即被近臣所杀，国家也随之灭亡。
为政宽厚凝聚人心者兴，为政残暴自毁臂膀者亡。
刘宋末期，皇室骨肉相残。宋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前后诛杀其祖、叔、兄、弟无数，断手足，裂肠胃，惨不忍睹，“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隶矣。”（《资治通鉴·宋纪十二》）被称为“猪王”的湘东王刘彧是刘子业的叔父，与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一齐被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刘子业10多次欲杀之。刘彧侥幸留下性命，刘子业被杀后他得以登基，同样昏暴。为了给幼年的太子刘昱创造一个没有风险的继位环境，他诛杀诸王十五六人，皇室成员进一步凋零，致使“本根无庇，幼主孤立”，从而大权旁落，最终人亡政息。
宋帝自毁臂膀造成的严重恶果，给继宋的齐朝君臣以深刻的警示。齐高帝萧道成问政于参军刘，刘回答说：“陛下若戒前车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萧道成称赞道：“儒者之言，可宝万世!”（《资治通鉴·齐纪一》）他对太子说：“宋氏若非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弊，汝深诫之!”（《资治通鉴·齐纪二》）萧道成不但不妄加杀戮，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与他曾经有过节的人。大将王玄邈在他危难时不但不与他合作，而且还向宋帝告密他“有异志”,以后萧道成当了皇帝，王玄邈非常恐惧，而萧道成却“待之如初”，王玄邈终于放下了包袱，建立了赫赫战功。萧道成稳定了政局，按照他“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的治国理想（《资治通鉴·齐纪一》）安抚流民，整顿户籍，兴修学校，录用人才，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他的儿子齐武帝萧赜开创“永明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明纳谏虚心求治者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者亡。
这一现象在梁武帝萧衍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萧衍靠军功起家，凭实力受禅代齐，建立了梁朝。萧衍在统治前期不但虚心纳谏，举贤任能，而且还能尊重民意，广开言路。他于公车府设谤木和肺石函，收集士民的“来信”。尚书右丞江子四上书“极言政治得失”，萧衍看了后立即下诏：“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资治通鉴·梁纪十三》）他接受齐末暴政的教训，“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但对百姓犯罪却仍然严苛，“一人犯罪，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有一位秣陵老人拦住他的车驾，进言道：“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幸甚。”萧衍接受了这位老人的意见，在执法上也宽以待民。他优待朝士，重视农业，大兴儒学，使南朝出现了继刘宋元嘉、萧齐永明之后的第三个小康局面。
但是，梁武帝统治后期，沉溺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加上年老“厌于万几”，逐渐不能容言。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所提的问题并不怎么尖锐，但因为所言属实，触动他的痛处，因而大怒，立即口授诏书，逐条批驳痛斥，“琛但谢过，不敢复言。”萧衍拒谏，逐步陷入昏庸境地，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导致灭亡的严重失误：一是纵容勋戚官吏不法，亲信奸佞小人，以致政治日趋腐败；二是佞佛，先后四次舍身入寺，大臣们花了数亿资金才把他从寺院中赎出，以致全国遍建庙宇佛塔，僧尼人数猛增，加重了百姓负担；三是不顾群臣苦谏，贪图河南之地，接受狡诈凶残的羯族将领侯景投降，结果引狼入室，导致了灭顶之灾的“侯景之乱”，不但使他自己在软禁中忧愤成疾，受虐而亡，而且使“江南千里烟绝”，给经济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萧衍死后先后换了3个皇帝，仅仅8个年头，梁朝也就终结了。司马光批评萧武帝后期堵实言路导致“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结论是：“梁高祖（即梁武帝）之不终也，宜哉!”（《资治通鉴·梁纪十五》）
勤俭图治克己清廉者兴，荒淫腐败穷奢极欲者亡。
曾国藩在给侄儿曾纪瑞的信中写道：“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节俭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这不仅是修身齐家之理，也是千古不易的治国之道。南四朝开国皇帝，因为起自艰难，所以都能克己清廉，勤俭治国，减轻百姓负担，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个高潮。宋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宋书·本纪第三·武帝刘裕下》）；齐高帝萧道成“性清俭，主衣中有玉导，上敕中书曰：‘留此正是兴长病源!’即命击碎”（《资治通鉴·齐纪一》）；梁武帝萧衍更是清心寡欲，“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棉皂帐……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资治通鉴·梁纪十五》）；陈武帝陈霸先“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殽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资治通鉴·陈纪一》）
四朝的末代之君，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穷奢极欲的败家子。南朝最后一帝陈后主陈叔宝，尽管当皇帝的时候陈朝版图已经很小了，只有江南这一小块地盘，北方强大的隋朝积极准备对南用兵，偏安的陈朝已岌岌可危，但他却没有一点忧患意识，史称其“即位未几，起临春、结绮、望仙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以沉、檀为之，金玉、珠翠为之饰，珠帘、宝帐、服玩瑰丽，近古未有。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花卉……使诸贵嫔与客唱和，其曲有《玉树后庭花》等。君臣酣歌，自夕达旦；宦官近习，内外连结；宗戚纵横，货赂公行。”（《历代十八史略·陈》）当隋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袭来之际，陈叔宝还自我麻醉，狂傲地说：“王气在此……彼何为者邪!”“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资治通鉴·陈纪十》）直至与张贵妃、孔贵嫔一齐匿井被俘，落下千古笑柄！
其兴起时，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取得了突出成就，加快了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为隋唐经济文化的高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刘宋的“元嘉之治”以及萧齐的“永明之治”，一度使经济和社会出现了相当的繁荣。梁代史家沈约评价“元嘉之治”：“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孔季恭传》）
当其衰败之际，经济社会往往受到严重摧残，不但百姓遭受涂炭，而且也导致了统治者自身无可挽回的悲剧下场。13岁的宋顺帝刘准在被迫禅让、面临被弑时，吓得藏身于佛盖之下，被牵出后哭着说：“愿后生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资治通鉴·齐纪一》）
南四朝更迭周期如此短促，兴亡对比如此强烈，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四朝何以来去匆匆，忽兴忽亡?这里原因当然很复杂，仅从治政的角度看，就很有一些规律可循。
发展经济关注民生者兴，恣意妄为不恤民生者亡。
宋文帝刘义隆在诏书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他言出法随，身体力行，继承他的父亲宋武帝刘裕利国便民的政策，放贷扶持农业生产，以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重要标准；修复芍陂、六门堰、马人陂等许多堤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多次下诏责成地方官员调集柴米，及时救助灾民，救助孤老病弱者。通过30年的努力，终于使宋初出现了继东汉建武、永平以后的又一个被史家称道的太平盛世——元嘉之治。
南朝的一些亡国之君则与此完全相悖。宋后废帝刘昱的命运本来已掌握在权臣萧道成之手，却仍不思振作，纵情游乐。“无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忧惧，商贩皆息，门户昼闭，行人殆绝。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刘昱如此倒行逆施，很快就落得国破身亡的可耻下场。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就不懂得“民本”为何物。他穷奢极侈，大造豪华宫殿“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嬖幸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守宰皆不敢言，更重科敛。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资治通鉴·齐纪九》）同时，他恣意游走，“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四民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母寄产，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资治通鉴·齐纪八》）他见一个临产孕妇走不了，就下令剖腹看男女；见一病弱老僧躲在草里，即“令左右射之，百箭齐发”，其暴行有过商纣!他在位仅两年即被近臣所杀，国家也随之灭亡。
为政宽厚凝聚人心者兴，为政残暴自毁臂膀者亡。
刘宋末期，皇室骨肉相残。宋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前后诛杀其祖、叔、兄、弟无数，断手足，裂肠胃，惨不忍睹，“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隶矣。”（《资治通鉴·宋纪十二》）被称为“猪王”的湘东王刘彧是刘子业的叔父，与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一齐被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刘子业10多次欲杀之。刘彧侥幸留下性命，刘子业被杀后他得以登基，同样昏暴。为了给幼年的太子刘昱创造一个没有风险的继位环境，他诛杀诸王十五六人，皇室成员进一步凋零，致使“本根无庇，幼主孤立”，从而大权旁落，最终人亡政息。
宋帝自毁臂膀造成的严重恶果，给继宋的齐朝君臣以深刻的警示。齐高帝萧道成问政于参军刘，刘回答说：“陛下若戒前车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萧道成称赞道：“儒者之言，可宝万世!”（《资治通鉴·齐纪一》）他对太子说：“宋氏若非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弊，汝深诫之!”（《资治通鉴·齐纪二》）萧道成不但不妄加杀戮，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与他曾经有过节的人。大将王玄邈在他危难时不但不与他合作，而且还向宋帝告密他“有异志”,以后萧道成当了皇帝，王玄邈非常恐惧，而萧道成却“待之如初”，王玄邈终于放下了包袱，建立了赫赫战功。萧道成稳定了政局，按照他“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的治国理想（《资治通鉴·齐纪一》）安抚流民，整顿户籍，兴修学校，录用人才，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他的儿子齐武帝萧赜开创“永明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明纳谏虚心求治者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者亡。
这一现象在梁武帝萧衍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萧衍靠军功起家，凭实力受禅代齐，建立了梁朝。萧衍在统治前期不但虚心纳谏，举贤任能，而且还能尊重民意，广开言路。他于公车府设谤木和肺石函，收集士民的“来信”。尚书右丞江子四上书“极言政治得失”，萧衍看了后立即下诏：“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资治通鉴·梁纪十三》）他接受齐末暴政的教训，“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但对百姓犯罪却仍然严苛，“一人犯罪，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有一位秣陵老人拦住他的车驾，进言道：“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幸甚。”萧衍接受了这位老人的意见，在执法上也宽以待民。他优待朝士，重视农业，大兴儒学，使南朝出现了继刘宋元嘉、萧齐永明之后的第三个小康局面。
但是，梁武帝统治后期，沉溺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加上年老“厌于万几”，逐渐不能容言。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所提的问题并不怎么尖锐，但因为所言属实，触动他的痛处，因而大怒，立即口授诏书，逐条批驳痛斥，“琛但谢过，不敢复言。”萧衍拒谏，逐步陷入昏庸境地，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导致灭亡的严重失误：一是纵容勋戚官吏不法，亲信奸佞小人，以致政治日趋腐败；二是佞佛，先后四次舍身入寺，大臣们花了数亿资金才把他从寺院中赎出，以致全国遍建庙宇佛塔，僧尼人数猛增，加重了百姓负担；三是不顾群臣苦谏，贪图河南之地，接受狡诈凶残的羯族将领侯景投降，结果引狼入室，导致了灭顶之灾的“侯景之乱”，不但使他自己在软禁中忧愤成疾，受虐而亡，而且使“江南千里烟绝”，给经济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萧衍死后先后换了3个皇帝，仅仅8个年头，梁朝也就终结了。司马光批评萧武帝后期堵实言路导致“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结论是：“梁高祖（即梁武帝）之不终也，宜哉!”（《资治通鉴·梁纪十五》）
勤俭图治克己清廉者兴，荒淫腐败穷奢极欲者亡。
曾国藩在给侄儿曾纪瑞的信中写道：“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节俭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这不仅是修身齐家之理，也是千古不易的治国之道。南四朝开国皇帝，因为起自艰难，所以都能克己清廉，勤俭治国，减轻百姓负担，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个高潮。宋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宋书·本纪第三·武帝刘裕下》）；齐高帝萧道成“性清俭，主衣中有玉导，上敕中书曰：‘留此正是兴长病源!’即命击碎”（《资治通鉴·齐纪一》）；梁武帝萧衍更是清心寡欲，“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棉皂帐……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资治通鉴·梁纪十五》）；陈武帝陈霸先“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殽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资治通鉴·陈纪一》）
四朝的末代之君，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穷奢极欲的败家子。南朝最后一帝陈后主陈叔宝，尽管当皇帝的时候陈朝版图已经很小了，只有江南这一小块地盘，北方强大的隋朝积极准备对南用兵，偏安的陈朝已岌岌可危，但他却没有一点忧患意识，史称其“即位未几，起临春、结绮、望仙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以沉、檀为之，金玉、珠翠为之饰，珠帘、宝帐、服玩瑰丽，近古未有。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花卉……使诸贵嫔与客唱和，其曲有《玉树后庭花》等。君臣酣歌，自夕达旦；宦官近习，内外连结；宗戚纵横，货赂公行。”（《历代十八史略·陈》）当隋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袭来之际，陈叔宝还自我麻醉，狂傲地说：“王气在此……彼何为者邪!”“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资治通鉴·陈纪十》）直至与张贵妃、孔贵嫔一齐匿井被俘，落下千古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