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盛衰治乱变奏曲(二十一) 草莽英雄朱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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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852—912),亲手埋葬了有290年的唐王朝。作为一个起义者,他与刘邦、朱元璋是一样的,但刘家的汉朝、朱姓的明朝,都是可以与大唐相颉颃的存在了几百年的王朝,而朱温缔造的梁朝(史称“后梁”)太短命了,只存在了短短的16年。尽管如此,后梁仍是五代王朝中,享祚最长的一个。

一、朱温的人生轨迹:从起义到归降


  朱温是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在家排行老三,在随黄巢起义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市井泼皮。贫穷是那个时代草根阶层的特征。幼年的朱温随寡母王氏在萧县(今属安徽)一个刘姓大户人家当佣工。他长大后也不好好生活,难免做一些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被史家重点记载的故事有两条:一条是,朱温随母亲当佣工时,颇有异象,这是最老套的帝王故事。另外一条是朱温的人生梦想。他读《后汉纪》,看到刘秀年轻时的梦想是: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朱温掩卷而叹,吾志亦当如此。朱温心中也有一个“阴丽华”,她就是前宋州刺史的千金张氏。黄巢起义,天下大乱,张氏母女逃离家乡,朱温参加了黄巢的队伍,担任同州防御使。张氏被朱温的部下掠来,见到昔日的梦中女神,朱温赶忙下堂迎接,正式娶为夫人。
  朱温打仗勇猛,战绩卓著。在黄巢的队伍中,他从士兵、队长做到了将军、同州防御使(相当于唐朝的节度使)。朱温又善于权变,当他发现黄巢逐渐显出颓势之时,便及时接受了唐朝的招降。从乾符四年(877)参加黄巢起义,到中和二年(882)九月投降唐朝,次年任宣武节度使,朱温年仅三十一岁,唐僖宗赐名全忠(后文称他为朱全忠,即源于此)。后来的六年,朱全忠在平定黄巢的大齐政权,削平陈州割据军阀的过程中,屡立战功。888年唐昭宗即位之时,年仅三十六岁的朱温已经是中原地区最有势力的新军阀了。从二十五岁出来混江湖,有五年时间跟从黄巢起义,降唐后有六年时间用于平叛,朱全忠完成了人生巨大的转变,真可谓乱世出“英雄”啊!
  在与唐将李克用等人联合剿灭黄巢势力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龃龉,进而产生了军事冲突。从此,双方的矛盾与朱温的霸业成败相始终。

二、朱温的精明:朝廷政变时的政治算计


  888年,唐僖宗驾崩,宦官杨复恭做主,拥立其弟唐昭宗继位。昭宗即位之初,颇思振作,但是,很快就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开始变得心情暴躁,动辄杀害身边的侍从,引起了宦官的不满。这时候的朱温,无暇顾及朝廷政事,只是忙着在山东抢夺地盘。
  光化三年(900)十一月,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废除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事变发生后,宦官主动与朱全忠联络,“季述遣养子希度诣全忠(朱温),许以唐社稷输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诰示全忠”a。宦官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只要朱全忠支持他们,将来会帮助朱全忠获得唐家社稷。第二,太上皇(昭宗)是出于自愿而退位的,有太上皇诰可以证明。
  朱全忠不为宦官的空头承诺所诱惑,他处事十分谨慎,毕竟在江湖上混了20多年,大约也接受了当年处理与李克用关系的教训。他从前线返回,专门召僚佐商讨对策。有人说,朝廷的事,我们地方藩镇鞭长莫及,还是不要管为好。
  唯独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如今您(指朱全忠)于唐朝,犹如当年的齐桓、晋文于周王室,国家安危之所系。刘季述算什么,居然敢囚禁废天子,您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朱全忠大悟,当即扣押刘季述派来的使者,同时派李振去京师打探情况。李振回来后,朱全忠又派帐下亲信蒋玄晖去京师找宰相崔胤谋划;此外,他还召回宣武镇进奏官程岩,让他到大梁,程岩某种程度上介入了刘季述废除皇帝的行动。
  “太子即位累旬,藩镇笺表多不至。”两中尉发动的这场政变,没有得到地方军阀的认可。原因在于,宦官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势力,神策军力量的衰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皇权的衰落,导致依附于皇權的藩镇权力也急剧衰落,现在宦官竟然想削弱本来就很孱弱的皇权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天复元年(901)正月初一,宰相崔胤策动神策军中下层军官诛杀王仲先、刘季述等,昭宗复辟。事实证明,李振的分析是正确的。宦官废立皇帝既不能成功,也不符合朱全忠的政治利益。而朱全忠在事变中反复权衡,说明他绝非鲁莽之辈。
  朱全忠的政治精明在利用崔胤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朱温与崔胤:利用与被利用


  崔胤(853—904)出身于清河崔氏,父、祖均担任过朝廷要职,崔胤本人在昭宗景福二年(893)入相。昭宗初即位,颇思重振朝纲,先是罢免权宦杨复恭的职权,进而委托宰相杜让能筹划如何铲除凤翔节度使李茂贞(856—924)。这种做法,很快招致李茂贞的反抗。崔胤就是在朝廷与京西地区节度使交恶的背景下,出任宰相之职的。当时,宰相内斗,分为两派,杜让能、韦绍度是一派,崔昭纬、崔胤是另一派。崔胤就是崔昭纬一手提携上来的。
  崔胤及其同僚所面对的,不仅是京畿附近的藩镇跋扈,还有与外藩勾结的宦官势力。朝政上宰相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即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加剧了唐末政治的混乱。如今站在宦官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京西北地区的节度使。崔胤认为,能够与宦官及其背后靠山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相抗衡的藩镇势力,只有宣武节度使朱全忠。
  在李茂贞的军事进攻下,昭宗很快认输,不仅贬黜了杜让能、韦绍度,另一位宰相崔昭纬也被罢免。896年六月,又因为河中节度使继任人选的纷争,昭宗与华州刺史韩建(855—912)等发生冲突,继而被韩建劫持到华州,崔胤也因此被罢免相职。崔胤暗中派人向朱全忠求助。朱全忠恰好也要在朝廷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上书朝廷,要求留用崔胤为相。昭宗被迫召回已经外放广州、此时行至湖南地界的崔胤,让其再度担任相职。
  现在崔胤终于抱上了朱全忠的“大腿”,而朱全忠则利用崔胤干预朝政,只是他目前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山东地区的军事斗争上,朝廷的旗号暂时就让崔胤替自己扛着。昭宗在华州被劫持长达两年之久,直到898年八月才回京。崔胤则拉大旗作虎皮,在朝廷里排除异己,宰相徐彦若、王抟均遭贬黜。弹劾王抟的时候,崔胤还是利用了朱全忠的威权,他让朱全忠出面上奏章,说王抟与宦官勾结,将危害社稷,力劝昭宗诛杀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等。宦官们对崔胤十分惧畏。   901年,昭宗复辟后,崔胤的地位更加显赫。“进位司空,复知政事,兼领度支、盐铁、三司等使。”既有盛名(司空),又有实权(三司使)。崔胤与昭宗密谋尽除宦官,由此引起了宦官们的恐惧。但是,昭宗内心并不认可崔胤的忠诚,仍然有所戒惧a。这时候,朱全忠已经从东方腾出手来,兵马向西,攻陷河中、晋绛,进至同华。神策中尉韩全诲等正是利用昭宗的忌惮心理,说崔胤与朱全忠关系密切,担心会引汴军进逼京师,于是免除了崔胤的相职,罢其所兼三司使,并挟持昭宗出奔凤翔李茂贞。
  朝廷对于汴师西进的这种反应令人费解。难道你解除了崔胤的职位,就可以阻止汴师吗?崔胤的不满直接表现在他联络朱全忠到岐山迎驾(夺回天子),其本人不仅没有陪驾西行,反而将朱全忠的军队引入长安,还怂恿朱全忠上书皇帝,说即将奔赴行在,迎驾回宫。昭宗对崔胤非常愤怒,下诏斥责他“曾无报国之心,但作危邦之计,四居极位,一无可称。……致兹播越,职尔之由(这次皇帝出奔,都是崔胤的罪责)。岂有权重位崇,恩深奖厚,曾无惕厉,转恣睢盱,显构外兵,将图不轨”,批评崔胤引汴师入京的动机(“显构外兵,将图不轨”)。
  崔胤“寓居华州,为全忠画图王之策”。902年,朱全忠自岐下还军河中,崔胤迎谒于渭桥,哭诉自己的委屈,捧卮敬酒,持板为全忠唱歌,还自撰歌辞,赞美朱全忠功高盖世。从当年四月到次年正月,就这样僵持了9个月的时间,李茂贞因势力稍弱,最终杀了韩全诲等宦官,与朱全忠讲和,决定对昭宗放手。昭宗急诏征崔胤赴行在讨论对策,凡四次降诏,三次赐朱书御札,崔胤都称病不赴。
  昭宗离开凤翔是在903年正月二十二,他来到朱全忠的军营,朱全忠素服(脱去公服)待罪。皇上命客省使宣旨免罪,撤去正衙三卫的兵仗,仅留下传报平安的人,让他们穿着公服入见。朱全忠拜见皇上,顿首流涕。昭宗命韩偓将其扶起,也流下了眼泪,对朱全忠说:“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亲解玉带赐之。稍事休息,即启程还京。朱全忠单骑前导十余里,皇上辞之,全忠乃令其侄大将朱友伦将兵扈从,自留部分后队,焚撤诸寨。胡三省在此注云:“此皆朱全忠缪为恭敬也!”所有的恭顺都是在作秀。这天晚上,车驾宿岐山。三天后到了兴平(今属陕西咸阳),崔胤始率百官迎谒,复以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二十七日,昭宗入长安。崔胤利用朱全忠获得了权势,朱全忠则利用崔胤成功地控制了朝廷。
  这一次,崔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与朱全忠联合奏请罢去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诸道监军、副监、小使、宦官三百余人,同日斩之于内侍省;此外,诸道监军,也随处斩首以闻。
  现在,朱全忠成了最有权势的人,各方势力都要求助于他。崔胤要搞掉同僚韩偓,就请朱全忠出面,昭宗不得已贬黜了韩偓。昭宗想让平原公主(何皇后之女)回来—几天前公主被李茂贞胁迫嫁给了他的儿子,就请朱全忠给李茂贞写信,“茂贞不敢违,遽归之”。朱全忠的党羽布满京城,侄子朱友伦率领步骑万人留守京师,充任最有权势的左军宿卫都指挥使。
  崔胤自以为成了最有权势的宰相,他担心朱全忠的篡位会殃及于己,于是又阴谋建立了一支独立的中央禁军。这种算计哪里逃得过朱全忠的眼睛。朱全忠将计就计,让自家军队应募入伍,又向皇帝奏请诛杀崔胤,罪名是“专权乱国,离间君臣”。昭宗哪敢说半个“不”字!史称“胤长于阴计,巧于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a。崔胤就这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丢掉了性命。

四、朱温的治国:开始了五代的重建


  《资治通鉴》说,朱全忠最“怕”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发妻张氏,一个是幕僚长敬翔。可惜张氏在他篡位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敬翔则成为他奠定江山的张良和萧何。
  敬翔是陕西大荔人,是武则天时期参与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的“五王”之一敬晖的后代。其父、祖、曾祖三代,都担任过州刺史之类的职务。敬翔本人“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僖宗乾符年间,考进士不第,卷入到战乱之中,后来在朱全忠麾下就职。《资治通鉴》记述唐昭宣帝禅让事,有一段关于敬翔的评论:“翔为人沈(沉)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禅代之际,翔谋居多。”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敬翔勤勉,二是他懂朱全忠。我举一个例子。朱珍与李唐宾都是朱全忠手下的大将,勇冠三军,朱全忠十分欣赏他们。但是,对于手下大将,朱全忠通常会质押其家属。而朱珍却把家属接到了军中,这引起了朱全忠的怀疑,就派李唐宾去牵制朱珍。有一次,因部下之事二人发生了争执,朱珍大怒,拔剑站起来,李唐宾也站起来甩开衣服上前跟他对峙,朱珍一气之下杀了李唐宾,并派人告诉朱全忠说李唐宾谋叛。使者凌晨来到汴梁,敬翔担心朱全忠得知此事会作出不理性的决断,便把使者藏起来,自己从容地去见朱全忠,报告事情。他知道,朱全忠听到消息即使会发怒,也要等到次日的早晨才能处置,经过一夜的思量,朱全忠一定会变得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意见才能被他所接受。于是,敬翔策划,假装把李唐宾的家属都抓捕起来,等于是听信了朱珍的上奏。等朱全忠前往朱珍军前,朱珍到三十里外迎接,朱全忠便命武士将其拿下,处以死刑。这件事表明,敬翔是非常了解朱全忠的,他知道朱全忠乍看是一个粗人,其实很理性。知道了这个事例,我们就会明白上文中的那句话:“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因此,敬翔从朱全忠身边的文书侍从职员,逐步成为首席顾问,这不仅是敬翔的造化,更是朱全忠用人识人才能的体现。朱全忠称帝后,敬翔主管崇政院的工作,内容是“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
  朱全忠登基后,国家的治理也进入有序阶段。
  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862—918)是朱全忠的老部下,父辈就在宣武军任牙将,他本人也立有大功。有一次入朝,行至天津桥,有民不避道,被寇彦卿的随从举起投诸栅栏之外而死。寇彦卿向朱全忠自首。由于寇彥卿有才干、有功劳,且久在左右听命,于是命其以私财赔偿死者家属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不同意,弹劾说:“彦卿杀人阙下,请论如法。”   朱全忠命寇彦卿自己说该当何罪,彦卿回答:“令从者举置栏外,不意误死。”朱全忠拟以过失罪论处。崔沂上奏说:“在法,以势力使令为首,下手为从,不得归罪从者;不斗而故殴伤人,加伤罪一等,不得为过失。”意思是,有权势者使手下人施暴,有权势者是首犯,手下人属于从犯,并非斗殴中失手伤害他人,因此不属于过失罪。崔沂的分析得到了朱全忠的认可,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者,赏钱万缗。”崔沂诉于朱全忠。朱全忠使人对寇将军说:“崔沂有毫发伤,我当族汝!”史称,其时功臣骄横,由于此事的严肃处理,使当时的法治环境得到改善。a
  张全义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后来归降,在朱全忠的后梁政权担任河南尹,在他的治理下,洛阳地区的农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五代时期社会与经济的重建从后梁朱全忠时代开始。

五、朱温之死及其留下的思考


  朱全忠最后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害。类似的问题,在其他草莽英雄的家庭里多有,令人深思。
  912年,在当了五年皇帝之后,朱全忠(称帝后改名朱晃)临终前,对近臣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从882年投降唐朝算起),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因哽咽,绝而复苏”。朱全忠不看好自己的儿子们:“诸儿非彼敌也。”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朱全忠有三个儿子,还有养子。长子朱友裕(?—904)在他称帝之前就亡故了;次子朱友珪(884—913),母亲为亳州营娼;三子朱友贞(888—923),是嫡妻张氏所生。另有一个养子朱友文(?—912),原名康勤。朱全忠的不满,首先是对两个亲生儿子的。从后来的事变看,友珪凶狠残暴,友贞缺乏政治头脑,两个人都不是王朝接班人的理想人选。于是,朱全忠看上了养子朱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建昌宫是朱全忠特设的一个政府机构,掌管后梁核心四镇(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的征赋,实际上是让朱友文掌管国家财政。朱全忠征战之时,友文负责前线的粮草物资供给。友文自幼聪颖,能诗善文。次子郢王友珪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三子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二人都是军事职务,只有友文是管理财赋的文职,“帝虽未以友文为太子,意常属之”。五代十国养子之风盛行,以养子为皇嗣者不乏其人。旧史说朱温是因为与友文的妻子王氏有染,且对其十分宠爱,才要传位给养子友文,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912年六月初一,朱温命敬翔拟旨,命友珪为莱州刺史,即刻赴任。“已宣旨,未行敕。”(内廷已经出旨,但是宰相府还没有下敕),友珪害怕中途被赐死,于是联手自己的老部下禁军统军韩勍,先以牙兵五百人跟随朱友珪伏于禁中,夜半斩关而入,砍断万春门的门闩,奔向朱全忠的寝殿。朱全忠从床上坐起,惊问是谁。在发现是次子朱友珪后,大怒道:“我早怀疑你这贼人,只恨没有杀了你。你如此悖逆,杀父篡位,老天爷会放过你吗?”朱友珪的马夫冯廷谔提刀砍過去,朱全忠奋起下床,绕着大殿内的柱子躲避,冯廷谔挥刀三次,都劈到了柱子上,最终,朱全忠因力乏,倒于床榻之上,冯廷谔对准其腹部猛刺一刀,刀刃穿透后背,朱全忠当场毙命。
  朱全忠的被杀,给了后梁政权以致命打击,梁末帝虽然定乱而自律,但却不是李存勖的对手,十年后而亡。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六年而遇弑。”他肯定了晚期的唐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后梁的建立是一个进步。可是梁太祖建立的后梁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呢?这与家天下的痼疾有关。子嗣或接班人能力低下,就无法巩固政权,更谈不上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战略转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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