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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如果没有尊严，国家就没有尊严，然而今日中国所谓主流的精英阶层并未将其注意点放在此。富士康，这家中国最出名的工厂，在2010年的“十连跳”事件饱受了五年的争议之后，富士康的工人状况是否真的已有所改善？
2015 年2 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在全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富士康：“富士康等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但富士康公司隔天即做出回应表示：其对员工加班问题一直都执行严格的系统管控政策：首先，不断提高员工基本薪资及加班补贴标准;其次，严格执行“六休一”（即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政策，给予员工充裕的休息时间。此外，富士康强调，自身不断致力于提升工业自动化水平，努力让员工远离繁重、枯燥重复的工作岗位。
因此，富士康并不认同自身存在员工过劳现象，其工人自杀现象也就与富士康管理并无关联。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工人的钱够花吗？
2015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北京大学卢晖临教授等学者指导的“高校师生关注富士康调研组”于富士康郑州、深圳、成都和重庆四地厂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调研，发布了一份聚焦于其劳动条件、工资工时、企业管理和工会运作的调研报告。
富士康工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加班费两部分组成，深圳厂区富士康工人基本工资的提升状况：
新生代课题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以深圳厂区为例，2010年，经历了员工跳楼风波之后的富士康，在当年十月名义上大幅度上调后的基本工资，从与深圳市最低工资水平持平的900元（试用期）和1200元，上调至2000元的水平，并在翌年继续调整至2200元，一时间富士康成为“高工资”的模范工厂。
然而，2011年至2015年以来的四年间，富士康员工基本工资从1800-2200元增至2030-2450元，累计涨幅为11.4%-12.8%。而2010-201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达16.9%。工资涨幅并未能跑赢CPI。
而更重要的是，富士康在上调基本工资后，取消了吃住福利：2011年2月份以前，厂方每个月在员工卡里面存200多元，当时饭菜价格为3-4元每顿，调薪后，富士康将食堂外包经营，并取消了这一福利，目前富士康每餐约花费8-9元，反应在调查数据上，员工如今每月的吃饭费用平均为571元。
报告数据显示，工人的开支构成包括：吃饭平均571元/月，住宿平均216元/月（厂内一般110-150元/月，厂外单间一般400-600元/月），日用品开支92元，通讯费平均107元/月，服装鞋帽221元/月，社交支出平均212元/月，向家中寄钱平均702元/月。深圳富士康工人平均每月花费为2400元，这就意味着，扣除社保之后，基本工资是绝对不够花的，加班费是其生存的必须。因此，富士康在声明中所说工人有加班来提高收入的需求，确为实情。而厂外住宿补贴取消，厂内八人集体宿舍也从免费变为110元/人/月。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就工人的实际生活感受来说，工资上涨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
工人为何“自愿加班”
调研小组的这份报告并未给出富士康工人在加班之后的实际工资水平，但可以想像基于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浮动较大，那么富士康工人的加班机制是怎样的呢？
报告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9月到2015年1月，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平均值为44小时到72小时，均比劳动法律规定的36个小时加班上限高。其中作为旺季的10月份每个工人平均要加班72小时，工人加班最多月份的平均加班时数更是高达80小时，是劳动法律规定标准的两倍以上。在旺季（9-11月）只有7.8%—11.4%的工人的加班时间在36小时以内，而在淡季（12月-1月）这个数字也不过是22.6%-39.6%。
更严重的是，个别工人加班时间能达到160个小时，分别发生在重庆厂区生产惠普电脑的工人和深圳厂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的工人身上。每月160小时的加班，意味着需要工人在正常工作日，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个周六日加班11个小时，全月无休。
富士康宣称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既然数据与宣称并不相符，那么规避手段是怎样的呢？
在实地调查中，有工友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工时造假、工资条造假、用奖金和津贴形式发放加班费的手段，让工人的加班时间“看起来没那么长”。因为工资系统不能违背“六休一”原则，因此用纸签的方式来记录工人工作时间，这样在系统中就能体现为休息了。不进人资考勤系统的加班费，就通过津贴和生产奖金的名义来发放。
研究报告称，这不仅是“下层欺骗上层”的行为，而且是上层管理也默许的行为，因为一线普工的津贴和奖金项目在集团内部是相对统一的，突然来了两千多的津贴，上层管理层自然明白其中的缘由。
在富士康一线，加班成为管理工人的一种手段，在员工进行投诉抗议时，厂方可以通过强制不允许该员工加班的方式，控制员工收入，达到强迫其收回投诉和辞职的目的。
因此对于工人们来说，加班成为了一项福利，没有人愿意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时间加班，都希望加班越多越好。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被看做工人能动性的体现，而是他们在生活压力和工厂管理体制下的无奈之举。2015年的打工春晚上有一首歌曲叫《工作八小时》，创作者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他在歌词中唱到：“我们有一个矛盾的愿望，能不能给我一点加班，其实我是自愿的加班，因为我的底薪太少啦！”
如何有尊严地生活
前文已经显示出工人在经济上的无奈，这份报告同样指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也并不友好。工人们将富士康集团声称的“人性化管理”戏谑为“人训话管理”，接近一半的员工认为“主管管理方式非常粗暴”，接近四成的员工有被主管辱骂的经历。此外车间要执行“静音式管理”，要求员工在上班时间不准有任何交谈。
长期为这项调查提供学术支持的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试图用以上现象说明，在经济与生活状态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其实是一种隐性的他杀。她认为，公众与富士康、以及富士康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的苹果公司，都应该转换价值取向，认识到是艰苦劳动的工人在养活富士康和苹果，而非反之。
潘毅引表示，在苹果一部手机的收入分配中，苹果自身拿走58.5%，全球各类供应商拿走14.3%，负责原件制造和组装的中国劳动力只拿走1.8%。而在2011-2015年间，苹果和富士康的利润增幅分别为72%和68%，而富士康员工员工的基本工资增幅为12%。
潘毅提出一个问题：苹果这家 2014年全球500强排名第5的企业，宣称其企业目标是：为21世纪的文明创造新人类。“如果生产过程本身是野蛮和奴役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在进行新文明的创新？”
中国工人究竟会在苹果和富士康占据主导的世界里成为怎样的一种“新人类”？至少在这份报告所展示给我们的世界中，这样的人类很难说是更为文明的。
如果苹果和富士康所提供的愿景并不让人欣慰，中国工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在研讨会上表示，工人在工厂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但他们的命运似乎也无法脱离工厂，虽然青年工人对于打工生涯的期待都是“做两年攒够钱就走”，但他们的未来命运，可能仍旧要和工厂绑在一起。
即使个别富士康厂区真的如其所说是在“进步”，但它是否只是随着制造业西迁，将矛盾转移到了别处？报告提供了一个细节，从深圳厂区前往郑州厂区“支援”的工人表示，郑州厂的主管骂人比原厂区的领导“凶多了”，管理暴力现象更为严重。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磊说，劳动者如果没有尊严，国家就没有尊严。然而今日中国所谓主流的精英阶层，却并未将其注意点放在此。宋磊认为，在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社会对市场逻辑的一次反击。然而在中国，这一反击出现的时间点比其他国家都要滞后，其中矛盾被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描述所吸纳了。
宋磊希望今后在资产家阶层中能出现多一些关注劳动者生活尊严的人物，社会主流阶层也应关注这一问题。否则，“体面劳动尊严生活”将依然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如这份报告最后所言，属于劳动者的荣光依然将被遮掩在资本的阴影之下。
2015 年2 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在全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富士康：“富士康等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但富士康公司隔天即做出回应表示：其对员工加班问题一直都执行严格的系统管控政策：首先，不断提高员工基本薪资及加班补贴标准;其次，严格执行“六休一”（即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政策，给予员工充裕的休息时间。此外，富士康强调，自身不断致力于提升工业自动化水平，努力让员工远离繁重、枯燥重复的工作岗位。
因此，富士康并不认同自身存在员工过劳现象，其工人自杀现象也就与富士康管理并无关联。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工人的钱够花吗？
2015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北京大学卢晖临教授等学者指导的“高校师生关注富士康调研组”于富士康郑州、深圳、成都和重庆四地厂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调研，发布了一份聚焦于其劳动条件、工资工时、企业管理和工会运作的调研报告。
富士康工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加班费两部分组成，深圳厂区富士康工人基本工资的提升状况：
新生代课题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以深圳厂区为例，2010年，经历了员工跳楼风波之后的富士康，在当年十月名义上大幅度上调后的基本工资，从与深圳市最低工资水平持平的900元（试用期）和1200元，上调至2000元的水平，并在翌年继续调整至2200元，一时间富士康成为“高工资”的模范工厂。
然而，2011年至2015年以来的四年间，富士康员工基本工资从1800-2200元增至2030-2450元，累计涨幅为11.4%-12.8%。而2010-201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达16.9%。工资涨幅并未能跑赢CPI。
而更重要的是，富士康在上调基本工资后，取消了吃住福利：2011年2月份以前，厂方每个月在员工卡里面存200多元，当时饭菜价格为3-4元每顿，调薪后，富士康将食堂外包经营，并取消了这一福利，目前富士康每餐约花费8-9元，反应在调查数据上，员工如今每月的吃饭费用平均为571元。
报告数据显示，工人的开支构成包括：吃饭平均571元/月，住宿平均216元/月（厂内一般110-150元/月，厂外单间一般400-600元/月），日用品开支92元，通讯费平均107元/月，服装鞋帽221元/月，社交支出平均212元/月，向家中寄钱平均702元/月。深圳富士康工人平均每月花费为2400元，这就意味着，扣除社保之后，基本工资是绝对不够花的，加班费是其生存的必须。因此，富士康在声明中所说工人有加班来提高收入的需求，确为实情。而厂外住宿补贴取消，厂内八人集体宿舍也从免费变为110元/人/月。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就工人的实际生活感受来说，工资上涨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
工人为何“自愿加班”
调研小组的这份报告并未给出富士康工人在加班之后的实际工资水平，但可以想像基于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浮动较大，那么富士康工人的加班机制是怎样的呢？
报告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9月到2015年1月，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平均值为44小时到72小时，均比劳动法律规定的36个小时加班上限高。其中作为旺季的10月份每个工人平均要加班72小时，工人加班最多月份的平均加班时数更是高达80小时，是劳动法律规定标准的两倍以上。在旺季（9-11月）只有7.8%—11.4%的工人的加班时间在36小时以内，而在淡季（12月-1月）这个数字也不过是22.6%-39.6%。
更严重的是，个别工人加班时间能达到160个小时，分别发生在重庆厂区生产惠普电脑的工人和深圳厂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的工人身上。每月160小时的加班，意味着需要工人在正常工作日，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个周六日加班11个小时，全月无休。
富士康宣称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既然数据与宣称并不相符，那么规避手段是怎样的呢？
在实地调查中，有工友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工时造假、工资条造假、用奖金和津贴形式发放加班费的手段，让工人的加班时间“看起来没那么长”。因为工资系统不能违背“六休一”原则，因此用纸签的方式来记录工人工作时间，这样在系统中就能体现为休息了。不进人资考勤系统的加班费，就通过津贴和生产奖金的名义来发放。
研究报告称，这不仅是“下层欺骗上层”的行为，而且是上层管理也默许的行为，因为一线普工的津贴和奖金项目在集团内部是相对统一的，突然来了两千多的津贴，上层管理层自然明白其中的缘由。
在富士康一线，加班成为管理工人的一种手段，在员工进行投诉抗议时，厂方可以通过强制不允许该员工加班的方式，控制员工收入，达到强迫其收回投诉和辞职的目的。
因此对于工人们来说，加班成为了一项福利，没有人愿意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时间加班，都希望加班越多越好。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被看做工人能动性的体现，而是他们在生活压力和工厂管理体制下的无奈之举。2015年的打工春晚上有一首歌曲叫《工作八小时》，创作者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他在歌词中唱到：“我们有一个矛盾的愿望，能不能给我一点加班，其实我是自愿的加班，因为我的底薪太少啦！”
如何有尊严地生活
前文已经显示出工人在经济上的无奈，这份报告同样指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也并不友好。工人们将富士康集团声称的“人性化管理”戏谑为“人训话管理”，接近一半的员工认为“主管管理方式非常粗暴”，接近四成的员工有被主管辱骂的经历。此外车间要执行“静音式管理”，要求员工在上班时间不准有任何交谈。
长期为这项调查提供学术支持的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试图用以上现象说明，在经济与生活状态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其实是一种隐性的他杀。她认为，公众与富士康、以及富士康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的苹果公司，都应该转换价值取向，认识到是艰苦劳动的工人在养活富士康和苹果，而非反之。
潘毅引表示，在苹果一部手机的收入分配中，苹果自身拿走58.5%，全球各类供应商拿走14.3%，负责原件制造和组装的中国劳动力只拿走1.8%。而在2011-2015年间，苹果和富士康的利润增幅分别为72%和68%，而富士康员工员工的基本工资增幅为12%。
潘毅提出一个问题：苹果这家 2014年全球500强排名第5的企业，宣称其企业目标是：为21世纪的文明创造新人类。“如果生产过程本身是野蛮和奴役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在进行新文明的创新？”
中国工人究竟会在苹果和富士康占据主导的世界里成为怎样的一种“新人类”？至少在这份报告所展示给我们的世界中，这样的人类很难说是更为文明的。
如果苹果和富士康所提供的愿景并不让人欣慰，中国工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在研讨会上表示，工人在工厂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但他们的命运似乎也无法脱离工厂，虽然青年工人对于打工生涯的期待都是“做两年攒够钱就走”，但他们的未来命运，可能仍旧要和工厂绑在一起。
即使个别富士康厂区真的如其所说是在“进步”，但它是否只是随着制造业西迁，将矛盾转移到了别处？报告提供了一个细节，从深圳厂区前往郑州厂区“支援”的工人表示，郑州厂的主管骂人比原厂区的领导“凶多了”，管理暴力现象更为严重。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磊说，劳动者如果没有尊严，国家就没有尊严。然而今日中国所谓主流的精英阶层，却并未将其注意点放在此。宋磊认为，在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社会对市场逻辑的一次反击。然而在中国，这一反击出现的时间点比其他国家都要滞后，其中矛盾被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描述所吸纳了。
宋磊希望今后在资产家阶层中能出现多一些关注劳动者生活尊严的人物，社会主流阶层也应关注这一问题。否则，“体面劳动尊严生活”将依然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如这份报告最后所言，属于劳动者的荣光依然将被遮掩在资本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