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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伶，岁月中栖身
世人常以优伶并称，其实在古代二者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上古之时，礼乐制度是社稷的基础。伶是乐官，调丝弄竹，执掌音乐，他们因为自身的音乐造诣而受人尊重。师旷、俞伯牙等人皆是伶工，孔子还曾向师襄学琴。
而优则是供人调笑娱乐之人，他们在史书中频频出没，却只能充当弄臣，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汉代东方朔虽然才气极高，又心怀远志，依旧因俳优身份被轻视。《史记》中记载：“东方朔，好诙谐，武帝以俳优蓄之。”纵然他常伴在汉武帝左右，却一直被当作嬉笑娱乐的玩物，终生不得重用。
唐代是舞乐盛世，中原雅乐和异域情调在长安交汇。作为音乐家的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歌舞的追求，特地在梨园教演艺人。梨园从此成为戏曲界的代称。而艺人的地位，在此时得到了提高。唐代伶人，是唐传奇故事里的一抹艳色，是歌行体诗中响遏行云的曲调。
记曲娘子张红红、“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喉啭一声，响传九陌”的永新、李龟年、念奴……这个时代有太多了不起的艺人。就连茶圣陆羽，少年时从寺庙中逃离，也曾参与伶人的队伍，以演戏编戏为生。
北宋，坊墙倒塌以后，宵禁被废止。从此，夜空中的繁星长河渐渐隐没，被花灯的光芒所遮蔽。这个被史学家诟病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生活最充盈热烈的年代。彼时的文人们，簪花醉酒，四处冶游。寻常百姓也有着丰富而精致的娱乐，勾栏瓦舍，便是在此时流行起来。
勾栏瓦舍是戏园的雏形，最初是临时性的舞台建筑，多为砖木式结构，粗陋简单。然而，就是在这一方小天地里，艺人们说书、歌舞、杂耍、卖艺，度过了漫长而短暂的一生。当然，这里被认为是“下流”之所，官宦很少涉足。
蒙古的铁蹄踏入中原以后，文人开始了流离不定的生涯。科举不兴，报国无门，种种外界因素把文人逼向末路，只好投身勾栏瓦舍，遂有了元杂剧的盛世。关汉卿就曾与底层艺人们惺惺相惜，写出了很多反映底层人民的作品。《录鬼簿》中称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明代的士大夫们耽溺于声色，世俗文化在此达到一个巅峰。因此，有了《金瓶梅》，繁华的色相，腐溃的里子，像是花开到了盛极处，根须却已腐朽。
昆曲勃兴以后，家班盛行。风雅的大户人家都会豢养家班，逢年过节，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看戏。清代文人李渔还曾组建家班，专门演出自己编排导演的戏目，堪称奢侈的实验。
《红楼梦》中，贾蔷就曾专门去苏州采办家班所需的人与物，买下了包括龄官、芳官在内的十二名女孩子，年龄都在十岁出头，在贾府中的身份比仆役稍高，终究是下人。大观园衰败以后，这些女孩要么遣散出府，要么被分配到各房中当了丫鬟。
古代伶人地位虽然卑下，却常常在舞台上讽谏，优孟以来，伶人常常把朝堂当戏场，真真假假，以醒君臣。他们的言辞有时举足轻重，有时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在宋代，伶人更是拥有空前的言论自由。神宗年间，宰相王安石推行改革，以铁腕手腕强制新法执行。当时的名伶丁仙现便在戏场中屡屡拿他开涮，插科打诨，那些笑话很快就散布开来，弄得王安石十分尴尬不安。王安石一怒之下，几乎要拿他问斩。然而，皇帝却在暗中保护丁仙现，王安石最终只好作罢。时人有谚语云：“台官不如伶官。”
古代的伶人，身份一直很暧昧。从唐宫梨园到明清家班，他们一方面像是被豢养的金丝雀，缺乏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强烈的自我性情，并因名声显赫而颇为自诩。这两者交织，构成了伶人的双重人格。
角儿，粉墨下的悲喜
清代的京剧名伶，被称为角儿。
晚清时，京剧日益商业化，茶馆戏园成了人们日日消遣之所，戏班收益完全依靠演员的票房号召力。因此，当时声名较盛的戏班子都由名角挑班，他们可以亲自聘请琴师鼓师为自己伴奏，甚至能邀请文人为自己量身定做新戏目。渐渐地，班子也不再长期固定，角儿可以四处串班搭戏。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谭鑫培在晚清时已成名，慈禧常常召他入宫，内廷供奉多年，让谭鑫培的声名日趋显赫。
庆亲王奕匡给福晋做寿，特地邀请谭鑫培到场。其时谭大病初愈，约定了不能登台，只去贺寿。谁料酒桌上一来二往，庆亲王又提出让谭唱两出戏。谭拱手道：“实在是病体难支，即便是军机大臣下令，也恕难从命。”
清末民初的角儿，心气极高，即便在皇帝老佛爷面前都是不卑不亢。谭鑫培说出了这话，定然是千金重。为了缓和气氛，他忽然又调侃道：“除非是军机大臣下跪，那我也只好不顾性命地唱两出了。”
谁料军机大臣那桐竟然立即下跪，道：“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只得遵守诺言，唱了两出，满堂欢喜。
八国联军退后，慈禧回宫没几天就召来谭鑫培。此时他重病缠身，形若枯骨。慈禧见状，心中十分不忍，娇嗔道：“朕不许你死，你就不能死。”
隔座听歌人似玉。对于观者来说，伶人的生活多少带点神秘性，他们卸妆是何模样，他们平时是否像戏中人那样不食烟火……这些都让人想入非非。
可是，对这些艺人来说，体面更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艺人的体面不是摆谱，是他们在舞台上经营多年的艺术形象，更是他们作为一个角儿的尊严。
艺人生活极其考究，他们像打磨声腔一样，去要求一饭一蔬的精致，像置办衣箱行头一样，去讲究日常穿着。当美成为一种职业，那么它也必然会影响生活方式。
梅兰芳在饭桌上，只吃面前的饭菜，从不“过河”俯身去夹别处的菜，即便那是自己最爱吃的。他口味清淡，从来只吃七分饱，以免吃多了之后在台上犯呕，影响雅观。他饭后必要吃些水果，滋润喉咙。言慧珠这样的坤伶，则如明星般耀眼，与胡蝶之类的女影星相比，派头不减。
角儿的性情里，有清教徒的自律，亦有纨绔的挥霍气。
建国以后，角儿的称呼不再，所有演员一律被称作文艺工作者。这个名称让他们欣喜，因为几千年来，伶人一直被视为下九流，甚至不得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即便是民国的那些角儿，也只能与梨园行中的伶人们结亲。如今，艺人们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纯粹从工作出发的称呼。
然而，伴随着欣喜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噩运。
建国以后，京剧逐渐被政治化，一步步沦为思想武器。有些作品经过改编，较之从前变得深刻而丰富，而大多数的作品经过改编都变得不伦不类。名角儿经营了半辈子的班子，都逐步改并为国营剧团。而京剧也从名角挑班制转入了导演制，昔日的角儿们渐渐地丧失了话语权，师徒关系也逐渐松散。
整风运动、反右、批斗……这些字眼像是一阵冷风，灌入这些名角儿们最后的生涯。他们或是被迫承认莫须有的错误，或是顺从指导，成为沉默的傀儡。
艺术遭遇政治以后，台上的风发意气，现实中的无力作为，构成了鲜明的两重境界，让伶人陷入无尽的迷惘和困顿。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艺术刻骨而专一的态度，是伶人的傲骨，那是附着在艺术之上的尊严，不可曲折。如章诒和所说的，中国的耻感文化，在已成角儿的艺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抹上胭脂、铅粉，扫眉勾脸，浓墨重彩掩盖了所有的神情。穿上织锦纹绣的戏衣，迈入时空倒错的舞台，一出戏演了一辈子，任谁都会不疯魔不成活。
世人常以优伶并称，其实在古代二者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上古之时，礼乐制度是社稷的基础。伶是乐官，调丝弄竹，执掌音乐，他们因为自身的音乐造诣而受人尊重。师旷、俞伯牙等人皆是伶工，孔子还曾向师襄学琴。
而优则是供人调笑娱乐之人，他们在史书中频频出没，却只能充当弄臣，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汉代东方朔虽然才气极高，又心怀远志，依旧因俳优身份被轻视。《史记》中记载：“东方朔，好诙谐，武帝以俳优蓄之。”纵然他常伴在汉武帝左右，却一直被当作嬉笑娱乐的玩物，终生不得重用。
唐代是舞乐盛世，中原雅乐和异域情调在长安交汇。作为音乐家的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歌舞的追求，特地在梨园教演艺人。梨园从此成为戏曲界的代称。而艺人的地位，在此时得到了提高。唐代伶人，是唐传奇故事里的一抹艳色，是歌行体诗中响遏行云的曲调。
记曲娘子张红红、“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喉啭一声，响传九陌”的永新、李龟年、念奴……这个时代有太多了不起的艺人。就连茶圣陆羽，少年时从寺庙中逃离，也曾参与伶人的队伍，以演戏编戏为生。
北宋，坊墙倒塌以后，宵禁被废止。从此，夜空中的繁星长河渐渐隐没，被花灯的光芒所遮蔽。这个被史学家诟病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生活最充盈热烈的年代。彼时的文人们，簪花醉酒，四处冶游。寻常百姓也有着丰富而精致的娱乐，勾栏瓦舍，便是在此时流行起来。
勾栏瓦舍是戏园的雏形，最初是临时性的舞台建筑，多为砖木式结构，粗陋简单。然而，就是在这一方小天地里，艺人们说书、歌舞、杂耍、卖艺，度过了漫长而短暂的一生。当然，这里被认为是“下流”之所，官宦很少涉足。
蒙古的铁蹄踏入中原以后，文人开始了流离不定的生涯。科举不兴，报国无门，种种外界因素把文人逼向末路，只好投身勾栏瓦舍，遂有了元杂剧的盛世。关汉卿就曾与底层艺人们惺惺相惜，写出了很多反映底层人民的作品。《录鬼簿》中称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明代的士大夫们耽溺于声色，世俗文化在此达到一个巅峰。因此，有了《金瓶梅》，繁华的色相，腐溃的里子，像是花开到了盛极处，根须却已腐朽。
昆曲勃兴以后，家班盛行。风雅的大户人家都会豢养家班，逢年过节，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看戏。清代文人李渔还曾组建家班，专门演出自己编排导演的戏目，堪称奢侈的实验。
《红楼梦》中，贾蔷就曾专门去苏州采办家班所需的人与物，买下了包括龄官、芳官在内的十二名女孩子，年龄都在十岁出头，在贾府中的身份比仆役稍高，终究是下人。大观园衰败以后，这些女孩要么遣散出府，要么被分配到各房中当了丫鬟。
古代伶人地位虽然卑下，却常常在舞台上讽谏，优孟以来，伶人常常把朝堂当戏场，真真假假，以醒君臣。他们的言辞有时举足轻重，有时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在宋代，伶人更是拥有空前的言论自由。神宗年间，宰相王安石推行改革，以铁腕手腕强制新法执行。当时的名伶丁仙现便在戏场中屡屡拿他开涮，插科打诨，那些笑话很快就散布开来，弄得王安石十分尴尬不安。王安石一怒之下，几乎要拿他问斩。然而，皇帝却在暗中保护丁仙现，王安石最终只好作罢。时人有谚语云：“台官不如伶官。”
古代的伶人，身份一直很暧昧。从唐宫梨园到明清家班，他们一方面像是被豢养的金丝雀，缺乏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强烈的自我性情，并因名声显赫而颇为自诩。这两者交织，构成了伶人的双重人格。
角儿，粉墨下的悲喜
清代的京剧名伶，被称为角儿。
晚清时，京剧日益商业化，茶馆戏园成了人们日日消遣之所，戏班收益完全依靠演员的票房号召力。因此，当时声名较盛的戏班子都由名角挑班，他们可以亲自聘请琴师鼓师为自己伴奏，甚至能邀请文人为自己量身定做新戏目。渐渐地，班子也不再长期固定，角儿可以四处串班搭戏。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谭鑫培在晚清时已成名，慈禧常常召他入宫，内廷供奉多年，让谭鑫培的声名日趋显赫。
庆亲王奕匡给福晋做寿，特地邀请谭鑫培到场。其时谭大病初愈，约定了不能登台，只去贺寿。谁料酒桌上一来二往，庆亲王又提出让谭唱两出戏。谭拱手道：“实在是病体难支，即便是军机大臣下令，也恕难从命。”
清末民初的角儿，心气极高，即便在皇帝老佛爷面前都是不卑不亢。谭鑫培说出了这话，定然是千金重。为了缓和气氛，他忽然又调侃道：“除非是军机大臣下跪，那我也只好不顾性命地唱两出了。”
谁料军机大臣那桐竟然立即下跪，道：“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只得遵守诺言，唱了两出，满堂欢喜。
八国联军退后，慈禧回宫没几天就召来谭鑫培。此时他重病缠身，形若枯骨。慈禧见状，心中十分不忍，娇嗔道：“朕不许你死，你就不能死。”
隔座听歌人似玉。对于观者来说，伶人的生活多少带点神秘性，他们卸妆是何模样，他们平时是否像戏中人那样不食烟火……这些都让人想入非非。
可是，对这些艺人来说，体面更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艺人的体面不是摆谱，是他们在舞台上经营多年的艺术形象，更是他们作为一个角儿的尊严。
艺人生活极其考究，他们像打磨声腔一样，去要求一饭一蔬的精致，像置办衣箱行头一样，去讲究日常穿着。当美成为一种职业，那么它也必然会影响生活方式。
梅兰芳在饭桌上，只吃面前的饭菜，从不“过河”俯身去夹别处的菜，即便那是自己最爱吃的。他口味清淡，从来只吃七分饱，以免吃多了之后在台上犯呕，影响雅观。他饭后必要吃些水果，滋润喉咙。言慧珠这样的坤伶，则如明星般耀眼，与胡蝶之类的女影星相比，派头不减。
角儿的性情里，有清教徒的自律，亦有纨绔的挥霍气。
建国以后，角儿的称呼不再，所有演员一律被称作文艺工作者。这个名称让他们欣喜，因为几千年来，伶人一直被视为下九流，甚至不得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即便是民国的那些角儿，也只能与梨园行中的伶人们结亲。如今，艺人们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纯粹从工作出发的称呼。
然而，伴随着欣喜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噩运。
建国以后，京剧逐渐被政治化，一步步沦为思想武器。有些作品经过改编，较之从前变得深刻而丰富，而大多数的作品经过改编都变得不伦不类。名角儿经营了半辈子的班子，都逐步改并为国营剧团。而京剧也从名角挑班制转入了导演制，昔日的角儿们渐渐地丧失了话语权，师徒关系也逐渐松散。
整风运动、反右、批斗……这些字眼像是一阵冷风，灌入这些名角儿们最后的生涯。他们或是被迫承认莫须有的错误，或是顺从指导，成为沉默的傀儡。
艺术遭遇政治以后，台上的风发意气，现实中的无力作为，构成了鲜明的两重境界，让伶人陷入无尽的迷惘和困顿。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艺术刻骨而专一的态度，是伶人的傲骨，那是附着在艺术之上的尊严，不可曲折。如章诒和所说的，中国的耻感文化，在已成角儿的艺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抹上胭脂、铅粉，扫眉勾脸，浓墨重彩掩盖了所有的神情。穿上织锦纹绣的戏衣，迈入时空倒错的舞台，一出戏演了一辈子，任谁都会不疯魔不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