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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略、安全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家及其军事力量的运用，学科边界较为模糊。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概念的内涵各有侧重。战略研究关注军事力量的运用，安全研究侧重“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和平研究关心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在研究议题方面，战略研究关注武力运用、核威慑、理性、战略文化等；安全研究涉及安全的主体、外部威胁类型和需要保护的价值；和平研究探讨缔造与维持和平。在研究范式方面，战略研究一般从现实主义理论切入；安全研究则多种范式竞风采，但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平研究在范式运用方面与安全研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建构主义范式风头强劲。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战略研究的一端讨论如何实施和赢得战争，和平研究的一端探究如何缔造与维持和平，这两端之間是安全研究，它构成一道长长的频谱，这个频谱从接近冲突与战争状态的极度不安全到接近和平状态的绝对安全。
关键词 战略 安全 和平 概念内涵 学科议题 研究范式
“战略”“安全”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内容上均包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民族等因素，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学科边界难以划分。Terry Terriff，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1.那么，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是否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研究边界果真无法划分吗？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通过梳理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的内涵和研究议题，探究三者的学科发展演进史和研究范式及议题，试图予以解答。
一、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的内涵
通过对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安全与和平研究领域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的考察，笔者认为，战略概念的内涵关注军事力量的运用，安全概念的内涵侧重于“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和平概念的内涵关心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
（一）“战略”概念的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对战略的思考与研究源于战争带来的强大生存压力。最原始的战争以斗力为主，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参战方在“争于气力”的基础上又加上“逐于智谋”，而且斗智成分越来越多，于是战略观念便应运而生。
战略观念的优化源于作战将领对战争史和作战案例的仔细研究和分析。例如近代作战指挥艺术享誉世界的德国“特别注重以战史为教材，借用前车之鉴”。[德]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88.德国的战史教育培育出一大批伟大的战略家，施里芬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84年出任德军大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施里芬在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计划时就是以布匿战争时期的坎农会战为蓝本。Ian Senior.Invasion 1914： The Schlieffen Plan to the Battle of the Marne[M]. Osprey Publishing， 2014（ chapter 1）；[德]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129；另参见[美]巴巴拉·塔奇曼.八月炮火[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2章）。事实证明，在战史中发现的这些作战原则对遂行战争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得到广泛承认。英国《陆军野战条令》指出：“战争的历史研究表明，战争的结局受到某些普遍规则的影响，这些规则逐渐被认可为战争的原则。技术革命、武器的发展和机动能力的提高，使这些原则的运用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改变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Z Lanir. The “Principles of War” and Military Thinking[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3， 16（1）： 1-17.
在中西文词汇中，“战略”概念的形成均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Beatrice Heuster.The Evolution of Strategy： Thinking War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国西晋的司马彪写过一本名为《战略》的著作，隋朝赵裴撰有《战略二十六卷》，都是论述作战谋略。于汝波，刘庆.中国历代战略思想教程[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2.英文“strategy”、法语“stratégie”、德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均是由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演化而来，而“strategos”又由“stratos”（军队）演化而来。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关于西语中“战略”的词源学演变，可参见：[美]爱德华·鲁特瓦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附录I）； Beatrice Heuster.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y： Thinking War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4.由“战略”一词的词源学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西语中“战略”概念同样具有很强的军事属性。不过，由于国家间竞争逐步由军事领域扩大至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战略也变成了一国根据国家目标对国家全部资源进行筹划和运用的科学与艺术。
根据《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一书的主编者威廉森·默里的观点，“战略”的内涵“众所周知地难以界定……许多理论家试图界定这个概念，但到头来只见自己的努力在猛烈的批评之下落花流水。”[美]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尽管如此，对于如此重要的概念，研究者们没有不试图给出自己的定义的。在古典战略家中，曾在拿破仑军队司令部供过职，后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担任过二十余年军事顾问的瑞士战略理论家安东尼·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给战略下的定义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区的艺术”； [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105-106.西方兵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名的《战争论》一书中给战略下的定义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斗争的应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56.西方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认为，战略是“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
转引自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由上述定义可见，古典战略（理论）家均把战略视为在战争中追求胜利使用军事力量的科学和艺术。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没有国家级的战略，早期的古典战略家谈论战略时尚未将战略和战术分开。在他们那里，战略大致相当于“政策”，战术则是对这些政策的贯彻。关于“政策”与“战略”的区分，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42页。罗伯特·奥尼尔在这个意义上称，“我们从书中读到的与希腊人同罗马人之间战争有关的战略，只不过是大战术而已。”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M]// P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N.J.： Princeton， 1986：46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竞争由差不多完全局限在军事领域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战略概念的内涵也大大拓展。如利奥波德·冯·兰克给认为“大国”是“能够扛得住其他所有大国的进攻，即便当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发动进攻……也能够生存下来”。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M].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3：86. 英国著名外交史家A. J. P.泰勒也是从军事斗争的角度看大国地位的获得。他称：“大国，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谋求权力的组织，亦即最终诉诸战争的组织。它们或许还有其他目的——其居民的福利或者统治者的荣耀，但是对它们作为强国最基本的考验是看其是否有能力进行战争。”参见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xxiv.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1953年版《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词典》给战略下的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这个定义值得注意之处有三：首先，战略的内涵突破了战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心理等因素；其次，将战略视为艺术和科学，而不像古典战略理论家那样将之视为艺术；再次，它将“发展”也包括在战略的内涵之中。
（二）“安全”概念的内涵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另一个核心概念。诚如巴里·布赞所说，“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一点。”[英]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不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理论学派更偏好用“权势”（power）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理想主义者则更偏好使用“和平”（peace）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权势”更能反映出行为体的动机，它也是实现和平的保障；理想主义者认为，“和平”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诉求，实现了和平，安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关于“安全”概念的内涵，《韦氏国际大词典》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含义：（1）安全的状态或特征，即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不感到恐惧；（2）预防措施和防御手段；（3）维护安全的机构；（4）安全的组成部分，即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参见王凡，卢静主编.国际安全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6.多米尼克·戴维（Dominique David）在《战略词典》中从主观认知的角度给出了如下的“安全”定义：“一个主体认为自己没有面临某种危险的威胁，或者认为即使危险变成现实，自己也有办法应对。”[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
“安全”概念包括“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于1943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一书中提出来的。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3：51.他认为，“如果一国希望避免战争，它并不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冒牺牲其核心价值的风险；而如果遇到挑战，它能够通过打赢战争保住这些核心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3：51.在“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三个概念中，国家安全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个人安全需要国家保护，国际安全的实现需要国家间的合作或奉行审慎的外交政策。
李普曼给国家安全下的定义隐含的意思是国家安全与否和敌国的军事力量有关。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缘着李普曼的思路，对国家安全下了一个更简洁的定义，即“安全指的是对已获得价值的某种程度的保护。”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4）：481-502.换句话说，“安全”作为一种价值，是对衡量一国物质方面拥有数量的“财富”（wealth）和影响或控制他国行动能力的“权势”（power）的保护程度。这也意味着安全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安全衡量的是对已获取价值受到威胁的程度；从主观上来说，衡量的是对这些价值将遭受到的损害所抱的恐惧程度。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概念的弹性很大。不同国家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同集团对同一外部情势做出反应时会有很大差异，一些人往往会夸大危险，而另一些人则会低估危险。所以，在对安全做出评估时，各国的观点差异非常大：有的国家感到近乎根本没有安全或安全感，而有的国家则感到近乎绝对的安全或根本没有恐惧感。所以，“各国为获取更多的安全而做出的努力将会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可能会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完全是正常的，是符合它们的适当的安全预期的，而同样是这些危险，在另一些国家看来则是无法容忍的。”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4）：481-502.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确如沃尔弗斯所言，是一个模糊符号。 另一位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承袭了沃尔弗斯的观点，认为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威胁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以及控制军事力量的研究，探讨可能使用武力的条件，以及使用武力对个人、国家、社会的影响方式，考察国家为准备战争、防止战争爆发和从事战争所采用的政策”。S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35（2）： 212.从这个定义看，沃尔特将安全的主体视为国家，安全的对象设定为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罗伯特·曼德尔把安全界定为：“危及国家政治体制、公众或社会生活方式。国家安全牵涉政府防止此类源头在国外的直接威胁的各项政策。”Robert Mandel. The Changing Fac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ptual Analys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21-22.美国另一位学者穆罕默德·阿约布认为，如果非政治性威胁紧迫到危害国家边界、国家机构或体制生存时，也要纳入国家安全中进行通盘考虑。Mohammed Ayoob.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State Making，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M].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5：9.
综合上述学者所述，安全的内涵可以界定为：通过消除外部的客观威胁或挑战和心理上的恐惧感，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权力、财富、生活方式等已获价值的保护。换句话说，安全的内涵涉及如下五个问题：（1）要保护的价值是什么；（2）这些价值面临什么样的威胁；（3）如何看待和保护这些价值；（4）由谁来保护这些价值；（5）由谁支付安全成本。
（三）“和平”概念的内涵
和平研究在西方的发端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的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试图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探讨帝国主义扩张及帝国主义战争。
参见：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M]. New York： James Pott & Company， 190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出版了一百余万字的巨著——《战争研究》，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战争现象进行纵向和横向分析，引起广泛学术影响。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M].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尽管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专门的和平问题研究机构的设置直到1948年才出现。是年，“兄弟会”资助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和平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和平问题的机构。十一年后，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挪威的奥斯陆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并创办《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6年，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此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创建从事和平研究的学术机构。刘琛.和平学理论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1）.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全球42个国家的381所高校开展了和平研究，其中美国约有136所高校设置了和平研究专业。
司德坤.和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5）.
学术界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和平”概念的内涵。西欧和北美学派倾向于广义的和平定义，即不存在战争、暴力和敌对的“非战争状态”才是和平。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西弗认为，世界和平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个人思想的一致性、宗教奉献的一致性、日常工作的一致性以及与他人产生和谐关系的一致性。这层含义上的和平超越了理解。第二层含义指世界上不仅没有战争发生，也没有冲突发生。这层含义上的和平被称为伊甸园状态下的和平，除非世界上消除了作为解决沖突手段的战争以及寻找到预防冲突的手段，否则，这层含义上的和平在最近一时期内不会出现。第三层含义指世界上没有战争发生，但各国间仍有冲突存在，解决冲突的手段不是使用战争工具而是使用某种机制的约束。”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进一步认为，和平是“两个敌对的政治团体之间不存在以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持续猜疑的状态”。Raymond Aron.Peace， Needs and Utopia[M].Duntroon： Mimeo Royal Military College， 1984：2.
以约翰·加尔通为代表的北欧学派则从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和间接暴力（indirect violence）的角度界定和平。在直接暴力方面，施暴的主体是国家、次国家行为体或个人，施暴结果是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些暴力用肉眼就可以辨识，故称为直接暴力。与直接暴力相对应的是间接暴力，它又可以分为“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和“文化性暴力”（cultural violence）。结构性暴力来自社会体系因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公导致的歧视和偏见。在不发达国家或缺少法治的国家，结构性暴力表现比较突出。就国际政治而言，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也是结构性暴力的体现。文化性暴力使结构性暴力固化，使歧视与偏见“合法化”。在加尔通看来，直接暴力形成的惨景吸引了绝大部分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的注意力，但间接暴力造成的潜在后果更大。只有消除不依靠威胁使用武力进行胁迫或通过威慑防止战争发生的结构性暴力，积极的和平才能实现。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9， 6（3）： 171； John W Burt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6-7. 广义和平和狭义和平也可用“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来指代。广义和平即“战争的缺场”。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曾对这种和平定义进行过讽刺。“把那变成一片废墟，还称之为和平。”[英]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J].学海，2004（4）.1991年8月6日，纪念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和平声明》（the Hiroshima Peace Declaration）超越了和平“是战争缺场”的思维，对和平的内涵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积极的和平观”：“和平当然不仅仅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同样也意味着消除饥馑、贫困、暴力、对人权的威胁、难民问题、全球环境污染， 以及许多其他对和平的威胁， 并且它还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人们能够过上富足有意义生活的环境”。[英]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J].学海，2004（4）.
综上所述，从学术界对和平概念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来，它与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中主要着眼现实不同，而是在研究目的上带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二、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范式
“范式”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是指某一学科的研究群体在一个时期内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共同信念。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章）.就认识论而言，库恩与黑格尔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反对知识起源于经验，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并不是首先对事物具有直接的经验，然后再对他们做出解释；我们只是首先处于一个特定的概念预设框架之中，才有了对事物的经验。”[英]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因此，“范式一改变，这个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对“钟摆运动”的不同解释为例说明“范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钟摆运动是由重物的本性引起的，而伽利略则在钟摆运动中看到“落体重量和下落速率间的不相干性”，并得出了“斜坡垂直高度与下滑物体终端速度之间的关系”。[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在上述单摆运动的例子中，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对单摆运动理解的差异不是由观察到的经验事例引起的，而是源于新的概念范式。在战略、安全和和平问题研究方面，研究者也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关注重点，选择不同的研究范式，解释现象，寻求规律。
（一）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与流派
就研究范式而言，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诸多理论的集合体，如汉斯·摩根索强调国家追逐强权、肯尼思·华尔兹强调国家更注重安全、罗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强调国际体系的自助性等。[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6.就其内部派别而言，现实主义安全范式还可细分为古典现实主义范式、新现实主义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范式、防御性现实主义范式、动机现实主义范式等流派[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16-39.，不过，这些不同的派别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对人类进步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暴力是国际政治中恒久的现象，暴力现象只能靠强权解决，而不能靠訴诸正义观念来实现。现实主义的主要假设基本上被战略理论家吸收了。按肯·布思的说法，“战略是现实主义下的概念，研究领域是如何运用武装力量达到政治目的。”Ken Booth. Strategy[M]//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London： Mansfield Publishing Limited， 1994：109.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战略研究，按研究者所持的观点可分为大陆学派（The Continental School）、海洋学派（The Maritime School）、航天学派（The Aerospace School）和革命学派（The Revolutionary School）。[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79：48.
大陆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哈尔福德·麦金德、贝西尔·利德尔-哈特和中国兵圣孙子等。其中，以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提倡进攻性战略理论的战略家认为海（空）军的主要任务只是把作战部队投送到战场。同为进攻性战略的倡导者，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理论侧重点上也存在明显不同：前者从实践的角度研究战争，后者却是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战争；若米尼认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决定点”，而克劳塞维茨关注的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敌人的组织中的“力量重心”。参见：[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此外，他们还笃信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利德尔-哈特和孙子更倾向于防御性战争，强调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间接行动获取胜利。
海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和阿尔弗雷德·马汉。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就认识到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0.系统论证海权与霸权关系的思想家是美国海军少将马汉。马汉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在海军服役长达47年，官至海军学院院长和巡洋舰舰长。关于马汉的生凭，参见Charles C Taylor. 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Naval Philosopher[M].London， 1920.他一生专攻海权问题，著作等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其他重要著作包括：A T Mahan.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905；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892；A T Mahan. The Life of Nelson：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a Power of Great Britai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 Allan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马汉的海权思想的核心是认为拥有强大的能控制海洋的海军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参见[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GuiloDouhet）、美国人威廉·米切尔（Billy Mitchell）和俄裔美国人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e Trenchard）是航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空中力量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E Warner. Douhet， Mitchell， Seversky： Theories of Air Warfare. in E. M.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 Princeton， 1993： 498.与大陆学派和海洋学派把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不同，空权理论家无历史经验可依，只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战争规律和推理的基础之上。他们都认为，飞机的出现使战争形态由平面战争转变为立体战争，空中力量成为“终极的战略武器”，陆战和海战居于次要地位，战略轰炸使战争超越战场作战，直抵敌人后方的战略打击可以彻底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迫使其投降。航天学派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两国将大量战争资源投向战略轰炸部队，对德日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但效果并不理想。不过，核武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航天学派的战略思想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1-16.，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则使之复兴。由于战绩卓著，美国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Maxwell Air Forces Base）在“沙漠风暴行动”完成后挂出了一幅大标语：“米切尔和杜黑胜人一筹！”C G Segre. Giulio Douhet： Strategist， Theorist， Prophet？[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2， 15（3）.美国战略理论和战略史研究者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称，航天学派“‘通过制空权赢得胜利’的诺言在伊拉克空战中得到兑现”。C G Segre. Giulio Douhet： Strategist， Theorist， Prophet？[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2， 15（3）.
除上述几大战略思想流派外，列宁、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革命战争思想被研究者归列为革命学派。革命学派的战略思想对起因于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二）安全研究的多元化范式
与战略研究基于现实主义范式不同，安全研究存在诸多范式之争，这些范式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等。在认识论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范式强调解释性，以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新锐理论强调说明性；在本体论方面，存在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施动者（agent）哪一个更加优先的争论；在方法论方面，存在假设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之间的争论。安全研究领域主要范式的视角、内容与观点，可参见下表。
现实主义流派的安全范式尽管受到的批评最多，但在解释安全问题方面仍是比较有解释力的范式，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决定了国家在维护安全方面的自助性，现实主义主张的以实力求安全确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更受青睐。据托马斯·沃克和杰弗里·莫顿的研究，1995年前后，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40%采用这一范式，而现实主义范式则降至22%。Thomas Walker and Jeffrey Morton. Re-Assessing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Thesis： Is Realism Still Dominant？[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5，7（2）：341-356.该范式认为，安全应包括制度、经济和民主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求安全方面比军事力量更能发挥作用；在国家安全互动方面，主张安全上相互依存的网状模式取代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台球”模式。
建构主义学派的安全范式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强调身份在安全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无政府状态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主观建构的结果。持建构主义安全范式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和奥尔·维夫把安全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提出的“安全化”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新近出现的“批判派”建构主义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安全的内涵有变化的能力，他们研究的就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变化方式”。转引自[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9.
批判主义安全范式是冷戰结束后发展起来的虽非主流但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流派，它有三个基本的安全思想：（1）安全不是随着固有因素或自然因素变化，而是随着主导言论和起伏不定的现实而变化；（2）质疑国家有维护个人安全的能力；（3）安全的首要目的是人类的生存、福祉和解放，其次才是国家的存在和福祉。
（三）和平研究的范式
与安全研究类似，和平研究的范式也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四个流派。现实主义着眼于消极和平，即从霸权或均势的角度构筑与稳定和平；自由主义着眼于积极和平，即通过合作实现和平；建构主义寄望于社会体系中的施动者通过互动与学习，把规则内化和社会化，实现和平，这也应算作着眼于积极和平；批判学派则把和平的愿景寄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上。
学者们应用或综合应用上述四种范式切入和平问题研究形成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之划分为不同的流派。一是“消极和平研究”学派，它把和平界定为“国际系统中的无战争状态”。二是“结构性暴力”学派，认为国内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等国内因素比决策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要。三是“激进、批判的和平研究”学派。耿小曼.和平研究与和平政治学——探讨实现和平可能性的科学[J].政治学研究，2017（6）. 无论是“消极和平研究”学派还是“激进、批判的和平研究”学派，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即一是帮助人们理解了防止战争的条件（消极和平），二是知道了促进和谐关系的条件（积极和平）。比如，通过历史分析，人们认识到1648年前近代欧洲爆发的战争主要源于宗教派别争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教随国定”原则基本铲除了欧洲的这一战争根源；1648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爆发的战争主要是由王位继承引起的；拿破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均势的失衡，1815年维也纳和会确定的均势与补偿原则，与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一道维持了欧洲一百年的和平。参见[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和平研究的主旨。他们认为，大学的风气过于保守，缺乏与决策者的沟通，更别谈影响决策了。而从事和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们则批评和平研究没有走出象牙塔，认为学者们写出的学术论文艰深晦涩，严重影响了和平观念深入大众。为此，美国学者杰尔·杨建议和平研究者应该接地气，着眼大众关心的问题，对危险做出预测，并大力塑造以非暴力解决冲突的观念。参见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
三、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议题
在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议题方面，三者各有侧重。战略研究是在现实主义范式指导下关注国家力量的使用、国家力量与国家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核威慑、理性和战略文化等；安全研究多范式百花竞放，关注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领域和核心价值等内容；和平研究者悲天悯人，重点探讨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冲突现象、缔造和平、战后重建和维持和平等。
（一）战略研究的议题
就研究内容而言，冷战期间的战略研究在现实主义范式指导下关注军事实力的使用、军事力量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运作关系、核战略、核威慑中的“理性决策”（rational decision making）和战略中的文化因素等。
在研究武力的运用艺术方面，战略理论家致力于把战争与战略融合起来研究。由于作战是军人的专门职业，民间思想家虽从书本上可以窥见一二，但难得要领，所以说相关研究主要是职业军人或有过从军经历的人。如前文所述的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均是职业军人，在军队里担任过指挥或参谋角色。
在为达成政治目标使用国家力量研究方面，民间学者成果丰硕。美国学者柯林·格雷、托马斯·谢林、赫德利·布尔等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格雷具有代表性。格雷在战略研究方面虽然涉及面非常广，但关注点集中在军事力量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他认为，战略要综合考虑本国拥有的实力和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使之达到一种平衡。参见：Colin S Gray.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M].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Colin SGray.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for the Next Century[M].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90.
在核时代，核力量建设及其运用自然是战略研究的关注中心，冷战时期尤为如此。1945年核武器问世后，由于核武器杀伤力巨大并能产生极度恐怖的心理效应，几乎所有的国际战略问题都与核武器扯上了关系。
Samuel Glasstone and Philip J Dolan.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M].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1977；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ives of Nuclear Weapons： A Comment[J].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8，13（2）：80-90.就如杜鲁门总统所言，“核能的释放如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也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力量，无法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中来思考它。”Marc Trachtenberg.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Writings on Strategy， 1945-1951[M]. Garland Pub.， 1987：1.在核武器刚刚问世时，美国以雅各布·维纳（J. Viner）和万尼瓦尔·布什（V. Bush）等为代表，英国以布莱克特（P. Blackett）和利德爾·哈特等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关注核问题。参见Bernard Brodie.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Security[R]. Memorandum 18， Yal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45； VBush. Modern Arms and Free Man[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9； Jacob Vin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tomic Bomb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6（1）； PBlackett.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M].London： The Turnstile Press， 1948； BHLiddell Hart. The Revolution if Warfare[M].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在核战略的理论化方面，伯纳德·布罗迪、亨利·基辛格、劳伦斯·弗里德曼等人做出了杰出贡献。布罗迪是第一位将核战略理论系统化的学者。[美]伯纳德·布罗迪等著.绝对武器[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2-5.基辛格对美国在核时代面临的安全难题、有限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看法，赢得了广泛赞誉。参见[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弗里德曼则从核战略演进的角度系统并深入地讨论了核时代的攻防、威慑、有限战争等问题，提出了“战略是不断创造权力的艺术”这一观点。 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冷战结束后，人类进入第二个核时代，以美国学者基思·佩恩为代表的追求绝对安全和防范恐怖分子发动核袭击的核战略思想盛行一时。Keith Payne.The Great American Gamble：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Virginia：National Institute Press， 2008；Keith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M].Kentucky：The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战略领域的理性问题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和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强调战略研究中要重视理性的概念、理性选择、理性决策和理性行为。对于上述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赫德利·布尔做过如下评论：“大量关于军事战略的观点强调某种极其重要人物的理性行为，这些人通常自认为具有极高专门知识的大学教授。”H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M].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1：48.这些“具有极高专门知识的大学教授”中，谢林的贡献最大，他在《武器及其影响》和《冲突战略》两本著作中构建了理性威慑模型，认为共同利益和默契决定着冲突的逻辑，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参见[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战略文化研究方面，有些学者注意到，战略理论构建离不开认知环节，而文化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杰克·施奈德把“文化”对战略思想的影响抽离出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战略文化”概念。Jack LSnyder.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M].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出版了《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引发了又一轮战略文化研究热潮。
（二）安全研究的议题
总体而言，安全研究涉及三类议题。
首先，安全的指涉对象问题。依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的观点，国家是安全的核心指涉对象。他称，“安全是针对安全对象的某种建构，这些对象包括民族、国家、个体、族群、环境或地球自身。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后来传统主义者的‘国际安全’，民族或国家总是分析和规范的对象。”[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但以国家为唯一指涉对象的安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质疑。1980 年出台的“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研究议题。Trevor C Salmon e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61-62.对于非传统安全，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
具体参见王德华.日显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兼论中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M].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6）.，但“人的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一点是存在共识的。把人的安全作为安全的底线与核心“标志着安全研究的历史转型”。[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
其次，在安全领域方面，传统安全研究聚体焦于军事安全，这与战略研究高度重合。随着国家间对抗的弱化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安全研究的其他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将安全划分为五个领域进行专门研究，这五个领域分别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其中军事安全涉及国家军事力量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和国家间彼此的互动；经济安全涉及获取资源、金融和市场的能力；社会安全指一国的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等不受侵犯；环境安全涉及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布贊认为，安全领域的这五个部分“并非彼此孤立的：它们分别突出了安全问题中的某个关键点，确定了特定的政策优先顺序，但都相互交织于一个强大的关联网络之中。”[英]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5.冷战结束后，学者呼吁摆脱冷战时期的安全思维，他们呼吁将资源、生态环境等纳入安全研究议程的声音日高。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J].Foreign Affairs， 1989，68（2）：162-177；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J].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1991，35（1）：15-16.
第三，在安全关注的核心价值方面，如前文所述，安全是指“对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在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核大战始终笼罩着全球，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国家生存是安全的核心价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态势大为缓解，加之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和以环境问题为核心的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人类共同利益遂不断增多。相信，通过各国间不断的互动、学习与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奢望。
（三）和平研究的议题
尽管有学者把和平研究归入战略研究范畴，但实际上二者有明显差异，它更关注冲突的原因，而非武力的使用艺术，所以和平研究的议题多是规范性的、多元的和理想主义的。HeikkiPatomaki. The Challenge of Critical Theories： Peace Research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Century[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1，38（6）：723-737.德国学者埃贡·施皮格尔就认为，和平研究的基本主题包括创建和平文化、把领土争端转变为经济冲突、和平教育、非暴力行动原则等15个方面。[德]埃贡·施皮格尔.和平学的基本主题[J].史学月刊，2013（12）.对国内外已发表的主要和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和平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多学科角度认识战争与冲突现象。战争和冲突是国际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自古皆然。冷战结束后，虽然大国间发生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在主要大国战略核力量库存仍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情况下，危险依然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将对外战略重心由推行全球反恐重新转变成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以印巴和巴以冲突为代表的历史遗留问题仍多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战火还可能重燃；大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重新抬头，影响地区和平环境；国际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每年都要造成至少数千无辜民众丧生。[美]奥德丽·克罗宁.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终结[M].宋德星，蔡焱，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上述因素决定了认识战争与冲突现象仍是从事和平研究的学者关注的核心领域。
相关研究可参见：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eyom Brown.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War[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4； Robert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M].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Lower Dickingson. War： Its Nature， Cause and Cure[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3； Raymond C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二，冲突化解问题。在当前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还只能是坟墓上的和平。虽然前景仍不令人乐观，但当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明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不同，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的价值取向以维持地区稳定为主，而非搅乱国际社会。对外战略价值取向的改变给和平缔造创造了机会，冲突化解问题成为和平研究的重要领域。
第三，和平运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出现过多轮世界和平运动高潮。第一次热潮缘于美苏对抗。1949和1950年，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组织了两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0年和1951年又发起两次大规模和平签名活动。为推动和平运动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和平绝不能坐等，必须去争取”的口号。此外，协调世界各地和平活动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也于1950年底成立。冷战时期的第二次和第三和平运动分别起因于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和80年代北约在西欧部署潘恩中程弹道导弹。冷战结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外交和对阿、对伊战争也在全球引发了和平抗议活动。和平研究非常重视对和平运动的研究，因为它可以为世界和平固本强根。
第四，战后的和平重建问题。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对战后的联邦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意大利进行了较为成功的重建。但这些国家在战争前均为发达国家，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成熟的管理制度与技术，只要注入资本和提供市场，政治和经济发展就会进入正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高度重视国际干预后的地区重建问题。在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发布的《和平议程》文件，明确“支持有助于加强、巩固和平体制的行动，以避免重新爆发冲突”。[英]阿伦·亨特.什么是和平研究——学科发展史[J].学海，2004（3）.
第四，国际维和问题。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越来越重视国际维和行动。在1989年前，联合国总共采取了15次维和行动，用于制止除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的国家间冲突。1989年至2000年，联合国开展了38次维和行动，几乎全部用于缔造国内和平。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国际政治理论试图对国际维和行动进行解释。建构主义认为，维和行动有可能改变国际干预和国家重建的标准，从而改变国家行为体的行为预期，有可能从中产生一种和平文化。David Barash and Charles Webel.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M].Thousand Oaks： Sage， 2002.现实主义者对建构主义的上述观点不以为然，认为维和行动并非有利于重建和平，而是有利于加强主权。Mats Berdal.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effective but Indispensable[J].Survival， 2003， 45（2）.鲁特瓦克的观点较为极端，他认为联合国的国际维和行动只是无谓地延长痛苦，与其这样，不如让战火因产生一个主赢家而自动熄灭，从而产生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这比热衷于挽救几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参见[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74.
四、结 语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战略、安全与和平在内涵界定、研究范式、关切主题、研究目的、学科发展动力方面虽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可以彼此替代。战略研究的议题虽然涉及武力运用、核战略、理性、战略文化等领域，但其关注点均紧密围绕军事力量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他们研究国家为达成政治标如何科学地和艺术性地使用上述力量；安全研究的议题涉及安全的主体、外部威胁类型和需要保护的价值，这三个议题的中心均是对“已获得价值的保护”，即研究保护谁的价值、什么威胁了这些价值、这些价值是什么等；在战略、安全与和平研究方面，后者的发展历史虽然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它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上。由此可见，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战略研究的一端讨论如何实施和赢得战争，和平研究的一端探究如何缔造与维持和平，这两端之间是安全研究，它构成一道长长的频谱，这个频谱从接近冲突与战爭状态的极度不安全到接近和平状态的绝对安全。 参考文献：
[1][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美]奥德丽·克罗宁.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终结[M].宋德星，蔡焱，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
[3]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陈伟华.战略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典范的困境[M].（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9（4）.
[7][美]伯纳德·布罗迪等著.绝对武器[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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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lin S Gray.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for the Next Century[M].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90.
[11]VBush. Modern Arms and Free Man[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9.
[12] Jacob Vin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tomic Bomb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6（1）.
[13]P Blackett.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M].London： The Turnstile Press， 1948.
[14]B H Liddell Hart. The Revolution if Warfare[M].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
[15]A T Mahan.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905.
[16]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892.
[17]Allan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Maha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責任编辑：宋德星）
关键词 战略 安全 和平 概念内涵 学科议题 研究范式
“战略”“安全”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内容上均包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民族等因素，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学科边界难以划分。Terry Terriff，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1.那么，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是否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研究边界果真无法划分吗？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通过梳理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的内涵和研究议题，探究三者的学科发展演进史和研究范式及议题，试图予以解答。
一、战略、安全与和平概念的内涵
通过对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安全与和平研究领域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的考察，笔者认为，战略概念的内涵关注军事力量的运用，安全概念的内涵侧重于“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和平概念的内涵关心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
（一）“战略”概念的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对战略的思考与研究源于战争带来的强大生存压力。最原始的战争以斗力为主，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参战方在“争于气力”的基础上又加上“逐于智谋”，而且斗智成分越来越多，于是战略观念便应运而生。
战略观念的优化源于作战将领对战争史和作战案例的仔细研究和分析。例如近代作战指挥艺术享誉世界的德国“特别注重以战史为教材，借用前车之鉴”。[德]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88.德国的战史教育培育出一大批伟大的战略家，施里芬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84年出任德军大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施里芬在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计划时就是以布匿战争时期的坎农会战为蓝本。Ian Senior.Invasion 1914： The Schlieffen Plan to the Battle of the Marne[M]. Osprey Publishing， 2014（ chapter 1）；[德]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129；另参见[美]巴巴拉·塔奇曼.八月炮火[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2章）。事实证明，在战史中发现的这些作战原则对遂行战争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得到广泛承认。英国《陆军野战条令》指出：“战争的历史研究表明，战争的结局受到某些普遍规则的影响，这些规则逐渐被认可为战争的原则。技术革命、武器的发展和机动能力的提高，使这些原则的运用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改变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Z Lanir. The “Principles of War” and Military Thinking[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3， 16（1）： 1-17.
在中西文词汇中，“战略”概念的形成均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Beatrice Heuster.The Evolution of Strategy： Thinking War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国西晋的司马彪写过一本名为《战略》的著作，隋朝赵裴撰有《战略二十六卷》，都是论述作战谋略。于汝波，刘庆.中国历代战略思想教程[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2.英文“strategy”、法语“stratégie”、德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均是由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演化而来，而“strategos”又由“stratos”（军队）演化而来。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关于西语中“战略”的词源学演变，可参见：[美]爱德华·鲁特瓦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附录I）； Beatrice Heuster.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y： Thinking War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4.由“战略”一词的词源学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西语中“战略”概念同样具有很强的军事属性。不过，由于国家间竞争逐步由军事领域扩大至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战略也变成了一国根据国家目标对国家全部资源进行筹划和运用的科学与艺术。
根据《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一书的主编者威廉森·默里的观点，“战略”的内涵“众所周知地难以界定……许多理论家试图界定这个概念，但到头来只见自己的努力在猛烈的批评之下落花流水。”[美]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尽管如此，对于如此重要的概念，研究者们没有不试图给出自己的定义的。在古典战略家中，曾在拿破仑军队司令部供过职，后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担任过二十余年军事顾问的瑞士战略理论家安东尼·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给战略下的定义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区的艺术”； [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105-106.西方兵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名的《战争论》一书中给战略下的定义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斗争的应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56.西方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认为，战略是“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
转引自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由上述定义可见，古典战略（理论）家均把战略视为在战争中追求胜利使用军事力量的科学和艺术。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没有国家级的战略，早期的古典战略家谈论战略时尚未将战略和战术分开。在他们那里，战略大致相当于“政策”，战术则是对这些政策的贯彻。关于“政策”与“战略”的区分，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42页。罗伯特·奥尼尔在这个意义上称，“我们从书中读到的与希腊人同罗马人之间战争有关的战略，只不过是大战术而已。”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M]// P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N.J.： Princeton， 1986：46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竞争由差不多完全局限在军事领域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战略概念的内涵也大大拓展。如利奥波德·冯·兰克给认为“大国”是“能够扛得住其他所有大国的进攻，即便当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发动进攻……也能够生存下来”。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M].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3：86. 英国著名外交史家A. J. P.泰勒也是从军事斗争的角度看大国地位的获得。他称：“大国，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谋求权力的组织，亦即最终诉诸战争的组织。它们或许还有其他目的——其居民的福利或者统治者的荣耀，但是对它们作为强国最基本的考验是看其是否有能力进行战争。”参见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xxiv.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1953年版《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词典》给战略下的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钮先钟.战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这个定义值得注意之处有三：首先，战略的内涵突破了战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心理等因素；其次，将战略视为艺术和科学，而不像古典战略理论家那样将之视为艺术；再次，它将“发展”也包括在战略的内涵之中。
（二）“安全”概念的内涵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另一个核心概念。诚如巴里·布赞所说，“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一点。”[英]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不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理论学派更偏好用“权势”（power）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理想主义者则更偏好使用“和平”（peace）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权势”更能反映出行为体的动机，它也是实现和平的保障；理想主义者认为，“和平”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诉求，实现了和平，安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关于“安全”概念的内涵，《韦氏国际大词典》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含义：（1）安全的状态或特征，即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不感到恐惧；（2）预防措施和防御手段；（3）维护安全的机构；（4）安全的组成部分，即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参见王凡，卢静主编.国际安全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6.多米尼克·戴维（Dominique David）在《战略词典》中从主观认知的角度给出了如下的“安全”定义：“一个主体认为自己没有面临某种危险的威胁，或者认为即使危险变成现实，自己也有办法应对。”[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
“安全”概念包括“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于1943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一书中提出来的。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3：51.他认为，“如果一国希望避免战争，它并不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冒牺牲其核心价值的风险；而如果遇到挑战，它能够通过打赢战争保住这些核心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3：51.在“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三个概念中，国家安全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个人安全需要国家保护，国际安全的实现需要国家间的合作或奉行审慎的外交政策。
李普曼给国家安全下的定义隐含的意思是国家安全与否和敌国的军事力量有关。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缘着李普曼的思路，对国家安全下了一个更简洁的定义，即“安全指的是对已获得价值的某种程度的保护。”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4）：481-502.换句话说，“安全”作为一种价值，是对衡量一国物质方面拥有数量的“财富”（wealth）和影响或控制他国行动能力的“权势”（power）的保护程度。这也意味着安全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安全衡量的是对已获取价值受到威胁的程度；从主观上来说，衡量的是对这些价值将遭受到的损害所抱的恐惧程度。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概念的弹性很大。不同国家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同集团对同一外部情势做出反应时会有很大差异，一些人往往会夸大危险，而另一些人则会低估危险。所以，在对安全做出评估时，各国的观点差异非常大：有的国家感到近乎根本没有安全或安全感，而有的国家则感到近乎绝对的安全或根本没有恐惧感。所以，“各国为获取更多的安全而做出的努力将会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可能会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完全是正常的，是符合它们的适当的安全预期的，而同样是这些危险，在另一些国家看来则是无法容忍的。”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4）：481-502.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确如沃尔弗斯所言，是一个模糊符号。 另一位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承袭了沃尔弗斯的观点，认为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威胁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以及控制军事力量的研究，探讨可能使用武力的条件，以及使用武力对个人、国家、社会的影响方式，考察国家为准备战争、防止战争爆发和从事战争所采用的政策”。S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35（2）： 212.从这个定义看，沃尔特将安全的主体视为国家，安全的对象设定为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罗伯特·曼德尔把安全界定为：“危及国家政治体制、公众或社会生活方式。国家安全牵涉政府防止此类源头在国外的直接威胁的各项政策。”Robert Mandel. The Changing Fac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ptual Analys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21-22.美国另一位学者穆罕默德·阿约布认为，如果非政治性威胁紧迫到危害国家边界、国家机构或体制生存时，也要纳入国家安全中进行通盘考虑。Mohammed Ayoob.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State Making，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M].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5：9.
综合上述学者所述，安全的内涵可以界定为：通过消除外部的客观威胁或挑战和心理上的恐惧感，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权力、财富、生活方式等已获价值的保护。换句话说，安全的内涵涉及如下五个问题：（1）要保护的价值是什么；（2）这些价值面临什么样的威胁；（3）如何看待和保护这些价值；（4）由谁来保护这些价值；（5）由谁支付安全成本。
（三）“和平”概念的内涵
和平研究在西方的发端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的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试图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探讨帝国主义扩张及帝国主义战争。
参见：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M]. New York： James Pott & Company， 190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出版了一百余万字的巨著——《战争研究》，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战争现象进行纵向和横向分析，引起广泛学术影响。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M].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尽管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专门的和平问题研究机构的设置直到1948年才出现。是年，“兄弟会”资助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和平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和平问题的机构。十一年后，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挪威的奥斯陆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并创办《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6年，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此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创建从事和平研究的学术机构。刘琛.和平学理论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1）.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全球42个国家的381所高校开展了和平研究，其中美国约有136所高校设置了和平研究专业。
司德坤.和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5）.
学术界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和平”概念的内涵。西欧和北美学派倾向于广义的和平定义，即不存在战争、暴力和敌对的“非战争状态”才是和平。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西弗认为，世界和平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个人思想的一致性、宗教奉献的一致性、日常工作的一致性以及与他人产生和谐关系的一致性。这层含义上的和平超越了理解。第二层含义指世界上不仅没有战争发生，也没有冲突发生。这层含义上的和平被称为伊甸园状态下的和平，除非世界上消除了作为解决沖突手段的战争以及寻找到预防冲突的手段，否则，这层含义上的和平在最近一时期内不会出现。第三层含义指世界上没有战争发生，但各国间仍有冲突存在，解决冲突的手段不是使用战争工具而是使用某种机制的约束。”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进一步认为，和平是“两个敌对的政治团体之间不存在以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持续猜疑的状态”。Raymond Aron.Peace， Needs and Utopia[M].Duntroon： Mimeo Royal Military College， 1984：2.
以约翰·加尔通为代表的北欧学派则从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和间接暴力（indirect violence）的角度界定和平。在直接暴力方面，施暴的主体是国家、次国家行为体或个人，施暴结果是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些暴力用肉眼就可以辨识，故称为直接暴力。与直接暴力相对应的是间接暴力，它又可以分为“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和“文化性暴力”（cultural violence）。结构性暴力来自社会体系因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公导致的歧视和偏见。在不发达国家或缺少法治的国家，结构性暴力表现比较突出。就国际政治而言，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也是结构性暴力的体现。文化性暴力使结构性暴力固化，使歧视与偏见“合法化”。在加尔通看来，直接暴力形成的惨景吸引了绝大部分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的注意力，但间接暴力造成的潜在后果更大。只有消除不依靠威胁使用武力进行胁迫或通过威慑防止战争发生的结构性暴力，积极的和平才能实现。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9， 6（3）： 171； John W Burt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6-7. 广义和平和狭义和平也可用“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来指代。广义和平即“战争的缺场”。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曾对这种和平定义进行过讽刺。“把那变成一片废墟，还称之为和平。”[英]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J].学海，2004（4）.1991年8月6日，纪念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和平声明》（the Hiroshima Peace Declaration）超越了和平“是战争缺场”的思维，对和平的内涵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积极的和平观”：“和平当然不仅仅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同样也意味着消除饥馑、贫困、暴力、对人权的威胁、难民问题、全球环境污染， 以及许多其他对和平的威胁， 并且它还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人们能够过上富足有意义生活的环境”。[英]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J].学海，2004（4）.
综上所述，从学术界对和平概念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来，它与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中主要着眼现实不同，而是在研究目的上带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二、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范式
“范式”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是指某一学科的研究群体在一个时期内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共同信念。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章）.就认识论而言，库恩与黑格尔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反对知识起源于经验，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并不是首先对事物具有直接的经验，然后再对他们做出解释；我们只是首先处于一个特定的概念预设框架之中，才有了对事物的经验。”[英]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因此，“范式一改变，这个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对“钟摆运动”的不同解释为例说明“范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钟摆运动是由重物的本性引起的，而伽利略则在钟摆运动中看到“落体重量和下落速率间的不相干性”，并得出了“斜坡垂直高度与下滑物体终端速度之间的关系”。[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在上述单摆运动的例子中，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对单摆运动理解的差异不是由观察到的经验事例引起的，而是源于新的概念范式。在战略、安全和和平问题研究方面，研究者也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关注重点，选择不同的研究范式，解释现象，寻求规律。
（一）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与流派
就研究范式而言，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诸多理论的集合体，如汉斯·摩根索强调国家追逐强权、肯尼思·华尔兹强调国家更注重安全、罗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强调国际体系的自助性等。[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6.就其内部派别而言，现实主义安全范式还可细分为古典现实主义范式、新现实主义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范式、防御性现实主义范式、动机现实主义范式等流派[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16-39.，不过，这些不同的派别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对人类进步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暴力是国际政治中恒久的现象，暴力现象只能靠强权解决，而不能靠訴诸正义观念来实现。现实主义的主要假设基本上被战略理论家吸收了。按肯·布思的说法，“战略是现实主义下的概念，研究领域是如何运用武装力量达到政治目的。”Ken Booth. Strategy[M]//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London： Mansfield Publishing Limited， 1994：109.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战略研究，按研究者所持的观点可分为大陆学派（The Continental School）、海洋学派（The Maritime School）、航天学派（The Aerospace School）和革命学派（The Revolutionary School）。[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79：48.
大陆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哈尔福德·麦金德、贝西尔·利德尔-哈特和中国兵圣孙子等。其中，以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提倡进攻性战略理论的战略家认为海（空）军的主要任务只是把作战部队投送到战场。同为进攻性战略的倡导者，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理论侧重点上也存在明显不同：前者从实践的角度研究战争，后者却是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战争；若米尼认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决定点”，而克劳塞维茨关注的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敌人的组织中的“力量重心”。参见：[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此外，他们还笃信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利德尔-哈特和孙子更倾向于防御性战争，强调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间接行动获取胜利。
海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和阿尔弗雷德·马汉。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就认识到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0.系统论证海权与霸权关系的思想家是美国海军少将马汉。马汉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在海军服役长达47年，官至海军学院院长和巡洋舰舰长。关于马汉的生凭，参见Charles C Taylor. 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Naval Philosopher[M].London， 1920.他一生专攻海权问题，著作等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其他重要著作包括：A T Mahan.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905；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892；A T Mahan. The Life of Nelson：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a Power of Great Britai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 Allan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马汉的海权思想的核心是认为拥有强大的能控制海洋的海军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参见[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GuiloDouhet）、美国人威廉·米切尔（Billy Mitchell）和俄裔美国人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e Trenchard）是航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空中力量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E Warner. Douhet， Mitchell， Seversky： Theories of Air Warfare. in E. M.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 Princeton， 1993： 498.与大陆学派和海洋学派把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不同，空权理论家无历史经验可依，只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战争规律和推理的基础之上。他们都认为，飞机的出现使战争形态由平面战争转变为立体战争，空中力量成为“终极的战略武器”，陆战和海战居于次要地位，战略轰炸使战争超越战场作战，直抵敌人后方的战略打击可以彻底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迫使其投降。航天学派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两国将大量战争资源投向战略轰炸部队，对德日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但效果并不理想。不过，核武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航天学派的战略思想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1-16.，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则使之复兴。由于战绩卓著，美国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Maxwell Air Forces Base）在“沙漠风暴行动”完成后挂出了一幅大标语：“米切尔和杜黑胜人一筹！”C G Segre. Giulio Douhet： Strategist， Theorist， Prophet？[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2， 15（3）.美国战略理论和战略史研究者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称，航天学派“‘通过制空权赢得胜利’的诺言在伊拉克空战中得到兑现”。C G Segre. Giulio Douhet： Strategist， Theorist， Prophet？[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2， 15（3）.
除上述几大战略思想流派外，列宁、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革命战争思想被研究者归列为革命学派。革命学派的战略思想对起因于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二）安全研究的多元化范式
与战略研究基于现实主义范式不同，安全研究存在诸多范式之争，这些范式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等。在认识论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范式强调解释性，以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新锐理论强调说明性；在本体论方面，存在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施动者（agent）哪一个更加优先的争论；在方法论方面，存在假设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之间的争论。安全研究领域主要范式的视角、内容与观点，可参见下表。
现实主义流派的安全范式尽管受到的批评最多，但在解释安全问题方面仍是比较有解释力的范式，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决定了国家在维护安全方面的自助性，现实主义主张的以实力求安全确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更受青睐。据托马斯·沃克和杰弗里·莫顿的研究，1995年前后，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40%采用这一范式，而现实主义范式则降至22%。Thomas Walker and Jeffrey Morton. Re-Assessing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Thesis： Is Realism Still Dominant？[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5，7（2）：341-356.该范式认为，安全应包括制度、经济和民主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求安全方面比军事力量更能发挥作用；在国家安全互动方面，主张安全上相互依存的网状模式取代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台球”模式。
建构主义学派的安全范式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强调身份在安全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无政府状态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主观建构的结果。持建构主义安全范式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和奥尔·维夫把安全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提出的“安全化”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新近出现的“批判派”建构主义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安全的内涵有变化的能力，他们研究的就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变化方式”。转引自[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9.
批判主义安全范式是冷戰结束后发展起来的虽非主流但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流派，它有三个基本的安全思想：（1）安全不是随着固有因素或自然因素变化，而是随着主导言论和起伏不定的现实而变化；（2）质疑国家有维护个人安全的能力；（3）安全的首要目的是人类的生存、福祉和解放，其次才是国家的存在和福祉。
（三）和平研究的范式
与安全研究类似，和平研究的范式也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四个流派。现实主义着眼于消极和平，即从霸权或均势的角度构筑与稳定和平；自由主义着眼于积极和平，即通过合作实现和平；建构主义寄望于社会体系中的施动者通过互动与学习，把规则内化和社会化，实现和平，这也应算作着眼于积极和平；批判学派则把和平的愿景寄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上。
学者们应用或综合应用上述四种范式切入和平问题研究形成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之划分为不同的流派。一是“消极和平研究”学派，它把和平界定为“国际系统中的无战争状态”。二是“结构性暴力”学派，认为国内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等国内因素比决策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要。三是“激进、批判的和平研究”学派。耿小曼.和平研究与和平政治学——探讨实现和平可能性的科学[J].政治学研究，2017（6）. 无论是“消极和平研究”学派还是“激进、批判的和平研究”学派，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即一是帮助人们理解了防止战争的条件（消极和平），二是知道了促进和谐关系的条件（积极和平）。比如，通过历史分析，人们认识到1648年前近代欧洲爆发的战争主要源于宗教派别争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教随国定”原则基本铲除了欧洲的这一战争根源；1648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爆发的战争主要是由王位继承引起的；拿破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均势的失衡，1815年维也纳和会确定的均势与补偿原则，与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一道维持了欧洲一百年的和平。参见[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和平研究的主旨。他们认为，大学的风气过于保守，缺乏与决策者的沟通，更别谈影响决策了。而从事和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们则批评和平研究没有走出象牙塔，认为学者们写出的学术论文艰深晦涩，严重影响了和平观念深入大众。为此，美国学者杰尔·杨建议和平研究者应该接地气，着眼大众关心的问题，对危险做出预测，并大力塑造以非暴力解决冲突的观念。参见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
三、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议题
在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议题方面，三者各有侧重。战略研究是在现实主义范式指导下关注国家力量的使用、国家力量与国家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核威慑、理性和战略文化等；安全研究多范式百花竞放，关注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领域和核心价值等内容；和平研究者悲天悯人，重点探讨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冲突现象、缔造和平、战后重建和维持和平等。
（一）战略研究的议题
就研究内容而言，冷战期间的战略研究在现实主义范式指导下关注军事实力的使用、军事力量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运作关系、核战略、核威慑中的“理性决策”（rational decision making）和战略中的文化因素等。
在研究武力的运用艺术方面，战略理论家致力于把战争与战略融合起来研究。由于作战是军人的专门职业，民间思想家虽从书本上可以窥见一二，但难得要领，所以说相关研究主要是职业军人或有过从军经历的人。如前文所述的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均是职业军人，在军队里担任过指挥或参谋角色。
在为达成政治目标使用国家力量研究方面，民间学者成果丰硕。美国学者柯林·格雷、托马斯·谢林、赫德利·布尔等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格雷具有代表性。格雷在战略研究方面虽然涉及面非常广，但关注点集中在军事力量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他认为，战略要综合考虑本国拥有的实力和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使之达到一种平衡。参见：Colin S Gray.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M].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Colin SGray.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for the Next Century[M].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90.
在核时代，核力量建设及其运用自然是战略研究的关注中心，冷战时期尤为如此。1945年核武器问世后，由于核武器杀伤力巨大并能产生极度恐怖的心理效应，几乎所有的国际战略问题都与核武器扯上了关系。
Samuel Glasstone and Philip J Dolan.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M].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1977；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ives of Nuclear Weapons： A Comment[J].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8，13（2）：80-90.就如杜鲁门总统所言，“核能的释放如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也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力量，无法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中来思考它。”Marc Trachtenberg.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Writings on Strategy， 1945-1951[M]. Garland Pub.， 1987：1.在核武器刚刚问世时，美国以雅各布·维纳（J. Viner）和万尼瓦尔·布什（V. Bush）等为代表，英国以布莱克特（P. Blackett）和利德爾·哈特等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关注核问题。参见Bernard Brodie.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Security[R]. Memorandum 18， Yal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45； VBush. Modern Arms and Free Man[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9； Jacob Vin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tomic Bomb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6（1）； PBlackett.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M].London： The Turnstile Press， 1948； BHLiddell Hart. The Revolution if Warfare[M].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在核战略的理论化方面，伯纳德·布罗迪、亨利·基辛格、劳伦斯·弗里德曼等人做出了杰出贡献。布罗迪是第一位将核战略理论系统化的学者。[美]伯纳德·布罗迪等著.绝对武器[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2-5.基辛格对美国在核时代面临的安全难题、有限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看法，赢得了广泛赞誉。参见[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弗里德曼则从核战略演进的角度系统并深入地讨论了核时代的攻防、威慑、有限战争等问题，提出了“战略是不断创造权力的艺术”这一观点。 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冷战结束后，人类进入第二个核时代，以美国学者基思·佩恩为代表的追求绝对安全和防范恐怖分子发动核袭击的核战略思想盛行一时。Keith Payne.The Great American Gamble：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Virginia：National Institute Press， 2008；Keith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M].Kentucky：The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战略领域的理性问题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和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强调战略研究中要重视理性的概念、理性选择、理性决策和理性行为。对于上述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赫德利·布尔做过如下评论：“大量关于军事战略的观点强调某种极其重要人物的理性行为，这些人通常自认为具有极高专门知识的大学教授。”H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M].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1：48.这些“具有极高专门知识的大学教授”中，谢林的贡献最大，他在《武器及其影响》和《冲突战略》两本著作中构建了理性威慑模型，认为共同利益和默契决定着冲突的逻辑，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参见[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战略文化研究方面，有些学者注意到，战略理论构建离不开认知环节，而文化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杰克·施奈德把“文化”对战略思想的影响抽离出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战略文化”概念。Jack LSnyder.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M].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出版了《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引发了又一轮战略文化研究热潮。
（二）安全研究的议题
总体而言，安全研究涉及三类议题。
首先，安全的指涉对象问题。依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的观点，国家是安全的核心指涉对象。他称，“安全是针对安全对象的某种建构，这些对象包括民族、国家、个体、族群、环境或地球自身。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后来传统主义者的‘国际安全’，民族或国家总是分析和规范的对象。”[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但以国家为唯一指涉对象的安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质疑。1980 年出台的“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研究议题。Trevor C Salmon e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61-62.对于非传统安全，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
具体参见王德华.日显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兼论中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M].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6）.，但“人的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一点是存在共识的。把人的安全作为安全的底线与核心“标志着安全研究的历史转型”。[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
其次，在安全领域方面，传统安全研究聚体焦于军事安全，这与战略研究高度重合。随着国家间对抗的弱化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安全研究的其他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将安全划分为五个领域进行专门研究，这五个领域分别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其中军事安全涉及国家军事力量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和国家间彼此的互动；经济安全涉及获取资源、金融和市场的能力；社会安全指一国的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等不受侵犯；环境安全涉及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布贊认为，安全领域的这五个部分“并非彼此孤立的：它们分别突出了安全问题中的某个关键点，确定了特定的政策优先顺序，但都相互交织于一个强大的关联网络之中。”[英]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5.冷战结束后，学者呼吁摆脱冷战时期的安全思维，他们呼吁将资源、生态环境等纳入安全研究议程的声音日高。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J].Foreign Affairs， 1989，68（2）：162-177；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J].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1991，35（1）：15-16.
第三，在安全关注的核心价值方面，如前文所述，安全是指“对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在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核大战始终笼罩着全球，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国家生存是安全的核心价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态势大为缓解，加之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和以环境问题为核心的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人类共同利益遂不断增多。相信，通过各国间不断的互动、学习与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奢望。
（三）和平研究的议题
尽管有学者把和平研究归入战略研究范畴，但实际上二者有明显差异，它更关注冲突的原因，而非武力的使用艺术，所以和平研究的议题多是规范性的、多元的和理想主义的。HeikkiPatomaki. The Challenge of Critical Theories： Peace Research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Century[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1，38（6）：723-737.德国学者埃贡·施皮格尔就认为，和平研究的基本主题包括创建和平文化、把领土争端转变为经济冲突、和平教育、非暴力行动原则等15个方面。[德]埃贡·施皮格尔.和平学的基本主题[J].史学月刊，2013（12）.对国内外已发表的主要和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和平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多学科角度认识战争与冲突现象。战争和冲突是国际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自古皆然。冷战结束后，虽然大国间发生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在主要大国战略核力量库存仍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情况下，危险依然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将对外战略重心由推行全球反恐重新转变成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以印巴和巴以冲突为代表的历史遗留问题仍多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战火还可能重燃；大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重新抬头，影响地区和平环境；国际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每年都要造成至少数千无辜民众丧生。[美]奥德丽·克罗宁.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终结[M].宋德星，蔡焱，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上述因素决定了认识战争与冲突现象仍是从事和平研究的学者关注的核心领域。
相关研究可参见：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eyom Brown.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War[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4； Robert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M].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Lower Dickingson. War： Its Nature， Cause and Cure[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3； Raymond C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二，冲突化解问题。在当前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还只能是坟墓上的和平。虽然前景仍不令人乐观，但当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明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不同，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的价值取向以维持地区稳定为主，而非搅乱国际社会。对外战略价值取向的改变给和平缔造创造了机会，冲突化解问题成为和平研究的重要领域。
第三，和平运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出现过多轮世界和平运动高潮。第一次热潮缘于美苏对抗。1949和1950年，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组织了两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0年和1951年又发起两次大规模和平签名活动。为推动和平运动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和平绝不能坐等，必须去争取”的口号。此外，协调世界各地和平活动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也于1950年底成立。冷战时期的第二次和第三和平运动分别起因于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和80年代北约在西欧部署潘恩中程弹道导弹。冷战结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外交和对阿、对伊战争也在全球引发了和平抗议活动。和平研究非常重视对和平运动的研究，因为它可以为世界和平固本强根。
第四，战后的和平重建问题。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对战后的联邦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意大利进行了较为成功的重建。但这些国家在战争前均为发达国家，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成熟的管理制度与技术，只要注入资本和提供市场，政治和经济发展就会进入正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高度重视国际干预后的地区重建问题。在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发布的《和平议程》文件，明确“支持有助于加强、巩固和平体制的行动，以避免重新爆发冲突”。[英]阿伦·亨特.什么是和平研究——学科发展史[J].学海，2004（3）.
第四，国际维和问题。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越来越重视国际维和行动。在1989年前，联合国总共采取了15次维和行动，用于制止除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的国家间冲突。1989年至2000年，联合国开展了38次维和行动，几乎全部用于缔造国内和平。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国际政治理论试图对国际维和行动进行解释。建构主义认为，维和行动有可能改变国际干预和国家重建的标准，从而改变国家行为体的行为预期，有可能从中产生一种和平文化。David Barash and Charles Webel.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M].Thousand Oaks： Sage， 2002.现实主义者对建构主义的上述观点不以为然，认为维和行动并非有利于重建和平，而是有利于加强主权。Mats Berdal.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effective but Indispensable[J].Survival， 2003， 45（2）.鲁特瓦克的观点较为极端，他认为联合国的国际维和行动只是无谓地延长痛苦，与其这样，不如让战火因产生一个主赢家而自动熄灭，从而产生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这比热衷于挽救几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参见[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74.
四、结 语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战略、安全与和平在内涵界定、研究范式、关切主题、研究目的、学科发展动力方面虽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可以彼此替代。战略研究的议题虽然涉及武力运用、核战略、理性、战略文化等领域，但其关注点均紧密围绕军事力量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他们研究国家为达成政治标如何科学地和艺术性地使用上述力量；安全研究的议题涉及安全的主体、外部威胁类型和需要保护的价值，这三个议题的中心均是对“已获得价值的保护”，即研究保护谁的价值、什么威胁了这些价值、这些价值是什么等；在战略、安全与和平研究方面，后者的发展历史虽然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它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上。由此可见，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战略研究的一端讨论如何实施和赢得战争，和平研究的一端探究如何缔造与维持和平，这两端之间是安全研究，它构成一道长长的频谱，这个频谱从接近冲突与战爭状态的极度不安全到接近和平状态的绝对安全。 参考文献：
[1][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美]奥德丽·克罗宁.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终结[M].宋德星，蔡焱，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
[3]巴里·布赞.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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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M].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td.， 1892.
[17]Allan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Maha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責任编辑：宋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