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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以佛教为因缘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人一同参观了大慈恩寺，共话中印友好历史。去年10月，莫迪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两人共游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不论是西安的大慈恩寺，还是金奈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都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之地。由此可见，中印双方十分看重文化在两国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历史上的长安（现西安）和金奈，都留下了中印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玄奘法师的足迹。公元7世纪早期，玄奘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取经，历经十七年，回国后在大慈恩寺翻译取回的佛经。金奈则是玄奘在古印度习得成就、与众高僧辩论的地方。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新唐书》还记载，玄奘法师游学时受到天竺国王戒日王接见，并为其介绍唐朝正流行的《秦王破阵乐》。玄奘在天竺向当时多位大德学习古印度文化，遍游五印度（古代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于公元644年应戒日王请求，参加了在曲女城举行的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并取得最高荣誉，名震天竺，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佛教学者。
后玄奘载誉归来，受到太宗皇帝的礼遇。他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翻译佛经，将从印度带回的经籍传播给中土士庶。玄奘还将游学中所见所闻口述下来，由弟子辩基编撰成《大唐西域记》。该书详细介绍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内容，不仅是当时中国了解印度的一部重要著作，更是今天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的重要参考文献。
玄奘回国后，不仅将当时印度最精微的佛学介绍传播给中土，也将中国的传统经典《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据载，当时已有印度僧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向玄奘法师请教佛学问题。同时，玄奘带回来的有些印度佛学版本成为孤本，后又翻译为梵文，回流至佛教的故土印度。可以说，玄奘的游学和译经事业，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他也受到了两国人民的尊敬。
佛教自公元1世纪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碰撞和吸收，到唐代的文化互摄和互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中印两国文化以佛教为因缘的交流，也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以摄摩腾、鸠摩罗什、阁那崛多、菩提达摩等为代表的印度及西域高僧，不远万里将佛经译为汉语传至中国。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除玄奘外，还有法显、义净等，他们也从印度带回大量佛教经典。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依山带水，虽有喜马拉雅山横亘其间，却挡不住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据陈寅恪、季羡林、钱钟书等先生研究，古印度文化影响古代中国文化的例子非常之多，历史巨著中也有古印度佛教故事的杂糅，正史《三国志》便是其中一例。陈寅恪曾写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於其间，然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源本。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至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於书。”
不仅中国的正史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的小说、寓言类作品以及语言中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刹那、世界、当下、觉悟、智慧、解脱、平等、习气、空中楼阁、天花乱坠、心心相印、大彻大悟……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佛经词汇，我们的日常对话都会空洞不少。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交往最深厚的基础。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化、文学、绘画、舞蹈、建筑等均产生了影响，而中国《道德经》和《秦王破阵乐》等也令印度人民心驰神往。历史上，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早早传入古印度和狮子国，促进了世界航海活动。伴随着文化交往，中国的瓷器、金银器、绢丝、漆器、纸张等传入印度，印度的珍珠、宝石、毛毯、香料、白蚝布、玻璃器皿等也传入中国。两国都从对方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发展、浸润自己。
1924年春夏之交，印度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先生访华时就曾不禁感叹：我们两个国家其实是古老而又亲爱的兄弟。泰戈尔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前身）东大礼堂作公开讲演时说：“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显然，在泰戈尔看来，东方文化可补救近代西方偏重物质的不足，从而为世界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
虽然中印两国走过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历史，文化发展也各具特点，但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文化交往为两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古鉴今，我們也必将迎来中印人民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袁书会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人一同参观了大慈恩寺，共话中印友好历史。去年10月，莫迪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两人共游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不论是西安的大慈恩寺，还是金奈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都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之地。由此可见，中印双方十分看重文化在两国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历史上的长安（现西安）和金奈，都留下了中印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玄奘法师的足迹。公元7世纪早期，玄奘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取经，历经十七年，回国后在大慈恩寺翻译取回的佛经。金奈则是玄奘在古印度习得成就、与众高僧辩论的地方。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新唐书》还记载，玄奘法师游学时受到天竺国王戒日王接见，并为其介绍唐朝正流行的《秦王破阵乐》。玄奘在天竺向当时多位大德学习古印度文化，遍游五印度（古代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于公元644年应戒日王请求，参加了在曲女城举行的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并取得最高荣誉，名震天竺，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佛教学者。
后玄奘载誉归来，受到太宗皇帝的礼遇。他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翻译佛经，将从印度带回的经籍传播给中土士庶。玄奘还将游学中所见所闻口述下来，由弟子辩基编撰成《大唐西域记》。该书详细介绍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内容，不仅是当时中国了解印度的一部重要著作，更是今天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的重要参考文献。
玄奘回国后，不仅将当时印度最精微的佛学介绍传播给中土，也将中国的传统经典《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据载，当时已有印度僧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向玄奘法师请教佛学问题。同时，玄奘带回来的有些印度佛学版本成为孤本，后又翻译为梵文，回流至佛教的故土印度。可以说，玄奘的游学和译经事业，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他也受到了两国人民的尊敬。
佛教自公元1世纪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碰撞和吸收，到唐代的文化互摄和互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中印两国文化以佛教为因缘的交流，也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以摄摩腾、鸠摩罗什、阁那崛多、菩提达摩等为代表的印度及西域高僧，不远万里将佛经译为汉语传至中国。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除玄奘外，还有法显、义净等，他们也从印度带回大量佛教经典。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依山带水，虽有喜马拉雅山横亘其间，却挡不住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据陈寅恪、季羡林、钱钟书等先生研究，古印度文化影响古代中国文化的例子非常之多，历史巨著中也有古印度佛教故事的杂糅，正史《三国志》便是其中一例。陈寅恪曾写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於其间，然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源本。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至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於书。”
不仅中国的正史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的小说、寓言类作品以及语言中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刹那、世界、当下、觉悟、智慧、解脱、平等、习气、空中楼阁、天花乱坠、心心相印、大彻大悟……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佛经词汇，我们的日常对话都会空洞不少。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交往最深厚的基础。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化、文学、绘画、舞蹈、建筑等均产生了影响，而中国《道德经》和《秦王破阵乐》等也令印度人民心驰神往。历史上，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早早传入古印度和狮子国，促进了世界航海活动。伴随着文化交往，中国的瓷器、金银器、绢丝、漆器、纸张等传入印度，印度的珍珠、宝石、毛毯、香料、白蚝布、玻璃器皿等也传入中国。两国都从对方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发展、浸润自己。
1924年春夏之交，印度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先生访华时就曾不禁感叹：我们两个国家其实是古老而又亲爱的兄弟。泰戈尔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前身）东大礼堂作公开讲演时说：“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显然，在泰戈尔看来，东方文化可补救近代西方偏重物质的不足，从而为世界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
虽然中印两国走过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历史，文化发展也各具特点，但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文化交往为两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古鉴今，我們也必将迎来中印人民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袁书会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