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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努力穷尽一个画家在电影导演方面的成就。坚持把电影当着独白的艺术，在《理发师》中把陆平当着银幕上自我人生的投射和演绎，追求着理想的幻境。带着纷争和抱病工作，天不遂人愿，他没能看到完整的艺术品问世。世人难免悲叹一番。虽有后人为继，也不知陈先生九泉下可感欣慰。
作为小说原著者和编剧的凡一平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理发师陆平在动乱的年代所遭遇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人生飘摇与无法自我定位，像浮萍一样抑或风中的落叶般失去自控力而不知道归属。陆平不刻意经营和实际创造人生，也不断然回绝给予他的恶意和幸福，甚至于是肉体与灵魂的挑衅和考验。而陈逸飞的理发师，又究竟诠释什么?陆平值得同情吗?也许明确的答案已经被他带走。然而，我们可以体会到始终不渝的美好、磨难炼就心灵的英雄、生活写满悲欢离合，从容以对遭遇的曲折。“荒谬在于人，同样也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存在主义哲学论者加缪在预设了世界和人是荒谬的前提下，讨论人存在的悲剧和反抗的意义。他指出：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非人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非理性因素、人的怀念和与二者同时出现的荒谬就是造成人生悲剧的三位主角。电影《理发师》展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及其面对现实的态度、感受与行动，这其中正暗合着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西西弗精神的另类诠释。面对荒谬的世界和命运，坚定走向不知尽头的苦难，没有倒下而在意识中承认并反抗命运，一直前进，超越自我和蔑视命运的宿命安排，所以悲剧中透射着幸福。
一、荒谬的头发观念
中国的《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注疏》(唐·李隆基注，宋·邢丙疏)紧跟了一句：“父母全而生之。应当全而归之。”至于“髡刑”。即一种剃去人头发的刑罚，这是《史记》、《汉书》一些正史都有记载的。认识提到如此高度，一根头发黯淡了自然的属性，负担着社会意义，造成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里理发师缺席。后金顺治二年六月丙辰(公历1645年6月28日)，入关的满清政权鞑靼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谕令中原人民剃发作为惩罚。挑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全发”的心理底线，也引起了反抗和流血。鲁迅的《头发的故事》，叙述了“太平天国”时候的事，文中借“N先生”之口说：“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文章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围绕“辫子”的斗争，批判地揭示了当年中国人在一根“辫子”上的痛苦和酸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男人一式的小平头，女人则一式剪成齐耳短发。甚至作为惩罚的手段，多少男女被剃了“阴阳头”。改革春风吹满地，各式头型不断涌现，争奇斗艳。这些有限而粗略的关于头发的事件、历程中。沉淀着中国人对头发的“集体无意识”，头发在历史和政治、生活、道德、习俗、审美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私事，更上升到“头可断、头发不可乱”的令人震惊位置。头发在存在形式上被人们拔高到含义众多且荒唐的程度。超越了其物理属性，体现着人生态度和命运、人格尊严等，使头发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为头发演绎的故事震撼人心。
我们也可管中窥豹，电影《理发师》围绕理发师陆平，浓抹重彩般升华和强调了头发之于人和社会的关联意义，荒谬之感跃然醒目。陆平作为上海滩一个平凡的理发师，在理发时误杀日军官而逃难到乡下后，又被迫为日本军人理发而不从和抗战胜利后因为参与，都差点丢了小命。因是叶师长姨太太宋嘉仪的“表哥”而跃升为参谋，披上了戎装，而后晋升为上校。晋升为师长。这种发迹史，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作为沉迷于“除了剪头发，还能做什么?”的陆平来说，头发在陆平心中才是得心应手的玩艺。才是他施展才能的对象，找到精神寄托的所在，痛苦和郁闷没有被荣升的军衔所消解。不为荣华富贵的显要而失却一贯的志向，这种倔强似乎不合理，又在人性之中，所以陆平的生命在不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安排中耗损、承担和厌恶。
片中的抗日勇士在杀敌时威武雄壮，却为了几寸头发的被剃而痛哭流涕，郑文斌是一个典型，我们没有从片中了解到准确的哭发缘由，但是追寻历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勇士们的命可以抛洒战场，但是头发却要陆平收藏好的郑重，不仅仅是为了后面郑文斌和陆平的相见作埋伏，而是见发如见人的历史命运观。胜哥在片中的命运结局更是增添了对头发的荒谬，在临死前一刻，居然最后的要求是“我想把头剃完。”。好像阿Q临死前对圈没画圆一样的令人心酸。
二、“身在曹营”：苦难深陷于荒谬情境
“不论人们的欲望是或曾经是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这个充满矛盾、对立、焦虑或软弱无能的难以言状的世界。”“在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人们已经揭示认识是不可能的，虚无显示为唯一的实在，无可解救的失望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态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西西弗般的遭遇和尴尬，生命如此暗弱、苦难和迷茫，但必须面对。
人的苦难一方面源于人的命运，一种超自然的无法预测的力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们听天由命而有反抗，比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其次自然灾害抑或社会环境的恶劣、压迫也是不可忽略、难以规避的现实制约条件和悲剧因素。同时，人性格的缺欠与弱点也是造成了苦难的根源之一，比如哈姆雷特等。诗意地栖居成为梦想，人实际先天性就被囚禁在荒谬的世界里。正如中国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影片主人公陆平在逃难的船上独白“人的命运就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我无力掌握。也无法逃避。在滔滔的人生巨浪里，陆平，我这个平凡的理发师，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和戏弄。”面对苦难不是探索人深沉的自我追思和自我检视。生存苦难不在于凸现自身性格的软弱和出生的卑微所致，而突出环境的地位。因为人无法超越环境的设定，更没勇气与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决裂。在这不可分离中，个人的存在和环境就是以荒谬作为关联的属性。
国家和民族面临“危及存亡之秋”，疯狂而非理性的动乱年代，个人也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酸甜苦辣自知。日军的侵略和中国人的败退与反抗。这场付出惨重代价的博弈，只是人类苦难的自我营造。作为理发师的陆平，不能安身立命，从繁华的大上海逃难到秀丽的江南小镇，从素朴的乡镇回到热闹的上海，从战火纷乱的上海被转移到黄沙茫茫的西北。从麻雀变凤凰，攀上高枝，身份跃升：从高官沦为阶下囚，生存的境遇变异落差。漂泊而无奈充斥着苦难的人生历程，人就像一个棋子。有用与无用都在这个荒谬的环境里。不能突围，更不能消解，有的只是 沉默的隐忍和逃避。宋嘉仪的爱情更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而嫁给了的叶师长当姨太太。她和陆平之间的地下般的情愫只能被现实的环境暂时驱逐。真正的有情人不能相守，在为情和为生存依靠的两难选择中，不能两全其美。陆平出逃后，不定的时局让两人失散多年。宋嘉仪对爱的执着，才等到了爱情的归来。至于片中的胜哥，在日军的残暴下，连头发都不能剃好，就命丧黄泉。个人的微小的愿望，在强大的恶劣情境面前根本就失去伸张的机会，环境的逼迫何其严酷。
三、变数中较量的荒谬
“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在自我把握的真实力量与他所要到达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才得出荒谬的判断。个人与环境之间的较量是悬殊的，所以人在世界是荒谬的。而个人的成长与衰落历程是一个变化着的曲线，环境要素也是在运动中千变万化，但变化始终不会改变人与世界的荒谬的联系。日军入侵上海，打破了陆平在上海的相对稳定的生活和职业习惯。即使逃到乡下，也未摆脱其侵扰。在面临民族气节、个人尊严与生死关头，小人物无法完成对自身的命名，这种“我为鱼肉”的生命状况，是蝼蚁般的被轻视和践踏，是乱世中的荒谬。陆平的反抗行动微弱而带着本能的；中动，是在理智被湮没下的垂死挣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而是以无可奈何的动作表明自己的生命存在。解放战争背景下，陆平从理发师摇身一变为军官，而且不断上升。但是地位的改变没有为满足理发而创造优势。反而更为失落了。只是遵循着被人设定的人生路，虽然在自我意识中并不顺从别人的意志。“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的感情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荒谬的感情是赤裸裸的，令人感伤。它发出光亮，却不见光迹，所以它是难以捉摸的。”最后的出逃，也许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追寻的举动，仍然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在西北荒漠中的几年，更是其悲剧命运的注释，他和宋嘉仪的重逢。也是在郑文斌的安排下完成的。
在权势和阶层划分的残酷的现实里。嘉仪的父亲在“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的江湖经验引导下，选择“当官当到他这种地位就不容易死了”的叶师长作为女儿的托付人而不是“我只是一个剃头匠”的陆平。陆平和嘉仪自然无法违背做老人的意志。更没法直接和权势抗争，隐忍着欲望，在危险中偷欢。陆平深深的感到了“泥菩萨过河”的无奈，更加无法在战争之中给予嘉仪幸福。于是他选择了最好的克制——沉默，也不是泯灭。无奈地让嘉仪嫁给师长，是他能够作的最好的保护她的办法。而对于他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滚滚而下，直到又返回到自己的本色中去。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他只能臣服，只能最多坚持自己理发师的角色不变。
四、“心在汉”：自由与意义的追寻
加缪认为，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他提出了三种由荒诞而生成的应取的人生态度。一是要挑战，没有那一种命运是刻意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是幸福。对生活说“是”，也是挑战，就赋予了荒诞世界以意义。二是要自由。要在这冰冷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里生活下去。三是要激情。号召人“义无返顾地生活”，对生活充满爱恋。明知邪恶无法根除，仍坚定含笑与之斗争。
“明确地讲，当我希望的时候，当我为我特有的事实，为存在或创造的方式所烦扰的时候。当我最终把我的生活安排就绪并且由此证明我认识到我的生活是有某种意义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竖起了束缚自己的栅栏。”在加缪看来，荒谬的世界和人应该是对希望和未来的剥夺才意味着人更加自由。人一旦为着某种目的行动时，就成了被束缚的对象。影片中的陆平为作为一个根基薄弱的小人物，没有攀龙附凤的理想。所以在身为军官的岁月里，一心还是向往着操起剪子才能满足“我心飞翔”的愿望。陆平和嘉仪都没有成为为争取自由而举行轰轰烈烈抗争的悲壮的牺牲者或胜利者。由于他们向往着走到一起的爱的归属，向往着“也许有一天我和你一起开一个理发馆”。被束缚的身份有一颗自由翱翔的心灵。嘉仪在父亲的“女人总需要一个人罩着”的命运观引导下，虽然有了物质上的满足和身份地位的荣耀，但是这恰好把嘉仪围困了，成了笼中的一只惆怅的渴望自由的乌。“在他想像他生活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就适应了对这种要达到目的的种种要求，并变成了他自身自由的奴隶。”所以“荒谬的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而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超过了它，就是崩溃与虚无。”在荒谬的时代里，他们基本上是处于失语的状态。既没有积极主动的创造新生活，甚至连过去的美好都不能维护。在机械般的生活里，他们的激情被消磨，在不适应的环境中虚度着光阴，无形的绳索为他编织了一张隔离自由的网。但失去自由不等于没有自由的光芒和生活意义的存在。
面临选择余地的被动和迷茫，能够有勇气留驻心中的反抗意识和延续生命，就是自我定位和追寻价值。“荒谬的人于是能够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一个毫无慰藉的生活的执着的证明。”生活的意义在于“现在只是意味着对将来的无动于衷，意味着要穷尽既定的一切的激情。对生命意义的笃信永远设定着价值的等级，设定着一种选择以及我们的倾向。”“世界只有一个，幸福和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由于人生存的悲剧性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命运就是由自己创造的。“厌恶——觉醒——反抗——自救”。这是加缪所阐述的荒谬的人应该走的过程。
陆平在抗日、解放战争、在新中国的监狱时期等命运给他开了个悲剧性的玩笑，让他在内心梦想着理发，而困难重重的外界干预使之丧失了那样的环境和机会。但是陆平没有被击垮，更没有自杀。他继续活着，这就是对荒谬的穷尽，也是对命运的蔑视，人的价值和意义也显现。被叶江天斥为不务正业的陆平对于自己所处的军官的位置和工作是厌恶的，心的归属是“三天不摸剪刀就痒了。”甚至向叶江天提出离开，以消极的态度应付着强权给自己的事情。厌倦了战火纷飞，“战场上那绝望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开。”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无奈和痛苦。就越是强烈抵触、反抗命运的强加。但是这种反抗既是人的不断的呈现自我，也是对希望的失望，仍然承受着压迫的力量，只是自我意识中已经开始不甘于屈从命运的安排，为现实命运惨败中的反抗赋予了生命以价值，它贯穿一种存在的整个过程，是它决定了存在的价值程度。嘉仪也是在默默反抗“拉郎配”的无爱婚姻，在约束和迷茫中没有绝望。而是以生活的“多”代替了生活的“好”。正如加缪说完全没必要消除荒诞，关键是要活着，带着伤痛活着，人类的高贵就是在这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陆平和嘉仪能够走过这一段段的艰辛的路程，迎来爱情重逢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诠释。
结语
《理发师》中的陆平和嘉仪，虽然遭遇了人世间的众多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忍受痛苦时。在荒谬面前不低头，也造就了胜利和幸福。正如西西弗的精神像永不熄灭的一点微弱的灯光，给黑暗中怅惘而行的人们以期冀，给他们灌注勇气，为心灵能重新激活生命的火花而继续奋斗。对于这些在压抑或绝望中挣扎的人来说。即使力薄如一棵小草，也会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契机，使他们能够挣脱痛苦的罗网，呼吸到阳光下舒心的气息。
作为小说原著者和编剧的凡一平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理发师陆平在动乱的年代所遭遇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人生飘摇与无法自我定位，像浮萍一样抑或风中的落叶般失去自控力而不知道归属。陆平不刻意经营和实际创造人生，也不断然回绝给予他的恶意和幸福，甚至于是肉体与灵魂的挑衅和考验。而陈逸飞的理发师，又究竟诠释什么?陆平值得同情吗?也许明确的答案已经被他带走。然而，我们可以体会到始终不渝的美好、磨难炼就心灵的英雄、生活写满悲欢离合，从容以对遭遇的曲折。“荒谬在于人，同样也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存在主义哲学论者加缪在预设了世界和人是荒谬的前提下，讨论人存在的悲剧和反抗的意义。他指出：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非人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非理性因素、人的怀念和与二者同时出现的荒谬就是造成人生悲剧的三位主角。电影《理发师》展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及其面对现实的态度、感受与行动，这其中正暗合着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西西弗精神的另类诠释。面对荒谬的世界和命运，坚定走向不知尽头的苦难，没有倒下而在意识中承认并反抗命运，一直前进，超越自我和蔑视命运的宿命安排，所以悲剧中透射着幸福。
一、荒谬的头发观念
中国的《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注疏》(唐·李隆基注，宋·邢丙疏)紧跟了一句：“父母全而生之。应当全而归之。”至于“髡刑”。即一种剃去人头发的刑罚，这是《史记》、《汉书》一些正史都有记载的。认识提到如此高度，一根头发黯淡了自然的属性，负担着社会意义，造成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里理发师缺席。后金顺治二年六月丙辰(公历1645年6月28日)，入关的满清政权鞑靼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谕令中原人民剃发作为惩罚。挑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全发”的心理底线，也引起了反抗和流血。鲁迅的《头发的故事》，叙述了“太平天国”时候的事，文中借“N先生”之口说：“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文章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围绕“辫子”的斗争，批判地揭示了当年中国人在一根“辫子”上的痛苦和酸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男人一式的小平头，女人则一式剪成齐耳短发。甚至作为惩罚的手段，多少男女被剃了“阴阳头”。改革春风吹满地，各式头型不断涌现，争奇斗艳。这些有限而粗略的关于头发的事件、历程中。沉淀着中国人对头发的“集体无意识”，头发在历史和政治、生活、道德、习俗、审美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私事，更上升到“头可断、头发不可乱”的令人震惊位置。头发在存在形式上被人们拔高到含义众多且荒唐的程度。超越了其物理属性，体现着人生态度和命运、人格尊严等，使头发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为头发演绎的故事震撼人心。
我们也可管中窥豹，电影《理发师》围绕理发师陆平，浓抹重彩般升华和强调了头发之于人和社会的关联意义，荒谬之感跃然醒目。陆平作为上海滩一个平凡的理发师，在理发时误杀日军官而逃难到乡下后，又被迫为日本军人理发而不从和抗战胜利后因为参与，都差点丢了小命。因是叶师长姨太太宋嘉仪的“表哥”而跃升为参谋，披上了戎装，而后晋升为上校。晋升为师长。这种发迹史，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作为沉迷于“除了剪头发，还能做什么?”的陆平来说，头发在陆平心中才是得心应手的玩艺。才是他施展才能的对象，找到精神寄托的所在，痛苦和郁闷没有被荣升的军衔所消解。不为荣华富贵的显要而失却一贯的志向，这种倔强似乎不合理，又在人性之中，所以陆平的生命在不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安排中耗损、承担和厌恶。
片中的抗日勇士在杀敌时威武雄壮，却为了几寸头发的被剃而痛哭流涕，郑文斌是一个典型，我们没有从片中了解到准确的哭发缘由，但是追寻历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勇士们的命可以抛洒战场，但是头发却要陆平收藏好的郑重，不仅仅是为了后面郑文斌和陆平的相见作埋伏，而是见发如见人的历史命运观。胜哥在片中的命运结局更是增添了对头发的荒谬，在临死前一刻，居然最后的要求是“我想把头剃完。”。好像阿Q临死前对圈没画圆一样的令人心酸。
二、“身在曹营”：苦难深陷于荒谬情境
“不论人们的欲望是或曾经是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这个充满矛盾、对立、焦虑或软弱无能的难以言状的世界。”“在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人们已经揭示认识是不可能的，虚无显示为唯一的实在，无可解救的失望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态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西西弗般的遭遇和尴尬，生命如此暗弱、苦难和迷茫，但必须面对。
人的苦难一方面源于人的命运，一种超自然的无法预测的力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们听天由命而有反抗，比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其次自然灾害抑或社会环境的恶劣、压迫也是不可忽略、难以规避的现实制约条件和悲剧因素。同时，人性格的缺欠与弱点也是造成了苦难的根源之一，比如哈姆雷特等。诗意地栖居成为梦想，人实际先天性就被囚禁在荒谬的世界里。正如中国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影片主人公陆平在逃难的船上独白“人的命运就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我无力掌握。也无法逃避。在滔滔的人生巨浪里，陆平，我这个平凡的理发师，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和戏弄。”面对苦难不是探索人深沉的自我追思和自我检视。生存苦难不在于凸现自身性格的软弱和出生的卑微所致，而突出环境的地位。因为人无法超越环境的设定，更没勇气与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决裂。在这不可分离中，个人的存在和环境就是以荒谬作为关联的属性。
国家和民族面临“危及存亡之秋”，疯狂而非理性的动乱年代，个人也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酸甜苦辣自知。日军的侵略和中国人的败退与反抗。这场付出惨重代价的博弈，只是人类苦难的自我营造。作为理发师的陆平，不能安身立命，从繁华的大上海逃难到秀丽的江南小镇，从素朴的乡镇回到热闹的上海，从战火纷乱的上海被转移到黄沙茫茫的西北。从麻雀变凤凰，攀上高枝，身份跃升：从高官沦为阶下囚，生存的境遇变异落差。漂泊而无奈充斥着苦难的人生历程，人就像一个棋子。有用与无用都在这个荒谬的环境里。不能突围，更不能消解，有的只是 沉默的隐忍和逃避。宋嘉仪的爱情更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而嫁给了的叶师长当姨太太。她和陆平之间的地下般的情愫只能被现实的环境暂时驱逐。真正的有情人不能相守，在为情和为生存依靠的两难选择中，不能两全其美。陆平出逃后，不定的时局让两人失散多年。宋嘉仪对爱的执着，才等到了爱情的归来。至于片中的胜哥，在日军的残暴下，连头发都不能剃好，就命丧黄泉。个人的微小的愿望，在强大的恶劣情境面前根本就失去伸张的机会，环境的逼迫何其严酷。
三、变数中较量的荒谬
“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在自我把握的真实力量与他所要到达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才得出荒谬的判断。个人与环境之间的较量是悬殊的，所以人在世界是荒谬的。而个人的成长与衰落历程是一个变化着的曲线，环境要素也是在运动中千变万化，但变化始终不会改变人与世界的荒谬的联系。日军入侵上海，打破了陆平在上海的相对稳定的生活和职业习惯。即使逃到乡下，也未摆脱其侵扰。在面临民族气节、个人尊严与生死关头，小人物无法完成对自身的命名，这种“我为鱼肉”的生命状况，是蝼蚁般的被轻视和践踏，是乱世中的荒谬。陆平的反抗行动微弱而带着本能的；中动，是在理智被湮没下的垂死挣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而是以无可奈何的动作表明自己的生命存在。解放战争背景下，陆平从理发师摇身一变为军官，而且不断上升。但是地位的改变没有为满足理发而创造优势。反而更为失落了。只是遵循着被人设定的人生路，虽然在自我意识中并不顺从别人的意志。“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的感情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荒谬的感情是赤裸裸的，令人感伤。它发出光亮，却不见光迹，所以它是难以捉摸的。”最后的出逃，也许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追寻的举动，仍然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在西北荒漠中的几年，更是其悲剧命运的注释，他和宋嘉仪的重逢。也是在郑文斌的安排下完成的。
在权势和阶层划分的残酷的现实里。嘉仪的父亲在“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的江湖经验引导下，选择“当官当到他这种地位就不容易死了”的叶师长作为女儿的托付人而不是“我只是一个剃头匠”的陆平。陆平和嘉仪自然无法违背做老人的意志。更没法直接和权势抗争，隐忍着欲望，在危险中偷欢。陆平深深的感到了“泥菩萨过河”的无奈，更加无法在战争之中给予嘉仪幸福。于是他选择了最好的克制——沉默，也不是泯灭。无奈地让嘉仪嫁给师长，是他能够作的最好的保护她的办法。而对于他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滚滚而下，直到又返回到自己的本色中去。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他只能臣服，只能最多坚持自己理发师的角色不变。
四、“心在汉”：自由与意义的追寻
加缪认为，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他提出了三种由荒诞而生成的应取的人生态度。一是要挑战，没有那一种命运是刻意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是幸福。对生活说“是”，也是挑战，就赋予了荒诞世界以意义。二是要自由。要在这冰冷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里生活下去。三是要激情。号召人“义无返顾地生活”，对生活充满爱恋。明知邪恶无法根除，仍坚定含笑与之斗争。
“明确地讲，当我希望的时候，当我为我特有的事实，为存在或创造的方式所烦扰的时候。当我最终把我的生活安排就绪并且由此证明我认识到我的生活是有某种意义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竖起了束缚自己的栅栏。”在加缪看来，荒谬的世界和人应该是对希望和未来的剥夺才意味着人更加自由。人一旦为着某种目的行动时，就成了被束缚的对象。影片中的陆平为作为一个根基薄弱的小人物，没有攀龙附凤的理想。所以在身为军官的岁月里，一心还是向往着操起剪子才能满足“我心飞翔”的愿望。陆平和嘉仪都没有成为为争取自由而举行轰轰烈烈抗争的悲壮的牺牲者或胜利者。由于他们向往着走到一起的爱的归属，向往着“也许有一天我和你一起开一个理发馆”。被束缚的身份有一颗自由翱翔的心灵。嘉仪在父亲的“女人总需要一个人罩着”的命运观引导下，虽然有了物质上的满足和身份地位的荣耀，但是这恰好把嘉仪围困了，成了笼中的一只惆怅的渴望自由的乌。“在他想像他生活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就适应了对这种要达到目的的种种要求，并变成了他自身自由的奴隶。”所以“荒谬的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而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超过了它，就是崩溃与虚无。”在荒谬的时代里，他们基本上是处于失语的状态。既没有积极主动的创造新生活，甚至连过去的美好都不能维护。在机械般的生活里，他们的激情被消磨，在不适应的环境中虚度着光阴，无形的绳索为他编织了一张隔离自由的网。但失去自由不等于没有自由的光芒和生活意义的存在。
面临选择余地的被动和迷茫，能够有勇气留驻心中的反抗意识和延续生命，就是自我定位和追寻价值。“荒谬的人于是能够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一个毫无慰藉的生活的执着的证明。”生活的意义在于“现在只是意味着对将来的无动于衷，意味着要穷尽既定的一切的激情。对生命意义的笃信永远设定着价值的等级，设定着一种选择以及我们的倾向。”“世界只有一个，幸福和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由于人生存的悲剧性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命运就是由自己创造的。“厌恶——觉醒——反抗——自救”。这是加缪所阐述的荒谬的人应该走的过程。
陆平在抗日、解放战争、在新中国的监狱时期等命运给他开了个悲剧性的玩笑，让他在内心梦想着理发，而困难重重的外界干预使之丧失了那样的环境和机会。但是陆平没有被击垮，更没有自杀。他继续活着，这就是对荒谬的穷尽，也是对命运的蔑视，人的价值和意义也显现。被叶江天斥为不务正业的陆平对于自己所处的军官的位置和工作是厌恶的，心的归属是“三天不摸剪刀就痒了。”甚至向叶江天提出离开，以消极的态度应付着强权给自己的事情。厌倦了战火纷飞，“战场上那绝望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开。”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无奈和痛苦。就越是强烈抵触、反抗命运的强加。但是这种反抗既是人的不断的呈现自我，也是对希望的失望，仍然承受着压迫的力量，只是自我意识中已经开始不甘于屈从命运的安排，为现实命运惨败中的反抗赋予了生命以价值，它贯穿一种存在的整个过程，是它决定了存在的价值程度。嘉仪也是在默默反抗“拉郎配”的无爱婚姻，在约束和迷茫中没有绝望。而是以生活的“多”代替了生活的“好”。正如加缪说完全没必要消除荒诞，关键是要活着，带着伤痛活着，人类的高贵就是在这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陆平和嘉仪能够走过这一段段的艰辛的路程，迎来爱情重逢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诠释。
结语
《理发师》中的陆平和嘉仪，虽然遭遇了人世间的众多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忍受痛苦时。在荒谬面前不低头，也造就了胜利和幸福。正如西西弗的精神像永不熄灭的一点微弱的灯光，给黑暗中怅惘而行的人们以期冀，给他们灌注勇气，为心灵能重新激活生命的火花而继续奋斗。对于这些在压抑或绝望中挣扎的人来说。即使力薄如一棵小草，也会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契机，使他们能够挣脱痛苦的罗网，呼吸到阳光下舒心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