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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外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条件下，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本土关联的视角出发，研究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发现市场导向型外资有利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同时，外资进入价值链的上游环节，有助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导向型外资及进入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外资，能带动更大程度的本地配套和本土关联，且该效应在机电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外资进入对国内本土关联的拉动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配套需求及中间品供给。着眼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提升外资结构，优化外资布局。
关键词 内销倾向 全球价值链定位 出口附加值
一、引 言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产业国际转移，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市场的扩大带动本土制造和出口能力的迅速提升。2009年中国出口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尽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中国出口仍震荡中不断走高，2014年达创纪录的2.34万亿美元，始终稳居世界首位。
然而，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中国获得了多少的真实收益呢？芭比娃娃、iPhone手机等案例揭示出一个道理：在以价值链分工為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加工制造环节的出口国仅仅获取了其间微不足道的贸易利益。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分配，Hummels等（2001）提出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及核算方法，Lawrence（2007）构建了中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国内增加值及就业的贡献。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建立并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增加值分解理论框架，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多国贸易收益及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以中国、墨西哥为代表的加工制造国出口中包含着大量中间品提供国的贸易增加值，在全球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载体，通过跨国公司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得以形成规模巨大的出口能力，由此引出的命题是：外资进入是如何影响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已有文献更多是基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规模影响的视角，如Aitken（1997）、Kokko 等（2001）、Alvarez 等（2008）通过多国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东道国出口增长；Zhang 和 Song（2000）、Sun（2001）则以中国为案例，发现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约占六成。关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文献，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研究发现外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率提升，其中，发达国家外资是主要推动力。黎峰（2016）在核算属权要素出口增加值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外资进入不利于中国基于属权要素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攀升，出口增加值规模不断提升的背后，掩盖了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滑的事实。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视角，但不足在于：首先，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视角，强调外部要素流入显著改变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影响了该国出口贸易或出口附加值。事实上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而言，本土关联和本地配套水平的高低仍然是影响该国出口附加值的重要因素，该视角对于探讨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不可忽视。其次，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事实上相同规模的外资进入，外资的成本导向或市场导向差异，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此，本文基于本土关联视角讨论外资行为特征异质性对中国省级行业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及其机理原因，可能的创新之处有：首先，在对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MRIO）改进基础上，借鉴Koopman等（2014）的增加值分解方法把中国出口增加值进一步细分到省级行业层面。其次，通过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省级行业的成本导向及市场导向特征。第三，通过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中国各省级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由此度量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及假说；第三部分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与行业出口附加值情况进行初步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及基准回归；第五部分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分析；最后是基本结论及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
有关出口附加值的决定，已有文献包括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黎峰（2016）等。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指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而决定其出口附加值含量高低。然而，就本土关联的视角而言，更多依赖中间品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其单位出口产品的国外成分必定相应更高，国内附加值部分则相应减少。而对于本土配套体系更加完整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对外出口将带动生产规模及本土关联的扩大，因而意味着相对更高的国内附加值水平。
通常而言，本土配套体系和本土关联是在本地市场效应（market potential）及较低交易成本条件下，国内企业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展开专业化合作与分工。然而，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及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资进入必定对东道国国内本土配套体系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着东道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类似的研究包括Poncet（2003）、范爱军等（2007）、刘小勇和李真（2008）、陆铭和陈钊（2009）等的著作，其均发现外资进入反而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贸易壁垒，阻碍国内配套体系的进一步形成。与之相反的是，陈敏等（2007）的研究却显示，外资进入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内区域分割，有利于本土关联的建立。然而遗憾的是，以上文献均没有进一步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异质性，因而难以全面揭示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所在。 事实上，外资进入的行为方式特征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如资源获取型、成本导向型外资通常是为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而进入东道国，其行为特征更多表现为在原料供给地或劳动力密集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大量采购当地原材料和雇佣本地工人。而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外资则通常采取股权投资及兼并收购的方式获取东道国市场渠道及关键技術（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此外，更多文献以外资来源地差异来度量外资进入的行为差异，进而对外资进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展分析，如Li 和 Liu（2005）、江锦凡（2004）、盛丹（2013）、钟昌标等（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1。
假说1：外资进入的行为导向差异，是影响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含量的重要因素。
另一类研究关注了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如Gereffi（2001）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治理，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以此为思路，Blomstrm 和Kokko（1998）、Halpern等（2010）、Kugler 和Verhoogen（2012）、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均发现跨国公司进入价值链上游，有利于为下游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进而推动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及出口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2。
假说2：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是影响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含量的重要因素。
三、特征事实及统计分析
（一）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分解及核算
对于省级出口主体而言，其产品出口的增加值部分可能表现为五种情形：一是直接出口，其中包括以最终品形式出口，并被外国（地区）直接消费（情形1），及以中间品形式出口，被进口国（地区）加工后本地消费（情形2）；二是间接出口，其中包括通过国内其他省（市）加工并出口到外国（地区）（情形3），以及通过进口国（地区）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情形4）；三是增值折返，即本省的出口经过外国（地区）加工后又进口回本地（情形5）。以上五种情形称为出口增加值（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DC），而由于增值折返仍然是通过本地消费实现的，因而，前四种情形称为增加值出口（valueadded exports， VT）。
同样，省级出口包含的外地增加值（foreign valueadded，FV）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使用了国内其他省（市）的中间投入而包含的其他省（市）的增加值（情形6），二是由于使用了进口中间投入而包含的外国（地区）的增加值（情形7）。
在构建投入产出分解模型基础上，通过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以出口增加值率（VAR=VA/EX）作为衡量指标（Koopman et al.， 2008），可以核算出中国省级行业的出口附加值情况。
由图1可见，在中国各省级纺织行业中，出口增加值率较高的为包括宁夏、甘肃、吉林、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而出口规模较大的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纺织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水平相对较低。
（二）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
按照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标及诉求差别，外商直接投资大概可以分为成本导向型（资源寻求及劳动力寻求）、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三大类，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科技及创新水平相对落后，本文主要考虑以获取低成本要素为目标的成本导向型外资及以占领中国市场为诉求的市场导向型外资两种情况。
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黎峰（2017b）的思路和处理方法，以外资销售倾向来刻画其进入导向，外资内销倾向外资内销倾向=（外资销售产值-外资出口交货值）/外资销售产值。越高表示外资的市场导向特征明显，反之则成本导向特征显著。通过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外资出口值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借鉴盛斌（2002）、周申（2006）的做法，根据进口商品的HS编码进行行业归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进口商品的消费地进行区域划分，使之与省级行业层面相匹配。，得以测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省级行业的成本导向及市场导向特征。如图2所示，外资进入导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即进入江苏、北京、广东、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而进入新疆、宁夏、甘肃、河南等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更多表现为成本导向型特征。
此外，借鉴Meng 等（2017a，2016b）的做法，在对省级出口增加值分解及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借鉴Koopman 等（2010）的全球价值链指标Koopman等（2010）的全球价值链定位（GVC_position）指标为GPOit=ln（1+ivitXit）-ln（1+FVitXit），其中，ivit、FVit及Xit分别为地区i部门t出口实现的间接流出增加值、其他地区增加值及国内流出总额。该指标越大，表明该部门更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中间品，其全球价值链定位更加靠近价值链上游，反之则反是。，可以核算出中国各省级行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情况。
图3显示了中国各省纺织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可见以吉林、山西、黑龙江、贵州、甘肃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相对靠近上游，可能的解释在于以上地区多为自然资源能源丰裕地区，随着初级资源能源出口规模增加，更多地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原材料中间品，从而扮演了“资源能源供给者”角色。反观以广东、天津、上海、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却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其原因可能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以“加工制造者”的角色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多依靠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出口，“进口引致型出口”模式自然决定了其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定位。
在分别核算出各省级部门出口增加值率及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基础上，分别就外资进入导向、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定位与其出口增加值率进行散点图统计分析。由图4可以初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与该部门出口附加值率呈现明显的正比关系，即外资越是倾向于本地市场销售，该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越高；二是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环节与该部门出口附加值率明显正相关，即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越高，该部门的出口附加值水平越高。 四、计量模型设定及基准回归
在初步统计描述分析之后，有必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基于前文理论假说及既有文献，本文构建省级部门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重点探讨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及其全球价值链环节差异对该部门出口增加值率的影響。
其中，被解释变量VARit为中国省级行业i在t时期的出口增加值率，其数据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核算而得。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FDI为该部门的外资进入规模，以外资进入密度即外资进入规模占部门产出比来衡量，为避免取对数为0的情况，以ln（FDIit+1）来衡量外资进入规模，以此分析外资进入规模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MO（market oriental）为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数据在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基础上核算而得，以此探讨外资进入导向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GPO（GVC position）为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数据在各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基础上，按照Koopman等（2010）的思路核算而得，以此分析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
控制变量X包括：要素禀赋结构（endowment， ED），以资本-劳动比（K/L）衡量部门的要素禀赋结构，由此控制要素禀赋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规模经济水平（scale economy， SE），以工业部门企业平均产出水平衡量规模经济水平，以此控制规模经济水平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GDP平减指数统一为2000年的价格，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hare of SOEs， SOEit），以各部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来衡量该部门的国有经济比重，以此来分析国有经济垄断程度或市场化水平是否会对部门出口增加值水平产生影响，为避免取值为0的情况，以SOEit+1来衡量各部门的国有经济比重，数据来源为相应年度各省市统计年鉴；
此外，还引入两个交互项，一是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内销倾向的交互项FDI* MO，由此探讨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提高，外资内销倾向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变化情况；二是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交互项FDI* GPO，以此反映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提高，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变化情况。
在建立计量模型基础上，首先，分别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进入规模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中国加速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却随之下滑。可能的原因在于全球生产网络对国内原有配套体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更多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生产模式意味着相对较低的国内附加值。
就本文关心的外资行为特征指标而言，外资内销倾向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导向型外资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水平。可能的解释为，相对于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出口加工型生产模式，市场导向型外资更多采用的是本土化采购和国内销售，更多的本土关联自然意味着较高的出口附加值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市场导向对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作用呈现逐渐递增状态，表明更多市场导向型外资的集聚，有利于推动本土配套能力显著增强，由此提升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整体水平。
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现显著性稍弱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越靠近上游，对于提升该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愈加有利。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外资更多进入中国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生产环节，将大大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的技术含量，下游制造商更多倾向于用国内采购替代中间品进口，由此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水平得以提升，该结论也与Blomstrm和 Kokko（1998）、Halpern 等（2010）、Kugler 和Verhoogen（2012）、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的研究相一致。同样，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国产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效应愈发明显，说明外资在价值链上游生产环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国内含量。
就控制变量而言，部门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其出口增加值率提升，这也与大多数主流文献结论相一致。行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其出口附加值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在于，随着行业规模经济的逐步扩大，要求市场边界不断延伸，由此更加倾向于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导致生产的国内含量趋于下降。此外，国有经济比重与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呈现显著性较弱的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表明国有垄断可能不利于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及行业转型升级。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分别采用四种方法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一是内生性问题的探讨。考虑到外资进入与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以1995年各部门外资出口占比作为外资进入规模的工具变量经检验，该工具变量与进口规模高度相关，且由F值可判定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对（4）式进行再检验。二是核心解释变量的重新核算，即借鉴Antràs 等（2012）的上游度指标对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进行重新估算；三是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即利用2010年和2002年的数据，使用差分方程估计法对基准回归式进行再估计；四是变换样本量，即剔除四大直辖市指标对基准回归式进行再估计。稳健性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来看，尽管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重新估计，大多数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表明以上结论相对稳健和可信。即外资进入规模扩大，不利于工业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市场导向型外资进入越多，以及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越靠近上游环节，越有利于出口部门国内增加值含量的提高。
五、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分析
前文的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初步探讨了外资进入行为对中国工业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机制原理，需要对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做进一步的传导机制分析。
从本土关联的视角出发，外资进入及其不同行为方式首先影响的是东道国国内生产配套体系，通过拉动更多国内上下游关联提升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含量，抑或由于替代部分国内生产配套而降低生产的附加值水平。本文构建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国内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规模影响的计量模型，由此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省级行业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本土关联传导机制进行研
其中，被解释变量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intermediate goods，INT）以省级行业间中间品流入规模来衡量，INTtijs则表示地区i行业s从地区j调入的中间品总额，数据来源为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
核心解释变量FDI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外资进入规模，MO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外资内销倾向，GPOtis则代表外资进入地区i行业s的全球价值链环节，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同上。
控制变量X包括：D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产出规模，以此控制该行业对中间品的需求水平；Stjs代表地区j行业s的中间品总产出，以此控制该行业的中间品供给水平。以上数据同样来源于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distij表示地区i和地区j省会城市的地理距离，以此控制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省际公路里程表。此外，借鉴桂琦寒等（2007）的相对价格指数参照桂琦寒等（2006）的做法，采用相对价格指数分析方法计算区域间双边市场分割程度。首先计算出区域间16类主要商品零售价格的环比指数差异DQtijk=ln（Ptik/Pt-1ik）-ln（Ptjk/Pt-1jk），其中Ptik、Pt-1ik分别表示区域i第k种商品第t和t-1年度的零售价格，Ptjk、Pt-1jk则分别表示区域j第k种商品第t和t-1年度的零售价格。其次，采用去均值（demean）方法消除與该特定商品种类相联系的固定效应，得到仅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相关部分qtijk=ΔQtijk-Qtk，其中，Qtk代表区域间第k种商品零售价格差异的均值。最终用以计算方差的相对价格变动部分Var（qtijk）来衡量区域间双边市场分割程度。来衡量地区间的区域分割程度（segij），以此控制区域间贸易壁垒，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借鉴黎峰（2017a）的做法参照黎峰（2017）的做法，考虑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及安徽）、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环渤海经济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山东、内蒙古五省区，以及北京和天津两市）三大经济圈。 ，引入区域一体化的虚拟变量（ ），即如地区i和地区j同处于国内经济圈，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此外，仍然引入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内销倾向的交互项FDI* MO，及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交互项FDI* GPO，以此度量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对行业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程度的变化。
在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基础上，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按照外资进入的行业性质差异，把外资进入划分为一般制造部门包括纺织服装制造部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部门、金属制品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化学工业部门、造纸印刷部门。和机电制造部门包括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部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部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部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部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部门。两组，在此基础上对（5）式进行回归，由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一般制造部门，随着机电部门利用外资规模的增长，对该部门国内中间品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机电部门产品复杂度较高，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外资进入对原有国内生产配套体系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黎峰，2017b）。
其次，就本文最为关心的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变量而言，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对机电制造部门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更加明显，而且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外资内销倾向的本土关联效应愈发明显。由此表明在生产更为迂回的机电制造部门，市场导向型外资能通过本地采购拉动规模更大的本土配套。事实上，长三角的苏南地区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机电产品制造的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配套，形成大量内资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在推动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能促进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的不断提升。
同样，外资进入价值链更高环节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在机电制造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该拉动效应更加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机电制造部门专业化及标准化程度相对更高，生产过程对中间品的需求更加强烈，而外资进入能为国内生产提供更多高质量的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围绕机电产品生产配套，在国内更容易形成国内上下游企业的集聚，这点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部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控制变量而言，中间品需求与国内部门间中间品贸易规模显著正相关；中间品供给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国内中间品贸易规模；地理空间距离的拉大，将降低地区间中间品贸易水平；区域壁垒严重阻碍了区域间中间品贸易，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显著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和物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特征在产品精细度更高、生产更为迂回的机电制造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在回归中按照地区i和地区j分属的空间区域差异，把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四组，在此基础上对（5）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
首先，外资进入规模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表明外资进入对国内原有生产配套体系的替代，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切断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上下游生产关联（黎峰，2017b）。
其次，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而且随着外资流入规模的扩大，该拉动效应越发明显。该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外资集聚地，沿海地区成为中国主要的生产制造基地，由此带动了对资源密集型的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配套需求。市场导向型外资的进入，不仅带动了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资源能源采购，而且通过孕育了沿海地区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配套产业集群，推动了沿海地区外向型配套网络体系的形成。
外资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主要体现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而且随着外资流入规模的扩大，该拉动效应越发明显。可能的解释为集聚于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主要进入了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及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大量外部流入要素的集聚推动了沿海地区产品质量提升及产业升级，从而为中西部内陆地区大量提供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由此推动了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中间品流出。
就控制变量而言，需求水平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供给能力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地理距离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空间相隔更远的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及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区域贸易壁垒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内陆地区更为突出，表明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陆地区的市场分割及贸易壁垒更加严重。
前文实证论证，外资进入及其行为特征显著影响了中国国内配套体系及产业关联，集中表现为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规模的影响。然而国内中间品贸易是否成为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中介变量？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由表5可见，第2列以国内中间品使用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对国内中间品贸易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第3列报告了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和中介變量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中介变量INTti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内中间品使用规模的扩大，客观上有利于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此外，与表5第1列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国内中间品使用”中介效应的存在。
六、基本结论及启示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但由于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更多扮演着“加工制造者”角色，中国制造的出口附加值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国际专业化分工的主要载体，外资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外资进入必定对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与既有文献大多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分析贸易收益有所不同，本文基于本土关联的视角，研究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原因。结论显示：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国内原有生产配套体系，不利于出口国内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在控制外资进入规模条件下，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外资进入价值链上游环节通过拉动更大规模的区域间本土关联和中间品需求，进而推动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就行业性质而言，该拉动效应在机电部门更加显著；从细分区域来看，该拉动效应更多体现为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生产配套需求及中间品供给。
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生产体系，中国经济得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然而，无论对于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出口而言，“大而不强”、附加值水平较低是摆在其面前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着眼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利用外资质量升级，以及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水平提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加大引进市场导向型外资。对标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要求，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扩大外资进入领域。在外资项目选取时采取适当的本土替代策略，即一定程度上限制生产配套型外资企业的进入，鼓励外资企业加大本土采购和本地销售力度。
2.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引导外资进入机电制造部门和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环节，加强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生产配套协作，发展内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配套产业集群，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对内资企业的中间品供应及配套需求。
3.进一步优化外资布局，引导外资进入内陆地区。在完善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鼓励外资尤其是市场导向型外资布局中西部地区。以加工贸易的“重庆模式”为示范，鼓励加工组装环节的外资企业加快向内陆地区转移，强化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前后向关联和物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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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
关键词 内销倾向 全球价值链定位 出口附加值
一、引 言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产业国际转移，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市场的扩大带动本土制造和出口能力的迅速提升。2009年中国出口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尽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中国出口仍震荡中不断走高，2014年达创纪录的2.34万亿美元，始终稳居世界首位。
然而，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中国获得了多少的真实收益呢？芭比娃娃、iPhone手机等案例揭示出一个道理：在以价值链分工為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加工制造环节的出口国仅仅获取了其间微不足道的贸易利益。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分配，Hummels等（2001）提出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及核算方法，Lawrence（2007）构建了中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国内增加值及就业的贡献。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建立并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增加值分解理论框架，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多国贸易收益及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以中国、墨西哥为代表的加工制造国出口中包含着大量中间品提供国的贸易增加值，在全球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载体，通过跨国公司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得以形成规模巨大的出口能力，由此引出的命题是：外资进入是如何影响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已有文献更多是基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规模影响的视角，如Aitken（1997）、Kokko 等（2001）、Alvarez 等（2008）通过多国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东道国出口增长；Zhang 和 Song（2000）、Sun（2001）则以中国为案例，发现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约占六成。关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文献，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研究发现外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率提升，其中，发达国家外资是主要推动力。黎峰（2016）在核算属权要素出口增加值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外资进入不利于中国基于属权要素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攀升，出口增加值规模不断提升的背后，掩盖了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滑的事实。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视角，但不足在于：首先，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视角，强调外部要素流入显著改变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影响了该国出口贸易或出口附加值。事实上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而言，本土关联和本地配套水平的高低仍然是影响该国出口附加值的重要因素，该视角对于探讨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不可忽视。其次，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事实上相同规模的外资进入，外资的成本导向或市场导向差异，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此，本文基于本土关联视角讨论外资行为特征异质性对中国省级行业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及其机理原因，可能的创新之处有：首先，在对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MRIO）改进基础上，借鉴Koopman等（2014）的增加值分解方法把中国出口增加值进一步细分到省级行业层面。其次，通过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省级行业的成本导向及市场导向特征。第三，通过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中国各省级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由此度量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及假说；第三部分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与行业出口附加值情况进行初步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及基准回归；第五部分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分析；最后是基本结论及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
有关出口附加值的决定，已有文献包括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黎峰（2016）等。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指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而决定其出口附加值含量高低。然而，就本土关联的视角而言，更多依赖中间品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其单位出口产品的国外成分必定相应更高，国内附加值部分则相应减少。而对于本土配套体系更加完整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对外出口将带动生产规模及本土关联的扩大，因而意味着相对更高的国内附加值水平。
通常而言，本土配套体系和本土关联是在本地市场效应（market potential）及较低交易成本条件下，国内企业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展开专业化合作与分工。然而，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及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资进入必定对东道国国内本土配套体系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着东道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类似的研究包括Poncet（2003）、范爱军等（2007）、刘小勇和李真（2008）、陆铭和陈钊（2009）等的著作，其均发现外资进入反而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贸易壁垒，阻碍国内配套体系的进一步形成。与之相反的是，陈敏等（2007）的研究却显示，外资进入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内区域分割，有利于本土关联的建立。然而遗憾的是，以上文献均没有进一步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异质性，因而难以全面揭示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所在。 事实上，外资进入的行为方式特征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如资源获取型、成本导向型外资通常是为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而进入东道国，其行为特征更多表现为在原料供给地或劳动力密集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大量采购当地原材料和雇佣本地工人。而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外资则通常采取股权投资及兼并收购的方式获取东道国市场渠道及关键技術（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此外，更多文献以外资来源地差异来度量外资进入的行为差异，进而对外资进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展分析，如Li 和 Liu（2005）、江锦凡（2004）、盛丹（2013）、钟昌标等（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1。
假说1：外资进入的行为导向差异，是影响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含量的重要因素。
另一类研究关注了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如Gereffi（2001）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治理，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以此为思路，Blomstrm 和Kokko（1998）、Halpern等（2010）、Kugler 和Verhoogen（2012）、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均发现跨国公司进入价值链上游，有利于为下游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进而推动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及出口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2。
假说2：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是影响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含量的重要因素。
三、特征事实及统计分析
（一）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分解及核算
对于省级出口主体而言，其产品出口的增加值部分可能表现为五种情形：一是直接出口，其中包括以最终品形式出口，并被外国（地区）直接消费（情形1），及以中间品形式出口，被进口国（地区）加工后本地消费（情形2）；二是间接出口，其中包括通过国内其他省（市）加工并出口到外国（地区）（情形3），以及通过进口国（地区）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情形4）；三是增值折返，即本省的出口经过外国（地区）加工后又进口回本地（情形5）。以上五种情形称为出口增加值（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DC），而由于增值折返仍然是通过本地消费实现的，因而，前四种情形称为增加值出口（valueadded exports， VT）。
同样，省级出口包含的外地增加值（foreign valueadded，FV）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使用了国内其他省（市）的中间投入而包含的其他省（市）的增加值（情形6），二是由于使用了进口中间投入而包含的外国（地区）的增加值（情形7）。
在构建投入产出分解模型基础上，通过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以出口增加值率（VAR=VA/EX）作为衡量指标（Koopman et al.， 2008），可以核算出中国省级行业的出口附加值情况。
由图1可见，在中国各省级纺织行业中，出口增加值率较高的为包括宁夏、甘肃、吉林、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而出口规模较大的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纺织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水平相对较低。
（二）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
按照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标及诉求差别，外商直接投资大概可以分为成本导向型（资源寻求及劳动力寻求）、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三大类，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科技及创新水平相对落后，本文主要考虑以获取低成本要素为目标的成本导向型外资及以占领中国市场为诉求的市场导向型外资两种情况。
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黎峰（2017b）的思路和处理方法，以外资销售倾向来刻画其进入导向，外资内销倾向外资内销倾向=（外资销售产值-外资出口交货值）/外资销售产值。越高表示外资的市场导向特征明显，反之则成本导向特征显著。通过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外资出口值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借鉴盛斌（2002）、周申（2006）的做法，根据进口商品的HS编码进行行业归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进口商品的消费地进行区域划分，使之与省级行业层面相匹配。，得以测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省级行业的成本导向及市场导向特征。如图2所示，外资进入导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即进入江苏、北京、广东、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而进入新疆、宁夏、甘肃、河南等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更多表现为成本导向型特征。
此外，借鉴Meng 等（2017a，2016b）的做法，在对省级出口增加值分解及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借鉴Koopman 等（2010）的全球价值链指标Koopman等（2010）的全球价值链定位（GVC_position）指标为GPOit=ln（1+ivitXit）-ln（1+FVitXit），其中，ivit、FVit及Xit分别为地区i部门t出口实现的间接流出增加值、其他地区增加值及国内流出总额。该指标越大，表明该部门更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中间品，其全球价值链定位更加靠近价值链上游，反之则反是。，可以核算出中国各省级行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情况。
图3显示了中国各省纺织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可见以吉林、山西、黑龙江、贵州、甘肃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相对靠近上游，可能的解释在于以上地区多为自然资源能源丰裕地区，随着初级资源能源出口规模增加，更多地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原材料中间品，从而扮演了“资源能源供给者”角色。反观以广东、天津、上海、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却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其原因可能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以“加工制造者”的角色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多依靠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出口，“进口引致型出口”模式自然决定了其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定位。
在分别核算出各省级部门出口增加值率及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基础上，分别就外资进入导向、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定位与其出口增加值率进行散点图统计分析。由图4可以初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与该部门出口附加值率呈现明显的正比关系，即外资越是倾向于本地市场销售，该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越高；二是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环节与该部门出口附加值率明显正相关，即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越高，该部门的出口附加值水平越高。 四、计量模型设定及基准回归
在初步统计描述分析之后，有必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基于前文理论假说及既有文献，本文构建省级部门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重点探讨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及其全球价值链环节差异对该部门出口增加值率的影響。
其中，被解释变量VARit为中国省级行业i在t时期的出口增加值率，其数据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核算而得。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FDI为该部门的外资进入规模，以外资进入密度即外资进入规模占部门产出比来衡量，为避免取对数为0的情况，以ln（FDIit+1）来衡量外资进入规模，以此分析外资进入规模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MO（market oriental）为外资进入的内销倾向，数据在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基础上核算而得，以此探讨外资进入导向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GPO（GVC position）为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数据在各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基础上，按照Koopman等（2010）的思路核算而得，以此分析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
控制变量X包括：要素禀赋结构（endowment， ED），以资本-劳动比（K/L）衡量部门的要素禀赋结构，由此控制要素禀赋差异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规模经济水平（scale economy， SE），以工业部门企业平均产出水平衡量规模经济水平，以此控制规模经济水平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影响，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GDP平减指数统一为2000年的价格，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hare of SOEs， SOEit），以各部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来衡量该部门的国有经济比重，以此来分析国有经济垄断程度或市场化水平是否会对部门出口增加值水平产生影响，为避免取值为0的情况，以SOEit+1来衡量各部门的国有经济比重，数据来源为相应年度各省市统计年鉴；
此外，还引入两个交互项，一是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内销倾向的交互项FDI* MO，由此探讨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提高，外资内销倾向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变化情况；二是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交互项FDI* GPO，以此反映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提高，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对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变化情况。
在建立计量模型基础上，首先，分别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进入规模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中国加速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却随之下滑。可能的原因在于全球生产网络对国内原有配套体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更多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生产模式意味着相对较低的国内附加值。
就本文关心的外资行为特征指标而言，外资内销倾向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导向型外资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水平。可能的解释为，相对于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出口加工型生产模式，市场导向型外资更多采用的是本土化采购和国内销售，更多的本土关联自然意味着较高的出口附加值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市场导向对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作用呈现逐渐递增状态，表明更多市场导向型外资的集聚，有利于推动本土配套能力显著增强，由此提升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整体水平。
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与行业出口增加值率呈现显著性稍弱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越靠近上游，对于提升该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愈加有利。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外资更多进入中国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生产环节，将大大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的技术含量，下游制造商更多倾向于用国内采购替代中间品进口，由此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水平得以提升，该结论也与Blomstrm和 Kokko（1998）、Halpern 等（2010）、Kugler 和Verhoogen（2012）、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的研究相一致。同样，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国产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效应愈发明显，说明外资在价值链上游生产环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国内含量。
就控制变量而言，部门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其出口增加值率提升，这也与大多数主流文献结论相一致。行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其出口附加值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在于，随着行业规模经济的逐步扩大，要求市场边界不断延伸，由此更加倾向于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导致生产的国内含量趋于下降。此外，国有经济比重与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呈现显著性较弱的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表明国有垄断可能不利于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及行业转型升级。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分别采用四种方法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一是内生性问题的探讨。考虑到外资进入与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以1995年各部门外资出口占比作为外资进入规模的工具变量经检验，该工具变量与进口规模高度相关，且由F值可判定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对（4）式进行再检验。二是核心解释变量的重新核算，即借鉴Antràs 等（2012）的上游度指标对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进行重新估算；三是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即利用2010年和2002年的数据，使用差分方程估计法对基准回归式进行再估计；四是变换样本量，即剔除四大直辖市指标对基准回归式进行再估计。稳健性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来看，尽管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重新估计，大多数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表明以上结论相对稳健和可信。即外资进入规模扩大，不利于工业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市场导向型外资进入越多，以及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越靠近上游环节，越有利于出口部门国内增加值含量的提高。
五、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分析
前文的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初步探讨了外资进入行为对中国工业部门出口附加值水平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机制原理，需要对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做进一步的传导机制分析。
从本土关联的视角出发，外资进入及其不同行为方式首先影响的是东道国国内生产配套体系，通过拉动更多国内上下游关联提升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含量，抑或由于替代部分国内生产配套而降低生产的附加值水平。本文构建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国内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规模影响的计量模型，由此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省级行业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本土关联传导机制进行研
其中，被解释变量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intermediate goods，INT）以省级行业间中间品流入规模来衡量，INTtijs则表示地区i行业s从地区j调入的中间品总额，数据来源为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
核心解释变量FDI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外资进入规模，MO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外资内销倾向，GPOtis则代表外资进入地区i行业s的全球价值链环节，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同上。
控制变量X包括：Dtis表示地区i行业s的产出规模，以此控制该行业对中间品的需求水平；Stjs代表地区j行业s的中间品总产出，以此控制该行业的中间品供给水平。以上数据同样来源于2002、2007和2010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distij表示地区i和地区j省会城市的地理距离，以此控制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省际公路里程表。此外，借鉴桂琦寒等（2007）的相对价格指数参照桂琦寒等（2006）的做法，采用相对价格指数分析方法计算区域间双边市场分割程度。首先计算出区域间16类主要商品零售价格的环比指数差异DQtijk=ln（Ptik/Pt-1ik）-ln（Ptjk/Pt-1jk），其中Ptik、Pt-1ik分别表示区域i第k种商品第t和t-1年度的零售价格，Ptjk、Pt-1jk则分别表示区域j第k种商品第t和t-1年度的零售价格。其次，采用去均值（demean）方法消除與该特定商品种类相联系的固定效应，得到仅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相关部分qtijk=ΔQtijk-Qtk，其中，Qtk代表区域间第k种商品零售价格差异的均值。最终用以计算方差的相对价格变动部分Var（qtijk）来衡量区域间双边市场分割程度。来衡量地区间的区域分割程度（segij），以此控制区域间贸易壁垒，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借鉴黎峰（2017a）的做法参照黎峰（2017）的做法，考虑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及安徽）、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环渤海经济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山东、内蒙古五省区，以及北京和天津两市）三大经济圈。 ，引入区域一体化的虚拟变量（ ），即如地区i和地区j同处于国内经济圈，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此外，仍然引入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内销倾向的交互项FDI* MO，及外资进入规模与外资进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交互项FDI* GPO，以此度量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对行业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程度的变化。
在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基础上，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按照外资进入的行业性质差异，把外资进入划分为一般制造部门包括纺织服装制造部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部门、金属制品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化学工业部门、造纸印刷部门。和机电制造部门包括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部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部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部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部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部门。两组，在此基础上对（5）式进行回归，由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一般制造部门，随着机电部门利用外资规模的增长，对该部门国内中间品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机电部门产品复杂度较高，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外资进入对原有国内生产配套体系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黎峰，2017b）。
其次，就本文最为关心的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变量而言，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对机电制造部门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更加明显，而且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外资内销倾向的本土关联效应愈发明显。由此表明在生产更为迂回的机电制造部门，市场导向型外资能通过本地采购拉动规模更大的本土配套。事实上，长三角的苏南地区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机电产品制造的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配套，形成大量内资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在推动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能促进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的不断提升。
同样，外资进入价值链更高环节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在机电制造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随着外资进入规模扩大，该拉动效应更加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机电制造部门专业化及标准化程度相对更高，生产过程对中间品的需求更加强烈，而外资进入能为国内生产提供更多高质量的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围绕机电产品生产配套，在国内更容易形成国内上下游企业的集聚，这点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部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控制变量而言，中间品需求与国内部门间中间品贸易规模显著正相关；中间品供给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国内中间品贸易规模；地理空间距离的拉大，将降低地区间中间品贸易水平；区域壁垒严重阻碍了区域间中间品贸易，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显著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和物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特征在产品精细度更高、生产更为迂回的机电制造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在回归中按照地区i和地区j分属的空间区域差异，把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四组，在此基础上对（5）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
首先，外资进入规模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表明外资进入对国内原有生产配套体系的替代，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切断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上下游生产关联（黎峰，2017b）。
其次，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而且随着外资流入规模的扩大，该拉动效应越发明显。该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外资集聚地，沿海地区成为中国主要的生产制造基地，由此带动了对资源密集型的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配套需求。市场导向型外资的进入，不仅带动了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资源能源采购，而且通过孕育了沿海地区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配套产业集群，推动了沿海地区外向型配套网络体系的形成。
外资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拉动主要体现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而且随着外资流入规模的扩大，该拉动效应越发明显。可能的解释为集聚于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主要进入了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及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大量外部流入要素的集聚推动了沿海地区产品质量提升及产业升级，从而为中西部内陆地区大量提供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由此推动了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中间品流出。
就控制变量而言，需求水平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供给能力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地理距离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空间相隔更远的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及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区域贸易壁垒对国内中间品需求的影响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内陆地区更为突出，表明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陆地区的市场分割及贸易壁垒更加严重。
前文实证论证，外资进入及其行为特征显著影响了中国国内配套体系及产业关联，集中表现为省级行业间中间品贸易规模的影响。然而国内中间品贸易是否成为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影响的中介变量？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由表5可见，第2列以国内中间品使用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对国内中间品贸易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第3列报告了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和中介變量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中介变量INTti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内中间品使用规模的扩大，客观上有利于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此外，与表5第1列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国内中间品使用”中介效应的存在。
六、基本结论及启示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但由于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更多扮演着“加工制造者”角色，中国制造的出口附加值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国际专业化分工的主要载体，外资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外资进入必定对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与既有文献大多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分析贸易收益有所不同，本文基于本土关联的视角，研究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省级行业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原因。结论显示：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国内原有生产配套体系，不利于出口国内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在控制外资进入规模条件下，外资进入的市场导向、外资进入价值链上游环节通过拉动更大规模的区域间本土关联和中间品需求，进而推动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就行业性质而言，该拉动效应在机电部门更加显著；从细分区域来看，该拉动效应更多体现为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及周边沿海地区的生产配套需求及中间品供给。
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生产体系，中国经济得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然而，无论对于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出口而言，“大而不强”、附加值水平较低是摆在其面前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着眼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利用外资质量升级，以及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水平提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加大引进市场导向型外资。对标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要求，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扩大外资进入领域。在外资项目选取时采取适当的本土替代策略，即一定程度上限制生产配套型外资企业的进入，鼓励外资企业加大本土采购和本地销售力度。
2.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引导外资进入机电制造部门和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环节，加强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生产配套协作，发展内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配套产业集群，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对内资企业的中间品供应及配套需求。
3.进一步优化外资布局，引导外资进入内陆地区。在完善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鼓励外资尤其是市场导向型外资布局中西部地区。以加工贸易的“重庆模式”为示范，鼓励加工组装环节的外资企业加快向内陆地区转移，强化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前后向关联和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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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