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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题的转换，既是艺术审美的需要——男女情爱与情变较之于主仆之争更能迎合世人的心理;更重要的在于，这种主题的转换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是宋代特有的政治局势带来的宋代士大夫重视士风、倡导“忠贞”的产物。
今人对陈世美的了解多是源于戏剧《秦香莲》，陈世美负心背恩抛弃妻子，包龙图大展神威怒铡驸马爷。前几年有个老人替陈世美翻案，说是清朝时有个人叫陈熟美，为官刚正，得罪了同僚，被写成了《铡美案》的主角，现在看来这案子还是翻不了。然而，陈世美的案子没翻成功，不代表历史上没有倒霉蛋被编排成万人唾骂的负心汉。
故事的原始模样
宋仁宗时期莱州人王俊民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他是仁宗嘉祐六年的状元，因为科场夺魁，又被叫做王魁。他当了状元，又到徐州做了官，似乎正向着文化名人高帅富的康庄大道上迅猛进发。但是在他中状元的第二年充南京科举阅卷组成员时，他疯了！据说他在考前大呼“有人持檄逮我”。又开始自残，“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半个月后肉体的伤害才算好，但是“精神恍惚如失心者”。
据当时的精神病专家嵩山道士梁宗朴说，王魁乃是被女鬼作祟，没法可医，半个月后他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至于这女鬼究竟是何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王魁没中状元时被他杀害的家中“蠢戾”婢女;一说是曾与王魁有约嫁娶，在王魁登第后被他抛弃的娼妓。这篇掺杂着鬼怪的人物小传来自同在仁宗时期当官的张师正所写《括异录》，从时间来看大约这是对王魁身死的第一篇报道。
王魁死后三十一年，他的同学好友兼医学家初虞世，秉着科学的态度，满怀着对亡友的哀悼探讨了王魁的死因，遂写了一篇《王状元任先生文大夫服碧霞丹致死状》。在这篇医学论文中，初虞世提出，王魁在犯了狂疾之后经过他的调理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徐州的一个庸医认为王魁是犯了痰疾，该吃金虎碧霞丹，服药之后，王魁“气脱肉消，饮食不前而死”。这篇论文原收于初虞世编纂的《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后来在周密的《齐东野语》里保留了摘要。这篇论文痛斥了当时的三俗八卦党冒用夏噩的名字编排《王魁传》，用十八禁的内容吸引无赖子弟牟利的丑恶行径。同时严正指出王魁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大宋优秀官员，刚直不阿，只是因病英年早逝。
状元成为负心汉
虽然初虞世不满时人的三俗，竭力为朋友辩护，可惜这个犯了狂病遇了庸医的王魁在死后并不得安息。像王魁这样的精神病人给大宋朝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遐想。有鬼怪有女人的故事，最为八卦众们所铺陈喜爱。不久，关于王魁与妓女敫桂英的爱恨情仇就满大街的疯传开来。有人伪托当时的文化人夏噩的名义写了篇《王魁传》，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到了宋神宗时期，有个八卦达人刘斧，人称刘斧秀才，他专写怪异之事，也有一篇《王魁传》，或许就是传为夏噩所作的那篇，目前我们只能见到节本了。在这个故事里，落第失意的王魁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绝艳之女桂英，桂英爱慕才学，供王魁读书上进，两人在海神庙盟誓永不分离。没成想，王魁在高中状元后，心思大变，“科名若此，以一娼玷辱”，希望以不再联系的冷暴力分手。桂英毕竟太天真，傻傻的还寄情书。当王魁到徐州上任时还以为是要来迎娶她，结果桂英的下书人被王魁怒叱赶出来。桂英此时才深感遇人不淑，自刎而亡。后来王魁发疯，王魁母亲请道士高守素驱鬼，高守素到官衙做法，只见王魁和桂英的头发系在一块。不过几天，王魁就死了。这篇小说篇幅不大，情节也颇俗套，简而言之就是书生负心，娼女化鬼报仇。
宋代市民社会繁荣，大伙儿可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既不跌宕也不香艳的基础八卦。到了南宋罗烨编纂的《醉翁谈录》里面所收的《王魁负桂英死报》这篇传奇文里，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香艳血腥，颇有现代恐怖片的风韵。其中桂英之死时的种种激愤之情，直可谓跃出纸面。这样的文字若是深夜四下寂静时独自观看，还是很动人心魄的。经过不断渲染，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广为流传，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说俳优戏文的鼻祖就是王魁传。到后来涌现了大量的相关杂剧、小说，王魁基本上被钉死在渣男的耻辱柱上了。
八卦之外的政治
在王魁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初虞世的辩白，周密的抱不平，明代还有《桂英诬王魁》、《焚香记》之类的翻案剧作。不过，从张师正到刘斧再到罗烨及后来的剧作家们，大体上是把王魁往坏了写，把桂英往好了编，王魁的结局也是一个赛一个的惨。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大伙儿就爱看刺激的，另一方面与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些关联。
在张师正的版本中，王魁之死还可能因为少年时杀死一个笨蛋婢女而遭到报应，到了八卦达人刘斧笔下，王魁的故事仅聚焦于桂英痴情、王魁负心，这种主题的转换，既是艺术审美的需要——男女情爱与情变较之于主仆之争更能迎合世人的心理;更重要的在于，这种主题的转换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是宋代特有的政治局势带来的宋代士大夫重视士风、倡导“忠贞”的产物。
北宋是在五代的基础上立国的。五代士风颓败，士人在乱世中如何生存？“长乐老”冯道是一种典型，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他却能“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任二十余年”。对冯道“事四姓十君”的政治品格，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基本持批判态度，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为代表，对冯道是全盘否定的。
欧阳修称冯道为“无廉耻者矣”。司马光说：“忠臣不二君，贤女不二夫……天之制也。彼冯道者，存则何心以临前代之民，死则何面以见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北宋士大夫们通过对于五代官僚苟且偷生、政治道德卑下的严厉批判，来大力彰显儒家道德，尤其是“忠义”的政治道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魁作为背盟毁约、停妻再娶的负心汉的代表，成了遭鬼报的对象，故事中的王魁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到了南宋，时刻面临严重外患的政治格局，使文人志士们充满了危机感，“忠信节义”更是被看重，背信弃义的王魁们也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果说，北宋张师正版因狂疾发作而死的王魁故事还比较接近于事实本身，刘斧版的王魁则是被附加上因背信弃义而受报应致死的色彩;那么，到了南宋，时代的需要使得文人笔下王魁的背叛行径更变本加厉，其所受的报应也愈加严厉。
在刘斧的文字中，桂英的鬼魂对王魁多少有所留情，还称之为“君”，而到了莆仙戏《桂英割》之时，桂英责骂王魁为“贼魁”，痛斥他“所行残忍”、“人面兽心”。在《王魁负心桂英死报》那里，桂英的鬼魂更是“满身鲜血”、“披发挂剑”，口口声声指骂王魁“负心汉”，并声称“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王魁报冤。王魁故事在两宋的变化，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人对王魁的批判越来越严厉，折射出的是宋人对忠贞道德的期待越来越强烈。
南宋以降，随着王魁故事流传的日益广泛，一些关心传说中王魁原型王俊民的人也开始为其辩诬。周密在《齐东野语》中引初虞世所辑《养生必用方》等书，极力考辨王魁故事是失实，力证仁宗时的状元郎王俊民“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但周密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社会上流传的王魁形象。
人们并不关心此王魁是不是王俊民，人们希望看到的是王魁那样的负心汉受到惩罚。周密等人的辩诬，倒是从反面衬托出，在当时的士大夫心中，负心汉是道德沦丧的代表，所以他们才不希望把这样的恶名加在高中状元的士大夫精英代表王俊民身上。王魁年仅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状元他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业绩，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寄托了老百姓的娱乐与朴素正义感，同时也承担了宋代士大夫沉重的政治理想。
（澎湃新闻 2015.4.28 文）
今人对陈世美的了解多是源于戏剧《秦香莲》，陈世美负心背恩抛弃妻子，包龙图大展神威怒铡驸马爷。前几年有个老人替陈世美翻案，说是清朝时有个人叫陈熟美，为官刚正，得罪了同僚，被写成了《铡美案》的主角，现在看来这案子还是翻不了。然而，陈世美的案子没翻成功，不代表历史上没有倒霉蛋被编排成万人唾骂的负心汉。
故事的原始模样
宋仁宗时期莱州人王俊民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他是仁宗嘉祐六年的状元，因为科场夺魁，又被叫做王魁。他当了状元，又到徐州做了官，似乎正向着文化名人高帅富的康庄大道上迅猛进发。但是在他中状元的第二年充南京科举阅卷组成员时，他疯了！据说他在考前大呼“有人持檄逮我”。又开始自残，“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半个月后肉体的伤害才算好，但是“精神恍惚如失心者”。
据当时的精神病专家嵩山道士梁宗朴说，王魁乃是被女鬼作祟，没法可医，半个月后他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至于这女鬼究竟是何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王魁没中状元时被他杀害的家中“蠢戾”婢女;一说是曾与王魁有约嫁娶，在王魁登第后被他抛弃的娼妓。这篇掺杂着鬼怪的人物小传来自同在仁宗时期当官的张师正所写《括异录》，从时间来看大约这是对王魁身死的第一篇报道。
王魁死后三十一年，他的同学好友兼医学家初虞世，秉着科学的态度，满怀着对亡友的哀悼探讨了王魁的死因，遂写了一篇《王状元任先生文大夫服碧霞丹致死状》。在这篇医学论文中，初虞世提出，王魁在犯了狂疾之后经过他的调理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徐州的一个庸医认为王魁是犯了痰疾，该吃金虎碧霞丹，服药之后，王魁“气脱肉消，饮食不前而死”。这篇论文原收于初虞世编纂的《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后来在周密的《齐东野语》里保留了摘要。这篇论文痛斥了当时的三俗八卦党冒用夏噩的名字编排《王魁传》，用十八禁的内容吸引无赖子弟牟利的丑恶行径。同时严正指出王魁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大宋优秀官员，刚直不阿，只是因病英年早逝。
状元成为负心汉
虽然初虞世不满时人的三俗，竭力为朋友辩护，可惜这个犯了狂病遇了庸医的王魁在死后并不得安息。像王魁这样的精神病人给大宋朝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遐想。有鬼怪有女人的故事，最为八卦众们所铺陈喜爱。不久，关于王魁与妓女敫桂英的爱恨情仇就满大街的疯传开来。有人伪托当时的文化人夏噩的名义写了篇《王魁传》，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到了宋神宗时期，有个八卦达人刘斧，人称刘斧秀才，他专写怪异之事，也有一篇《王魁传》，或许就是传为夏噩所作的那篇，目前我们只能见到节本了。在这个故事里，落第失意的王魁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绝艳之女桂英，桂英爱慕才学，供王魁读书上进，两人在海神庙盟誓永不分离。没成想，王魁在高中状元后，心思大变，“科名若此，以一娼玷辱”，希望以不再联系的冷暴力分手。桂英毕竟太天真，傻傻的还寄情书。当王魁到徐州上任时还以为是要来迎娶她，结果桂英的下书人被王魁怒叱赶出来。桂英此时才深感遇人不淑，自刎而亡。后来王魁发疯，王魁母亲请道士高守素驱鬼，高守素到官衙做法，只见王魁和桂英的头发系在一块。不过几天，王魁就死了。这篇小说篇幅不大，情节也颇俗套，简而言之就是书生负心，娼女化鬼报仇。
宋代市民社会繁荣，大伙儿可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既不跌宕也不香艳的基础八卦。到了南宋罗烨编纂的《醉翁谈录》里面所收的《王魁负桂英死报》这篇传奇文里，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香艳血腥，颇有现代恐怖片的风韵。其中桂英之死时的种种激愤之情，直可谓跃出纸面。这样的文字若是深夜四下寂静时独自观看，还是很动人心魄的。经过不断渲染，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广为流传，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说俳优戏文的鼻祖就是王魁传。到后来涌现了大量的相关杂剧、小说，王魁基本上被钉死在渣男的耻辱柱上了。
八卦之外的政治
在王魁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初虞世的辩白，周密的抱不平，明代还有《桂英诬王魁》、《焚香记》之类的翻案剧作。不过，从张师正到刘斧再到罗烨及后来的剧作家们，大体上是把王魁往坏了写，把桂英往好了编，王魁的结局也是一个赛一个的惨。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大伙儿就爱看刺激的，另一方面与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些关联。
在张师正的版本中，王魁之死还可能因为少年时杀死一个笨蛋婢女而遭到报应，到了八卦达人刘斧笔下，王魁的故事仅聚焦于桂英痴情、王魁负心，这种主题的转换，既是艺术审美的需要——男女情爱与情变较之于主仆之争更能迎合世人的心理;更重要的在于，这种主题的转换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是宋代特有的政治局势带来的宋代士大夫重视士风、倡导“忠贞”的产物。
北宋是在五代的基础上立国的。五代士风颓败，士人在乱世中如何生存？“长乐老”冯道是一种典型，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他却能“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任二十余年”。对冯道“事四姓十君”的政治品格，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基本持批判态度，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为代表，对冯道是全盘否定的。
欧阳修称冯道为“无廉耻者矣”。司马光说：“忠臣不二君，贤女不二夫……天之制也。彼冯道者，存则何心以临前代之民，死则何面以见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北宋士大夫们通过对于五代官僚苟且偷生、政治道德卑下的严厉批判，来大力彰显儒家道德，尤其是“忠义”的政治道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魁作为背盟毁约、停妻再娶的负心汉的代表，成了遭鬼报的对象，故事中的王魁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到了南宋，时刻面临严重外患的政治格局，使文人志士们充满了危机感，“忠信节义”更是被看重，背信弃义的王魁们也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果说，北宋张师正版因狂疾发作而死的王魁故事还比较接近于事实本身，刘斧版的王魁则是被附加上因背信弃义而受报应致死的色彩;那么，到了南宋，时代的需要使得文人笔下王魁的背叛行径更变本加厉，其所受的报应也愈加严厉。
在刘斧的文字中，桂英的鬼魂对王魁多少有所留情，还称之为“君”，而到了莆仙戏《桂英割》之时，桂英责骂王魁为“贼魁”，痛斥他“所行残忍”、“人面兽心”。在《王魁负心桂英死报》那里，桂英的鬼魂更是“满身鲜血”、“披发挂剑”，口口声声指骂王魁“负心汉”，并声称“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王魁报冤。王魁故事在两宋的变化，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人对王魁的批判越来越严厉，折射出的是宋人对忠贞道德的期待越来越强烈。
南宋以降，随着王魁故事流传的日益广泛，一些关心传说中王魁原型王俊民的人也开始为其辩诬。周密在《齐东野语》中引初虞世所辑《养生必用方》等书，极力考辨王魁故事是失实，力证仁宗时的状元郎王俊民“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但周密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社会上流传的王魁形象。
人们并不关心此王魁是不是王俊民，人们希望看到的是王魁那样的负心汉受到惩罚。周密等人的辩诬，倒是从反面衬托出，在当时的士大夫心中，负心汉是道德沦丧的代表，所以他们才不希望把这样的恶名加在高中状元的士大夫精英代表王俊民身上。王魁年仅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状元他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业绩，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寄托了老百姓的娱乐与朴素正义感，同时也承担了宋代士大夫沉重的政治理想。
（澎湃新闻 2015.4.28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