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历来重视历史研究和反映历史史实的文献文物收藏，经过长期的征集和接受社会捐赠，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珍贵近代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涵盖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法律、外交、地理、灾荒以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其内容之丰富，精品之荟萃，构成了天津博物馆馆藏的一大特色。
　　馆藏近代历史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清代中后期；一是北洋时期。
　　清代中后期的文献，作者多为王公贵族、部院大臣、统兵将帅以及社会士绅等，多达百余人。王公贵族的相关文献，大多装裱精良，保存妥善，品相完好。如：奕譞手卷（图一），经其装裱成卷，并用正楷题写上“六兄赐函，光绪丙子孟冬退潜居士题笺”。“六兄”，即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被封为和硕恭亲王。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奕奉命为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退潜居士”，即奕譞，字朴巷，道光皇帝第七子，后被封为醇贤亲王。1860年，他随同咸丰帝逃亡热河。这件手卷为奕沂写给其弟奕譞的信函，约有27封（其中个别信函注明“前×笺已焚”字样，推测内容似乎涉及敏感政治，不宜留存）（图二），时间跨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手卷前半部分多为奕穰在热河时收到的奕诉来信。整个手卷内容涉及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暴行、驻京外国人情况、北京官号钱票壅滞人心惶惑、镇压捻军情况、收复新疆、惠陵工程等，亦有谈论诗律并附诗稿等。信函中还有反映热河行宫的一些情况，如“再闻八、九弟到滦后拮据异常，衣食不继，至秋季时仍著单衣，困苦不堪言状……（八弟指道光八子奕詥，钟端郡王；九弟奕穗，孚敬郡王）”其狼狈情形可见一斑。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手卷中还有一份用正楷抄示的咸丰皇帝谕旨：“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奉到。硃谕恭亲王奕诉等奏请赴行在祗问起居一摺，朕与恭亲王奕沂自去秋别后倏经半载有余，时思握手而谈，稍慰雇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朕与汝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于病体非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著不必赴行在。文祥亦不必前来。特谕。”咸丰帝婉转拒绝了奕到行宫觐见的请求，令恭亲王“依感难名”，而他也嘱咐奕譞“热河景况若何及圣恙起居务望随时寄知”。熟知此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这是顾命八大臣不想让奕来热河。从此件可以看出，辛酉政变前夕，清廷高层内部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清廷内部，经过复杂的斗争重组，以慈禧为首的官僚集团取得了主导权。一个更为趋于保守愚昧的政治集团，把国家推入了更为混乱、更为奴媚的境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清廷均告失败。列强瓜分中华，跃跃欲试。同治中兴很快烟消云散，中华民族陷入更沉重的境地。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在馆藏官员之间互相通讯的信函、呈文、咨文等文献中时时有所体现（图三）。
　　馆藏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献，大多是一些天津地方官员以私人函件方式向顶头上司的呈报（图四），内容多是英法俄等国军舰在大沽口外活动的情况以及清政府防御工事情形等。如“初八日英夷进口南北炮台及大沽一带，该夷已踞。督宪带兵保守津郡。该夷乘坐小火轮三支，十二日巳时已抵天津南北关，及丁字沽各一只，来往行船盘查甚严。沿途抢夺财物，凌辱妇女，所有空沙船至大沽者均不许出口。南北炮台各军器合用者留用，不合用者抛弃河中。津郡及大沽一带民居迁徙者甚多，土匪蜂起，借此抢夺。幸绅士张参将自行团练民勇一千五百在四关厢弹压。遇有抢夺及放火者当即拿获。……僧王带兵五千大营扎在张湾地面，僧王住在郝家场民情安谧……”。又如达年给董荀的呈文中写道“英美法俄四国夷艘现已陆续前来，大小二十余只，住泊拦江沙外。昨尚以小舢板船时而进口游异，今则于十五、六日该夷之火轮船驶进口门五六只。距炮台一二里许，停泊情形诡谲已极……”。这些地方官员的禀呈，大多成了高级官员向中枢递呈奏折的原始材料。从上述两种不同文献来看，地方官员禀呈，要比高级官员的奏折，其签署日期提前几个时辰，甚至更早。所以，反映同一事实的馆藏文献具有较为原始、务实、快速的特点，较之高级官员奏折所反映的史料价值及反映情况详略，均更胜一筹。
　　北洋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为北洋军阀的历史档案资料，有数万件。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它孕育于封建政权，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在“共和国家”名义下统治中国长达十七年之久。期间，还演出了两次复辟闹剧。这个集团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多与集团的首脑人物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吴景濂等有密切关系，且与国事、家事、身事混杂在一起，不仅有他们的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等，也有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函电、条陈、说帖、呈单、上禀、报告、议呈、抄录、证书、账册等公私文件。这些文献资料，内容丰富、详实，机密性高。如袁世凯在1915年亲批的“二十一条汉译文本”，揭示了袁世凯在中日谈判过程中的真实意图。天津博物馆藏有五个文本（图五）：
　　第一本者，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抄录条文用的稿纸在版框左下方有“第四号×稿”字样。各号独立用纸，用中文大写编号。各页之间有骑缝章。章呈长方形，7×13毫米，阳文篆刻“恕其乎”。袁世凯在条文上用朱笔眉批、旁注、圈点、勾划、记号。第二本者，袁世凯朱批《二十四款》。外形如第一本。第三本者，袁世凯墨笔批注《觉书》。各页之间有骑缝章。《觉书》条文系黑色油墨印刷。第四本者，（（觉书附说明》，外形一如《觉书》。袁世凯在福建问题和胶州湾问题处有墨批。第五本者，中国政府《答觉书附说明》草案。袁世凯有批示。时至今日，中日之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已经百年。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不少论著和论文发表，而这件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外，还有数十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舆图，如反映近代以来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世界地图；反映国家疆域的疆域图；反映全国省份、城市行政区划的区域图；反映漕运、水利的河渠图；反映政治军事的驻防图；反映皇家陵寝的风景图等。尽管数量不多，但无论是舆图本身，还是其中保存的大量历史信息，当为我们所重视，这些舆图以图像作为信息符号，有着语言文字不可相比的优点。清代陈伦炯绘制的《沿海全图》便是其中一件精品。该图为长卷，纵30.6、横948厘米。采用“下为东，上为西，左为南，右为北”的横轴式绘法。卷前有雍正丁未（1727年）科状元、长洲文士彭启丰撰写序文一篇（图六），卷后附有陈伦炯著论沿海形势文一篇。舆图分为六个部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因其所绘主要为沿海地形、地貌，故统称其为《沿海全图》。
　　舆图以《四海总图》为开端（图七），总绘亚、非、欧三大洲的地理形势，录有国家、地名百余个，其中“英机黎…‘普鲁社…‘多而其…是班呀”等与清代中后期译名不同。另外，尽管作者虽未画出南北极的位置，但却在该图的南北两极，标注了南北两极的极昼极夜现象“每年六个月为日，六个月为夜。北昼而南夜，南昼而北夜”，可见作者对此自然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卷后部另附《澎湖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及《琼州图》。各图详尽标注了地方府、州、县域名称、地理地势、水文河流及周边岛屿。其中以《台湾图》为最详。《台湾图》图分七色，正图绘台湾府等四处城池，以及大小山峰百余座。岛中山川依高度不同而分绘以各种颜色。岛上每座山峰，均有标记，每处港口，均有名称，罕有疏漏。由此可见，台湾地域之重要，绘图人之用心。
　　纵观全图，北起盛京，南抵琼崖，递次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七省，绘尽清代中国万里海疆，且于重要关隘、城镇、炮台、水寨、暗沙、岛礁等无不详细标注，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图卷设色，海水以碧绿为色，岛屿、山川以朱红为记，关隘饰以赭蓝，暗沙则涂以明黄，各类色彩层次鲜明。整体而言，该图绘画精细、内容详尽、色彩丰富，体现了清代舆图绘画艺术和制图水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清代前期舆图中属难得的珍品。
　　综上所述，这些重要的近代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天津地方史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因历史机缘成为天津博物馆的珍贵收藏，每一片纸张，每一个文字，每一幅图，都值得我们用心保管，专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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