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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育构成了大学文学教育[1]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拓展。大学文学教育的开展必须考虑学生中学时期（尤其是高中时期）的语文教育情况。而与高中语文教育相比，大学文学教育是更为深入、全面的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它显著地降低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应试性特征，更加重视理解和品悟，重视文学艺术精神与个体生命的有机结合。因此，“大学语文”或各种文学类选修课，与“高中语文”构成了某种呼应关系。从大学文学教育视野看中学语文教育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新诗教育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延续至学生的大学阶段。中学新诗教育首先体现在语文教材中的新诗选文上。而在新课改之前的长达二十几年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几乎垄断了这一领域，人教版教材的影响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1979-2007）中新诗选文变化情况，来探讨学校中的新诗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尝试提出这一问题在大学文学教育中所能采取的解决方法与策略。
一、新诗教育的相对不足
1979-2007这近三十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共出版了8版高中语文教材：1979年版、1982年版、1983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1995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新课标教材。[2]
在中国，除了念中文系的人，绝大部分人的文学教育是倚赖课堂教学的方式获取的，人们的文学平均水平也就停留在高中阶段（或以前），新诗阅读量一般也定格在这个阶段。因此，上述教材新诗选文能有效反映中国新诗教育的概貌。
新诗篇数的相对稀少是这些教材呈现的第一个特征。这八版教材中的新诗篇数为3篇的最多，只有1983年版和2003年版的6篇较多。这一数字是远远低于中国古代诗词的篇数的。每册（即每学期）教材都会有一个诗词教学“单元”，其中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古诗词，而新詩的内容一般都只安排在一册教材之中，与古典诗词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的确也印证这么一个显著的现象：从小至高中毕业，中国人的新诗阅读在绝对值上是极为稀少的。与中国古典诗词比较，也处于很大的弱势。新诗发展固然才一百年，且积累了不少亟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毕竟都主要是现代汉语。用现代汉语写就的新诗，其传播之不够的局面需要改变。正如韩东所说：
我们不仅要读古诗，例如唐诗宋词，更重要的是读现代诗，在现代诗中更重要的是读活着的人正在写的诗。……古诗虽然很美，但那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在现实性的指标上怎么说也是略逊一筹。你读着一首诗，得知作者仍然活着，每天遭遇的是和你基本相同的现实，使用的同一种说话和表达的方式，不免会产生亲临现场之感。实际上你也是身处于这个生活和说话的现场之中的。那时候你便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别样的感情，某种亲切和共鸣会更加地强烈。[3]
因此，如何增加新诗在语文教学中的分量，如何权衡新诗与古典诗歌在教材中的比例，是文学教育中很关键也很敏感的问题。由于古典诗歌的众所周知的地位及优势，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撼动其地位，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2003年版和2007年版这两册教材，展现出了较为稳妥的改革思路。2003年版名义上收入了9首，其中6首为必读必讲内容，3首为“课外背诵部分篇目”；2007年版为“新课标”，虽然必修教材只有3篇新诗，但另有一册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收入新诗25篇。无论是“课外背诵”，还是“选修”教材，都是扩大新诗在教材中比重的举措。尽管教师未在课堂教学中将新诗作为重点来讲述，但有了一定的提高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大学中，大学语文课程之外的各种文学（包括新诗）选修课，实质上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文学素养。
二、如何读诗、讲诗的尴尬
新诗课堂教育的另一大较为棘手的问题，是解诗、讲诗。新诗的讲解，往往要么遵循教师用书的规定和指导，死板生硬，程式化；要么由教师随意发挥，主观性太强，天马行空之后，学生却往往不知所云。
虽然中国古典诗歌阐释史上有“诗无达诂”之说，但实际上近三千年诗歌史上无数的诗话词话，其实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解诗理论、方法和范式。而新诗的问题，早期是理念在先，缺乏实绩。后来则是创作走得越来越快，理论建树却跟不上创作了。如何自信、自然地理解乃至讲授中国新诗，是语文老师也是教材编写者需要考虑的重点。
导致读诗、讲诗尴尬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普通中国人，包括大多数高中的师生，读的新诗太少。文化环境也使人们缺乏读新诗的动力。中国古典诗词，有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组织的各种诗词大会，时不时兴起全民读古诗的热潮。新诗却很难有这种奖励机制，也就难以营造全民读新诗的氛围。写新诗普遍成了私人事件的同时，读新诗的私人化色彩也很浓厚。
2003版和2007版的教材的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编入了关于诗歌或新诗鉴赏、批评或研究的文章。这对新诗讲解意义非凡。其中2003年版有5篇，2007年新课标必修有2篇，选修有5篇。譬如，2003年版有《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光潜）和《谈中国诗》（钱钟书）两篇论诗文章。2007年新课标选修《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五个单元，结尾都有一篇总结，分别是走进诗的世界》《诗的发现》《诗的意象》《诗的语言》《诗的鉴赏》，对诗歌这一题材及其鉴赏有较为详尽全面的论述。这些都有效促进了新诗教育。
虽然上述举措有助于读诗，但关于新诗（尤其是现代诗）的阅读与理解，仍有一些分歧与争议。譬如，诗歌教育的方法与路径该是什么？韩东曾不无愤激地指出：
作为教育者，教育别人读诗的人，我认为也有一种歧途，就是觉得当代诗歌的阅读是需要经过培训的。于是分析诗歌类型，讲解微言大义，把诗歌弄得越来越复杂、玄乎、不近人情。当代诗歌的面貌变得深奥严峻，读当代诗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
实际上，把当代诗歌看得过分低级（读者）和高不可攀（专家）都是不恰当的，这里面各自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读当代诗歌的确需要一定的阅读经验，但那是阅读经验而非理论分析素养。专家们以普及当代诗歌阅读之名，将其弄成玄学，反倒限制了读诗的推广。诗歌“解剖学”应该停止，将诗歌制成标本的活动应该停止，呈现其肌体的活性和自然生长是极端重要的。诗歌教育惟一可能运用的力量是感染，而非其他。或者说，感染的方式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是惟一正当合法的。[4] 韩东主张感染这一手段，并且反对“智力”因素浓厚的诗歌教育。然而，另一位詩人，也是诗论家的黄灿然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写诗就是充满机智的，这机智是语言的机智，并举例道：
像“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人家好”这样一来一往的做法，毫无新意。“人家对我坏，我就对人家坏”这样以牙还牙，也同样没有新意。“人家对我坏，我仍然对人家好”，这就有点出人意表了……而“人家对我坏，我就对他更好”，这样就更加出人意表了，不只是因为它做得“过量”，而且因为它用了一个“更”字，做到语义上同样出人意表。……在前三个例子中，艺术与生活的分野并不是太大，都可以接受。但是在最后这个例子中，艺术与生活的分野便截然分明。[5]
两种意见似有相左之处，尤其在“智力活动”这一点的认识上。但两位诗人相辅相成的地方更值得注意。韩东反对将诗歌进行干巴巴的“解剖”和弄得玄乎，强调的是诗歌教育的自然而然，读诗品诗的循序渐进；黄灿然则意在凸显新诗（尤其是现代诗）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常常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而是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的、具有想象性特征的。语言的陌生化、思维的跳跃性，是新诗常见的特征。
重视新诗文体的特殊性，就能在课堂上生发有别于小说、散文、戏剧教学的方法与路径；认为新诗赏析有赖于阅读经验和“感染”的方法，为的是呼吁在课堂外读更多的诗，并将个人的阅读体验与课堂的听解进行交流与对话。这两点都应该为中学语文教育所借鉴，也应该为大学文学教育所重视。
三、新诗诗教传统的培养
诗歌教育不仅面向知识的学习，更指向思想、情感、价值观的养成。[6]中国古代诗教中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影响了两千多年的文化史。那么新诗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展开呢？
作为官方性质较强的国家教育出版机构，人教社的教材编写必定遵循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从高中语文教材的新诗编选情况看，新诗的诗教功能主要是围绕政治性（思想性）与文学性（艺术性）两方面开展和演绎的。不同版本的区别，在于这两方面内涵的比例的调整，或者表述的变化。
文学的功用性和政治性标准，主要包括：基本政治立场和倾向、正确价值观、爱国主义等。那些起着团结和鼓舞人民、颂扬民族和国家、抒写大爱的作品，更有机会入选，甚至多次入选——能“观”、能“群”的文学位居正统。而文学本位或艺术标准，则更接近“兴”与“怨”。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分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感受力，从而熏陶和感染学生，使其养成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譬如，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同名文件以下简称“《教学大纲》”）中有如下指导意见：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批判‘四人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7]
这份带有浓厚的后文革时代特色的文件，仅仅实施两年就被取代了。1980年制定的第二版的《教学大纲》相比1978年版，删去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精心选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句话，并且将“教材编排兼顾读写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教材编排遵循读写训练”。[8]侧重语文能力的培养，淡化政治的干预，是比较明显的
1986年的《教学大纲》则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
为了适应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语文学科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力进行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9]
教育的短期目标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远景目标则是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这样，教育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了。“三个面向”的提法此后一直保留在各个版本的教学大纲之中。
2000年左右，素质教育和创新精神的国家口号，也反映在大纲之中：“要联系现实生活，加强语文实践，注重培养创新精神。”[10]语文教学不仅要求在课堂进行，更要注重学生的日常表达、课外阅读、演讲辩论等能力的培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本位意识和文化自信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并影响世界。这些重要的变化，可以从2007年新课标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前言中综合看出（当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一百周年）：
……要通过欣赏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些经典诗文，体察社会生活、时代风云，窥见中国现代文学苑圃之一角，以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我们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爱与信心，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11]
总体而言，新诗的教化功能与目的，从1979年到2007年，还是有较大的变化的：由强调政治挂帅到注重文学鉴赏，由课堂到不局限课堂，由单一素质培养到综合素质培养……这些变化彰显了新诗诗教更加成熟、自信和开放的姿态。美育与德育的有机结合，当是当前新诗教育追求的目标。
四、新诗经典化问题
教科书是新诗经典化的重要场域。一方面，它具有官方性、权威性；另一方面，教科书受众远较一般诗集广泛，影响深远。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不无夸张地说，入选诗人的次数很大程度决定了诗人的诗坛地位，入选诗作的次数则很大程度决定了作品的诗歌史地位。
据笔者统计，入选诗人频次情形如下：
6次：艾青
4次：李季、李瑛、舒婷
3次：闻一多
2次：臧克家、流沙河、徐志摩、穆旦、戴望舒、何其芳、陈敬容
1次：贺敬之、郑愁予、海子（以上为必修教材）、郭沫若、杜运燮、邹荻帆、蔡其矫、刘半农、痖弦、江非、冯至、纪弦、昌耀、郑敏、李广田、牛汉、洛夫、绿原、食指、梁小斌。（以上为07新课标选修教材） 而入选诗作频次情形如下：
5次：《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
4次：《王贵与李香香》（李季）
3次：《一月的哀思》（李瑛）、《致橡树》（舒婷）
2次：《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再别康桥》（徐志摩）、《雨巷》（戴望舒）、《预言》（何其芳）、《窗》（陈敬容）
1次：《静夜》（闻一多），《春鸟》（臧克家）、《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李瑛）、《死水》（闻一多）、《赞美》（穆旦）、《错误》（郑愁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以及2007新课标选修的《天狗》（郭沫若）等22篇。
其中，艾青的作品从1983年版到2007年版入选过6次，其中5次入选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另一次是2007版选修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闻一多的作品虽然只入选过3次，但时间从1983年版跨越到了21世纪的两个版本中，且每次入选的篇目不同。分别是1983版的《靜夜》、2003版的《死水》和2007版选修的《也许——葬歌》。
李季和李瑛的作品集中出现在1979年版至1987年版这四版中，前者入选的都是《王贵与李香香》，后者主要是《一月的哀思》。后来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再未入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舒婷的作品，它们连续出现在1990年至2007年四版教材中，前三次入选的都是《致橡树》，2007版选修则收入《神女峰》。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赞美》和《春》，何其芳的《预言》和陈敬容的《窗》，都是出现在新世纪的两版教材中。
不难看出以下特点：第一，李季、李瑛为代表的老诗人及其较为政治化的写作，主要影响是在八十年代。而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穆旦、舒婷等相对个人化的写作在新世纪之后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推崇；第二，艾青和闻一多两位大诗人，因其作品的爱国主题或者人文关怀，同时感染力强、节奏明快、形象清晰，受到学院、教师、学生的同时喜爱，因而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第三，新时期的诗作数量逐渐增多，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实绩逐渐得到认可。
关于第一点，最能反映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导致的人们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汇聚在审美意识和新诗观念的更新。如果说“朦胧诗”是集公共意识与个人意识于一身的诗歌思潮，那么朦胧诗后的新诗，个人化特色逐渐加强，而集体化色彩则逐渐褪去。典型如韩东，在八十年代后期即认为新诗必须摆脱三个世俗角色——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历史动物，超越对政治、文化、历史的依赖和凭附，在这之后，诗歌的道路才真正开始。[12]虽然1985年之后的诗作出现于高中语文教材仍然不多，但是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诗人群中，注重语言多于主题、形式多于内容的诗人，如三十年代现代派、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庶几可视作编选者相近的诗歌观念。这些都呼应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的私人化、个性化时代表征。不过，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小我与大我不可或缺、兼具个人本位和社会意识、个性与关怀并存的思想观念会更为深入人心，也会更多地体现在学校的新诗教育之中。
注释：
[1]这里的“大学文学教育”主要指非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教育。
[2]1978年版和1982年版，当时高中是二年制，教材是必修4册。2007年新课标则包括5册必修加1册选修《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其余版本均为6册必修。
[3][4]韩东：《读诗这回事》，《语文学习》2008年第2期。
[5]黄灿然：《现代诗何以晦涩》，《名作欣赏》2011年第25期。
[6]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提出新课改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其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比较接近大学文学教育的意义。
[7]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收入《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1980年第二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收入《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实验修订版）》，《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2007年新课标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2]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他们》1988年第4期。
新诗教育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延续至学生的大学阶段。中学新诗教育首先体现在语文教材中的新诗选文上。而在新课改之前的长达二十几年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几乎垄断了这一领域，人教版教材的影响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1979-2007）中新诗选文变化情况，来探讨学校中的新诗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尝试提出这一问题在大学文学教育中所能采取的解决方法与策略。
一、新诗教育的相对不足
1979-2007这近三十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共出版了8版高中语文教材：1979年版、1982年版、1983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1995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新课标教材。[2]
在中国，除了念中文系的人，绝大部分人的文学教育是倚赖课堂教学的方式获取的，人们的文学平均水平也就停留在高中阶段（或以前），新诗阅读量一般也定格在这个阶段。因此，上述教材新诗选文能有效反映中国新诗教育的概貌。
新诗篇数的相对稀少是这些教材呈现的第一个特征。这八版教材中的新诗篇数为3篇的最多，只有1983年版和2003年版的6篇较多。这一数字是远远低于中国古代诗词的篇数的。每册（即每学期）教材都会有一个诗词教学“单元”，其中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古诗词，而新詩的内容一般都只安排在一册教材之中，与古典诗词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的确也印证这么一个显著的现象：从小至高中毕业，中国人的新诗阅读在绝对值上是极为稀少的。与中国古典诗词比较，也处于很大的弱势。新诗发展固然才一百年，且积累了不少亟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毕竟都主要是现代汉语。用现代汉语写就的新诗，其传播之不够的局面需要改变。正如韩东所说：
我们不仅要读古诗，例如唐诗宋词，更重要的是读现代诗，在现代诗中更重要的是读活着的人正在写的诗。……古诗虽然很美，但那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在现实性的指标上怎么说也是略逊一筹。你读着一首诗，得知作者仍然活着，每天遭遇的是和你基本相同的现实，使用的同一种说话和表达的方式，不免会产生亲临现场之感。实际上你也是身处于这个生活和说话的现场之中的。那时候你便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别样的感情，某种亲切和共鸣会更加地强烈。[3]
因此，如何增加新诗在语文教学中的分量，如何权衡新诗与古典诗歌在教材中的比例，是文学教育中很关键也很敏感的问题。由于古典诗歌的众所周知的地位及优势，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撼动其地位，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2003年版和2007年版这两册教材，展现出了较为稳妥的改革思路。2003年版名义上收入了9首，其中6首为必读必讲内容，3首为“课外背诵部分篇目”；2007年版为“新课标”，虽然必修教材只有3篇新诗，但另有一册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收入新诗25篇。无论是“课外背诵”，还是“选修”教材，都是扩大新诗在教材中比重的举措。尽管教师未在课堂教学中将新诗作为重点来讲述，但有了一定的提高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大学中，大学语文课程之外的各种文学（包括新诗）选修课，实质上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文学素养。
二、如何读诗、讲诗的尴尬
新诗课堂教育的另一大较为棘手的问题，是解诗、讲诗。新诗的讲解，往往要么遵循教师用书的规定和指导，死板生硬，程式化；要么由教师随意发挥，主观性太强，天马行空之后，学生却往往不知所云。
虽然中国古典诗歌阐释史上有“诗无达诂”之说，但实际上近三千年诗歌史上无数的诗话词话，其实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解诗理论、方法和范式。而新诗的问题，早期是理念在先，缺乏实绩。后来则是创作走得越来越快，理论建树却跟不上创作了。如何自信、自然地理解乃至讲授中国新诗，是语文老师也是教材编写者需要考虑的重点。
导致读诗、讲诗尴尬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普通中国人，包括大多数高中的师生，读的新诗太少。文化环境也使人们缺乏读新诗的动力。中国古典诗词，有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组织的各种诗词大会，时不时兴起全民读古诗的热潮。新诗却很难有这种奖励机制，也就难以营造全民读新诗的氛围。写新诗普遍成了私人事件的同时，读新诗的私人化色彩也很浓厚。
2003版和2007版的教材的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编入了关于诗歌或新诗鉴赏、批评或研究的文章。这对新诗讲解意义非凡。其中2003年版有5篇，2007年新课标必修有2篇，选修有5篇。譬如，2003年版有《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光潜）和《谈中国诗》（钱钟书）两篇论诗文章。2007年新课标选修《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五个单元，结尾都有一篇总结，分别是走进诗的世界》《诗的发现》《诗的意象》《诗的语言》《诗的鉴赏》，对诗歌这一题材及其鉴赏有较为详尽全面的论述。这些都有效促进了新诗教育。
虽然上述举措有助于读诗，但关于新诗（尤其是现代诗）的阅读与理解，仍有一些分歧与争议。譬如，诗歌教育的方法与路径该是什么？韩东曾不无愤激地指出：
作为教育者，教育别人读诗的人，我认为也有一种歧途，就是觉得当代诗歌的阅读是需要经过培训的。于是分析诗歌类型，讲解微言大义，把诗歌弄得越来越复杂、玄乎、不近人情。当代诗歌的面貌变得深奥严峻，读当代诗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
实际上，把当代诗歌看得过分低级（读者）和高不可攀（专家）都是不恰当的，这里面各自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读当代诗歌的确需要一定的阅读经验，但那是阅读经验而非理论分析素养。专家们以普及当代诗歌阅读之名，将其弄成玄学，反倒限制了读诗的推广。诗歌“解剖学”应该停止，将诗歌制成标本的活动应该停止，呈现其肌体的活性和自然生长是极端重要的。诗歌教育惟一可能运用的力量是感染，而非其他。或者说，感染的方式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是惟一正当合法的。[4] 韩东主张感染这一手段，并且反对“智力”因素浓厚的诗歌教育。然而，另一位詩人，也是诗论家的黄灿然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写诗就是充满机智的，这机智是语言的机智，并举例道：
像“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人家好”这样一来一往的做法，毫无新意。“人家对我坏，我就对人家坏”这样以牙还牙，也同样没有新意。“人家对我坏，我仍然对人家好”，这就有点出人意表了……而“人家对我坏，我就对他更好”，这样就更加出人意表了，不只是因为它做得“过量”，而且因为它用了一个“更”字，做到语义上同样出人意表。……在前三个例子中，艺术与生活的分野并不是太大，都可以接受。但是在最后这个例子中，艺术与生活的分野便截然分明。[5]
两种意见似有相左之处，尤其在“智力活动”这一点的认识上。但两位诗人相辅相成的地方更值得注意。韩东反对将诗歌进行干巴巴的“解剖”和弄得玄乎，强调的是诗歌教育的自然而然，读诗品诗的循序渐进；黄灿然则意在凸显新诗（尤其是现代诗）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常常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而是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的、具有想象性特征的。语言的陌生化、思维的跳跃性，是新诗常见的特征。
重视新诗文体的特殊性，就能在课堂上生发有别于小说、散文、戏剧教学的方法与路径；认为新诗赏析有赖于阅读经验和“感染”的方法，为的是呼吁在课堂外读更多的诗，并将个人的阅读体验与课堂的听解进行交流与对话。这两点都应该为中学语文教育所借鉴，也应该为大学文学教育所重视。
三、新诗诗教传统的培养
诗歌教育不仅面向知识的学习，更指向思想、情感、价值观的养成。[6]中国古代诗教中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影响了两千多年的文化史。那么新诗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展开呢？
作为官方性质较强的国家教育出版机构，人教社的教材编写必定遵循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从高中语文教材的新诗编选情况看，新诗的诗教功能主要是围绕政治性（思想性）与文学性（艺术性）两方面开展和演绎的。不同版本的区别，在于这两方面内涵的比例的调整，或者表述的变化。
文学的功用性和政治性标准，主要包括：基本政治立场和倾向、正确价值观、爱国主义等。那些起着团结和鼓舞人民、颂扬民族和国家、抒写大爱的作品，更有机会入选，甚至多次入选——能“观”、能“群”的文学位居正统。而文学本位或艺术标准，则更接近“兴”与“怨”。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分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感受力，从而熏陶和感染学生，使其养成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譬如，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同名文件以下简称“《教学大纲》”）中有如下指导意见：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批判‘四人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7]
这份带有浓厚的后文革时代特色的文件，仅仅实施两年就被取代了。1980年制定的第二版的《教学大纲》相比1978年版，删去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精心选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句话，并且将“教材编排兼顾读写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教材编排遵循读写训练”。[8]侧重语文能力的培养，淡化政治的干预，是比较明显的
1986年的《教学大纲》则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
为了适应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语文学科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力进行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9]
教育的短期目标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远景目标则是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这样，教育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了。“三个面向”的提法此后一直保留在各个版本的教学大纲之中。
2000年左右，素质教育和创新精神的国家口号，也反映在大纲之中：“要联系现实生活，加强语文实践，注重培养创新精神。”[10]语文教学不仅要求在课堂进行，更要注重学生的日常表达、课外阅读、演讲辩论等能力的培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本位意识和文化自信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并影响世界。这些重要的变化，可以从2007年新课标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前言中综合看出（当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一百周年）：
……要通过欣赏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些经典诗文，体察社会生活、时代风云，窥见中国现代文学苑圃之一角，以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我们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爱与信心，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11]
总体而言，新诗的教化功能与目的，从1979年到2007年，还是有较大的变化的：由强调政治挂帅到注重文学鉴赏，由课堂到不局限课堂，由单一素质培养到综合素质培养……这些变化彰显了新诗诗教更加成熟、自信和开放的姿态。美育与德育的有机结合，当是当前新诗教育追求的目标。
四、新诗经典化问题
教科书是新诗经典化的重要场域。一方面，它具有官方性、权威性；另一方面，教科书受众远较一般诗集广泛，影响深远。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不无夸张地说，入选诗人的次数很大程度决定了诗人的诗坛地位，入选诗作的次数则很大程度决定了作品的诗歌史地位。
据笔者统计，入选诗人频次情形如下：
6次：艾青
4次：李季、李瑛、舒婷
3次：闻一多
2次：臧克家、流沙河、徐志摩、穆旦、戴望舒、何其芳、陈敬容
1次：贺敬之、郑愁予、海子（以上为必修教材）、郭沫若、杜运燮、邹荻帆、蔡其矫、刘半农、痖弦、江非、冯至、纪弦、昌耀、郑敏、李广田、牛汉、洛夫、绿原、食指、梁小斌。（以上为07新课标选修教材） 而入选诗作频次情形如下：
5次：《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
4次：《王贵与李香香》（李季）
3次：《一月的哀思》（李瑛）、《致橡树》（舒婷）
2次：《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再别康桥》（徐志摩）、《雨巷》（戴望舒）、《预言》（何其芳）、《窗》（陈敬容）
1次：《静夜》（闻一多），《春鸟》（臧克家）、《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李瑛）、《死水》（闻一多）、《赞美》（穆旦）、《错误》（郑愁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以及2007新课标选修的《天狗》（郭沫若）等22篇。
其中，艾青的作品从1983年版到2007年版入选过6次，其中5次入选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另一次是2007版选修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闻一多的作品虽然只入选过3次，但时间从1983年版跨越到了21世纪的两个版本中，且每次入选的篇目不同。分别是1983版的《靜夜》、2003版的《死水》和2007版选修的《也许——葬歌》。
李季和李瑛的作品集中出现在1979年版至1987年版这四版中，前者入选的都是《王贵与李香香》，后者主要是《一月的哀思》。后来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再未入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舒婷的作品，它们连续出现在1990年至2007年四版教材中，前三次入选的都是《致橡树》，2007版选修则收入《神女峰》。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赞美》和《春》，何其芳的《预言》和陈敬容的《窗》，都是出现在新世纪的两版教材中。
不难看出以下特点：第一，李季、李瑛为代表的老诗人及其较为政治化的写作，主要影响是在八十年代。而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穆旦、舒婷等相对个人化的写作在新世纪之后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推崇；第二，艾青和闻一多两位大诗人，因其作品的爱国主题或者人文关怀，同时感染力强、节奏明快、形象清晰，受到学院、教师、学生的同时喜爱，因而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第三，新时期的诗作数量逐渐增多，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实绩逐渐得到认可。
关于第一点，最能反映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导致的人们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汇聚在审美意识和新诗观念的更新。如果说“朦胧诗”是集公共意识与个人意识于一身的诗歌思潮，那么朦胧诗后的新诗，个人化特色逐渐加强，而集体化色彩则逐渐褪去。典型如韩东，在八十年代后期即认为新诗必须摆脱三个世俗角色——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历史动物，超越对政治、文化、历史的依赖和凭附，在这之后，诗歌的道路才真正开始。[12]虽然1985年之后的诗作出现于高中语文教材仍然不多，但是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诗人群中，注重语言多于主题、形式多于内容的诗人，如三十年代现代派、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庶几可视作编选者相近的诗歌观念。这些都呼应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的私人化、个性化时代表征。不过，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小我与大我不可或缺、兼具个人本位和社会意识、个性与关怀并存的思想观念会更为深入人心，也会更多地体现在学校的新诗教育之中。
注释：
[1]这里的“大学文学教育”主要指非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教育。
[2]1978年版和1982年版，当时高中是二年制，教材是必修4册。2007年新课标则包括5册必修加1册选修《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其余版本均为6册必修。
[3][4]韩东：《读诗这回事》，《语文学习》2008年第2期。
[5]黄灿然：《现代诗何以晦涩》，《名作欣赏》2011年第25期。
[6]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提出新课改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其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比较接近大学文学教育的意义。
[7]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收入《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1980年第二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收入《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实验修订版）》，《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2007年新课标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欣赏·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2]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他们》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