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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点无须证明。而“内向性”则主要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订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众多文献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内向性”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旨在论证在1966年—1972年间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决策；内向性
一、“内向性”的作用
一国的外交政策要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不言自明。本文旨在证明在1966年—1972年间，这种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即“内向性”：“中国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①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至此，中国社会全面陷入混乱之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外交部一度大权旁落，以至于出现了“三砸一烧”这样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事件。“从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接见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主动改善因极‘左’思潮而受到破坏的同某些国家的关系，重新向外派驻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奉召回国的中国大使，使中国外交较快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②
1966年—1972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实际上被分为了两个阶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为第一阶段；1969年5月—1972年2月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世界革命”，第二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联美抗苏”。
1966年5月开始，中国社会全面“左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连一些一向通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也对中国的一些‘左’倾言论和某些作法产生了不满”。③
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严重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时期很多非理性的外交行为皆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偏激。而这一切皆是在“世界革命”的大旗下展开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由国内因素所主导。
从执行机构——外交部来看，“七二零事件”后，从武汉回到北京的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鼓动造反：“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④随后，“整个外交业务陷入混乱，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达16天”。⑤
从外交决策机构来看，作为政治决策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极“左”派在这一时期占据了政治局的众多职位。“1966年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到九大召开时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康生、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⑥
那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都严重受到了国内因素的干扰。一旦外交决策和执行机构受到干扰，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受其影响。很多政策不能够依照正常的程序制定或者得到贯彻执行。
从1969年5月九大闭幕后至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此为第二阶段。“到了1969年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方面已初步整顿和恢复了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乱得最厉害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⑦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实现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调整。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两大成果之一（另一个为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而言是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
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的报告表明当时中共高层所定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顺利结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已经过去。文革初期，社会运动的主力“红卫兵”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因而各个国家机构受到冲击的局面逐步减少，国家机构的运转也开始逐步恢复常态（尽管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
各个驻外机构的代表又被重新派出，外交沟通的渠道逐渐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外交的决策层能重新接收到比较全面的外交信息。
在综合了这一系列信息的基础上，中国的领导人才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愈加孤立了，毛泽东1968年就发现了这一苗头：“他在1968年3月22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⑧
当国内政治秩序恢复常态以后，中美关系就逐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1966年5月—1969年4月和1969年5月—1972年2月这两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二、“内向性”的影响强度
这种“内向性”影响的强度在第一阶段——“世界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要强于第二阶段——“联美抗苏”（1969年5月—1972年2月）。
要论证这一结论，就需要证明“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不只是国内因素或者多于决定“世界革命”的影响因素。
那么，“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源于哪些方面呢？
1.中国国内混乱局面的恢复。中国外交机构在第二阶段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能够做出这一外交决策。
2.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美抗苏”这一外交决策与“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最大的不同在于涉及的推动因素不同。“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完全是由中国国内因素所主导的，外部世界无法对中国的这一外交决策做出实质性的影响。国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红卫兵纷纷夺权。“借口支援世界革命，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甚至在1967年7、8、9这3个月外交部大权旁落，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⑨外部世界在这一时期很难了解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更谈不上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了。但“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外交政策包含了两层内容：联美；抗苏。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抗苏”。因为中国是为了“抗苏”才“联美”而不是为了“联美”才“抗苏”。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为什么要“抗苏”？中国为什么要通过“联美”来“抗苏”？如果能证明“中国的国内因素”这一答案并不能解答这两个问题，那么自然地，“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内向性”就要弱于“世界革命”的“内向性”。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抗苏”。
中苏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前三十年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只出国两次，两次都去了苏联访问；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政策”之一“一边倒”也是“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方面对苏联方面的一些看法持有不同意见，以致引发了随后双方在诸多方面的争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提到：“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⑩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矛盾逐步公开化，终于酿成了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而这一冲突绝非是偶然。从1963年9月开始，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开始陆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调子一篇比一篇提得高。在第八篇《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我们的希望”这一节，更是直接点名提出：“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使得中国认识到苏联是“一只真老虎”。
所以，“抗苏”不是完全由中国国内因素所主导的，而是受到了中苏两党、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而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冲突爆发的顶点，也是中国下定决心“抗苏”的重要来源。
同样，“联美”也不完全来源于中国国内，国际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苏的珍宝岛冲突也使得美国看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当时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进行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所以，尼克松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举动。?随着“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的相继建立，中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美国的主动性。
中国方面对此给予了积极地回应。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提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这里的“他”就是指尼克松。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毛泽东还对中美建交抱有极大的希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联美”这一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联美抗苏”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内因素”这一答案并不能完全解答中国在这一阶段实行“联美抗苏”的原因。中国的内部因素尽管是主要的，但并不占有绝对的地位。
由此可见，决定“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不只是国内因素，因而“内向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所以，1966年——1972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内向性”的影响，但在1969年4月之前，这种影响强度较大。1969年之后，这种影响的强度相对较小。
注释
①牛军：《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04期，第26页。
②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7月，第262页。
③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4页。
④王年一：《大动乱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73页。
⑤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145页。
⑥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132页。
⑦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6页。
⑧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6页。
⑨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19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330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人民日报》1964年3月31日。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70页。
?参见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269页—第27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59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593页—第594页。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目
[1]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
[2]王年一.《大动乱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3]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4]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7月。
[5]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6]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
二、外文书目
[1]Jacques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1949-1979）”， Paris ： ?ditions Payot&Rivages，2004.
[2]Lu Ning ：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Colorad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1997.
[3]Roderick Macfarquhar，Michael Schoenhals：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 Mao”， Paris： ?ditions Gallimard， 2009.
三、中文论文
[1]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11期。
[2]牛军.《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04期。
[3]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03期。
[4]牛军.《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01期。
[5]张历历.《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论坛》，2000年02期。
作者简介
李靖（1986—），男，汉族，重庆人，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交学、比较政治制度。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决策；内向性
一、“内向性”的作用
一国的外交政策要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不言自明。本文旨在证明在1966年—1972年间，这种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即“内向性”：“中国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①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至此，中国社会全面陷入混乱之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外交部一度大权旁落，以至于出现了“三砸一烧”这样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事件。“从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接见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主动改善因极‘左’思潮而受到破坏的同某些国家的关系，重新向外派驻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奉召回国的中国大使，使中国外交较快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②
1966年—1972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实际上被分为了两个阶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为第一阶段；1969年5月—1972年2月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世界革命”，第二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联美抗苏”。
1966年5月开始，中国社会全面“左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连一些一向通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也对中国的一些‘左’倾言论和某些作法产生了不满”。③
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严重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时期很多非理性的外交行为皆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偏激。而这一切皆是在“世界革命”的大旗下展开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由国内因素所主导。
从执行机构——外交部来看，“七二零事件”后，从武汉回到北京的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鼓动造反：“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④随后，“整个外交业务陷入混乱，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达16天”。⑤
从外交决策机构来看，作为政治决策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极“左”派在这一时期占据了政治局的众多职位。“1966年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到九大召开时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康生、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⑥
那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都严重受到了国内因素的干扰。一旦外交决策和执行机构受到干扰，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受其影响。很多政策不能够依照正常的程序制定或者得到贯彻执行。
从1969年5月九大闭幕后至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此为第二阶段。“到了1969年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方面已初步整顿和恢复了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乱得最厉害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⑦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实现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调整。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两大成果之一（另一个为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而言是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
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的报告表明当时中共高层所定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顺利结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已经过去。文革初期，社会运动的主力“红卫兵”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因而各个国家机构受到冲击的局面逐步减少，国家机构的运转也开始逐步恢复常态（尽管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
各个驻外机构的代表又被重新派出，外交沟通的渠道逐渐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外交的决策层能重新接收到比较全面的外交信息。
在综合了这一系列信息的基础上，中国的领导人才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愈加孤立了，毛泽东1968年就发现了这一苗头：“他在1968年3月22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⑧
当国内政治秩序恢复常态以后，中美关系就逐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1966年5月—1969年4月和1969年5月—1972年2月这两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二、“内向性”的影响强度
这种“内向性”影响的强度在第一阶段——“世界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要强于第二阶段——“联美抗苏”（1969年5月—1972年2月）。
要论证这一结论，就需要证明“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不只是国内因素或者多于决定“世界革命”的影响因素。
那么，“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源于哪些方面呢？
1.中国国内混乱局面的恢复。中国外交机构在第二阶段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能够做出这一外交决策。
2.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美抗苏”这一外交决策与“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最大的不同在于涉及的推动因素不同。“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完全是由中国国内因素所主导的，外部世界无法对中国的这一外交决策做出实质性的影响。国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红卫兵纷纷夺权。“借口支援世界革命，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甚至在1967年7、8、9这3个月外交部大权旁落，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⑨外部世界在这一时期很难了解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更谈不上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了。但“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外交政策包含了两层内容：联美；抗苏。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抗苏”。因为中国是为了“抗苏”才“联美”而不是为了“联美”才“抗苏”。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为什么要“抗苏”？中国为什么要通过“联美”来“抗苏”？如果能证明“中国的国内因素”这一答案并不能解答这两个问题，那么自然地，“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内向性”就要弱于“世界革命”的“内向性”。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抗苏”。
中苏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前三十年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只出国两次，两次都去了苏联访问；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政策”之一“一边倒”也是“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方面对苏联方面的一些看法持有不同意见，以致引发了随后双方在诸多方面的争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提到：“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⑩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矛盾逐步公开化，终于酿成了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而这一冲突绝非是偶然。从1963年9月开始，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开始陆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调子一篇比一篇提得高。在第八篇《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我们的希望”这一节，更是直接点名提出：“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使得中国认识到苏联是“一只真老虎”。
所以，“抗苏”不是完全由中国国内因素所主导的，而是受到了中苏两党、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而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冲突爆发的顶点，也是中国下定决心“抗苏”的重要来源。
同样，“联美”也不完全来源于中国国内，国际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苏的珍宝岛冲突也使得美国看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当时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进行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所以，尼克松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举动。?随着“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的相继建立，中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美国的主动性。
中国方面对此给予了积极地回应。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提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这里的“他”就是指尼克松。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毛泽东还对中美建交抱有极大的希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联美”这一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联美抗苏”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内因素”这一答案并不能完全解答中国在这一阶段实行“联美抗苏”的原因。中国的内部因素尽管是主要的，但并不占有绝对的地位。
由此可见，决定“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不只是国内因素，因而“内向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所以，1966年——1972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内向性”的影响，但在1969年4月之前，这种影响强度较大。1969年之后，这种影响的强度相对较小。
注释
①牛军：《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04期，第26页。
②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7月，第262页。
③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4页。
④王年一：《大动乱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73页。
⑤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145页。
⑥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132页。
⑦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6页。
⑧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6页。
⑨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19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330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人民日报》1964年3月31日。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70页。
?参见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269页—第27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59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2月，第593页—第594页。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目
[1]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王红续.《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
[2]王年一.《大动乱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3]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4]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7月。
[5]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6]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
二、外文书目
[1]Jacques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1949-1979）”， Paris ： ?ditions Payot&Rivages，2004.
[2]Lu Ning ：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Colorad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1997.
[3]Roderick Macfarquhar，Michael Schoenhals：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 Mao”， Paris： ?ditions Gallimard， 2009.
三、中文论文
[1]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11期。
[2]牛军.《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04期。
[3]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03期。
[4]牛军.《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01期。
[5]张历历.《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论坛》，2000年02期。
作者简介
李靖（1986—），男，汉族，重庆人，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交学、比较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