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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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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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年来,俄罗斯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国家最核心的现实利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全面振兴经济,重新确立在未来国际新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一切政策都要围绕实现这一国家利益而进行调整和制订。为此,根据重新界定的国家利益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结合自身特定的使命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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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历史上,大国之兴与衰司空见惯。不存在常兴不衰的大国,衰落的国家也可能再度兴起。大国角色不是专属某几个国家的,只要具备条件和时机,其他国家也可以扮演大国角色。然而,大国地位的丧失和取得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它们的认同也不那么简单。不是每个大国在实际上丧失了大国地位后就愿意承认现实的,也不是每个国家在实际上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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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中国外交大背景下网络的作用、NGO的成长、学者的建言以及外部压力等不同方面的数据,证明新时期中国外交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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