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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说：“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他们二人构成前后任关系。研究那一段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不可回避……
两人曾互为直接领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
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
粉碎“四人帮”几天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国锋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从这个口气看，当年，他二人相处的关系是好的。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求进行宣传、阐释。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积累华国锋讲话的东西。《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国锋、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两次长谈商讨治国大计
华国锋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
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
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
两次长谈，华国锋就治国治党大计同胡耀邦商讨，征询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胡耀邦提“五个承认”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说：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
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
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
（李金玲荐自《扬子晚报》2015.4.28 沈宝祥/文）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他们二人构成前后任关系。研究那一段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不可回避……
两人曾互为直接领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
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
粉碎“四人帮”几天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国锋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从这个口气看，当年，他二人相处的关系是好的。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求进行宣传、阐释。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积累华国锋讲话的东西。《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国锋、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两次长谈商讨治国大计
华国锋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
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
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
两次长谈，华国锋就治国治党大计同胡耀邦商讨，征询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胡耀邦提“五个承认”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说：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
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
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
（李金玲荐自《扬子晚报》2015.4.28 沈宝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