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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自己评价说，“真实性可以信赖，可读性尚有不足”
春节后，《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摆上了北京一些大书店的柜台。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退休四年后出版的这部日记，起自作者1983年6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收束在2003年3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职退休，共收入20年间的日记2000多篇，加上部分工作笔记、相关讲话和新闻报道，累计11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由新华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这部巨著，已经是李鹏第五部日记系列著作。前四部分别为《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記》、《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和《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市场与调控》保持了李鹏日记系列著作的基本编辑体例，但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书中内容都远远超过前四部。
书中还配发了80余幅照片，包括作者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邓颖超、李先念等领导人的合影，以及作者参加各项政务活动的照片。在上册所附的照片中，有一幅为1988年6月12日的日记手迹。
这让人想起《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责任编辑讲过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在前言中，李鹏自己评价说：“本书基本上属于史料性质，所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真实性可以信赖，可读性尚有不足。”
“原生态”风格
曾担任众多重要领导职务的李鹏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记下如此大量的日记，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从已经出版的五部日记收录的内容来看，李鹏日记的内容多为记叙题材，没有太多的议论和抒情，记述内容包括所参加的重要会议、参与处理的一些党务政务、在各地的考察调研等诸多方面，有时记载得非常详细，包括很多数字和细节的东西。
以前文提到的附有手迹的1988年那篇日记为例，内容是在河北考察农业，记录了考察农业试验田、改造沙地和访问农户家庭的情况，不仅详细记下了走访的几家农户的生活情况(如是否整洁，能否看到电视节目)，还记录了有关农田、农户和当地农业的大量数据。
不同于其他卸任高官著书所采用的个人回忆录体例、访谈体例，李鹏的系列著作呈现出一种比较“原生态”的风格——虽然按照主题分成不同版本出版，在每部书中也分了大标题和小标题，但是其内容完全是从原始日记中摘录，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
这样的风格固然有时可读性没有经过整理的回忆录那样强，但是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原汁原味的日记，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本人。
从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和文字风格可以看出，李鹏对于许多具李鹏 体数据和细节很在意，特别是在听取工作汇报时都要把涉及的数据完整记下来。在1994年考察苏北地区的一篇日记中，他曾记载在涟水县晏庄村和村干部、村民座谈，该村女支书“介绍本村情况如数家珍，口音虽然难懂，但还可勉强听明白”。
这位名叫颜秀华的女干部在十几年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李鹏在听汇报时记录得很认真，不时打断她询问细节问题，“没想到都记到日记里去了。”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听取工作汇报中。在李鹏转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第一个工作年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审查政府工作报告。而在相关的日记中，他在不同场合两次谈到“人大批准发1000亿债券的说法不确切”，应该是人大批准增加500亿赤字和国务院增发1000亿国债两件事。
一位看到此书的中央部委退休干部对记者说，书中表现出的李鹏和他以前了解的差不多，比较细致。不过书中不少诗词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了解历史的新渠道
李鹏日记更大的作用还在于提供了帮助读者了解相关历史的一个新渠道，特别是涉及一些重大决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
在李鹏先前出版的系列日记中，《三峡日记》就因其涉及的话题而尤其受到市场欢迎。
这本经济日记，内容囊括了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作者卸任20年间在不同职位上参与的经济管理和改革的众多话题，包括承包制改革、治理整顿、三峡决策、金融危机、修宪等等，记录了许多会议讨论的实况，其中有些还配上了当时的报道，可供读者参照。
整部日记按照作者主管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担任副总理的1983年至1987年，主要涉及能源、交通、重点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但也记录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决策讨论，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建设和改革”阶段。
而在作者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十年(1987-1998年)，日记涉及的内容就更广泛了，包括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办公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载。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市场改革经历波折而后重新起步、最终确定市场化方向的重要阶段，可以称之为“计划到市场”阶段。这部分日记记载了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往往都经历了“提出设想－职能部门研究－国务院讨论－中央讨论－再讨论”的反复过程。
例如在1990年的日记里多处谈到台商王永庆到厦门沧海投资的问题。这一重大投资中辍的原因究竟如何，此前曾在台湾引发诸多当事人的争论。而据李鹏记载，当时他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和省市的汇报，在国务院经过讨论后基本同意，又上报中央。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后，一致同意由王永庆按独资企业方式向政府提交申请。
从1998年开始，作者转而负责全国人大的工作，对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参与以“立法和监督”为主。诚如作者在先前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说到，人大工作并没有成为退居二线，反而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不少亮点。一方面，在这五年中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特别是经济方面立法取得相当进展，还有如加入WTO等重大决议。
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关于不同意见的记载多了一些。通过日记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决策出台都需要经过不同层次的若干次讨论，每次都会有一些争论，比如开征利息税在人大常委会讨论时就出现了七种反对意见，为此作者还特地向江、泽民进行汇报，取得共识后又再次在会上讨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通过对国务院的监督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工作。在日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鹏对财政监督特别看重，在中央会议、人大会议的发言中往往首先提到相关问题，有时还专门和国务院领导交换意见。比如1999年8月21日的日记就记录了约朱镕基、李岚清来讨论人大财经委和财政部有争论的预算监督决定若干问题。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人大在财政监督上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橡皮图章”。
政治文明有赖于政治家的理性表达
据介绍，虽然并没有任何官方推广，李鹏的前几本日记发行量都很可观。据电力出版社发行部有关负责人称，电力日记的销量达数十万册。新华出版社发行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出版的前核电日记和人大日记，发行量都在七八万册，经济日记现在订出去的也达到这个数字。
卸任高官以个人身份著书回溯历史，是2003年开始的新现象，包括前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前外交部长钱其琛等都有类似著作，有些还颇为畅销。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曾将这种书写称为“非官方、非小道”的“第三渠道”，以当事人、权威的身份从个人的视角反映国家的决策思路，还原历史背景。
其实，卸任高官撰写回忆著作，已是国际政坛的常见做法，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三年前出版后曾打破美国自传体作品的发行记录，英国现代著名政治家丘吉尔更因为包括回忆录在内的历史著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几年前一批卸任高官回忆性著作陆续问世时，就有评论者将其称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步”的体现，对作者来说是走出“集体形象”、凸显个人社会责任，对读者来说则提供了理性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普通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关注是公民意识提高的表现，不是简单的“猎奇”。
有学者分析说，尽管多数退休领导人还没有出版回忆录的习惯，而且涉及一些当代史话题也必须审慎考虑，但政治文明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治家的理性表达。
春节后，《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摆上了北京一些大书店的柜台。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退休四年后出版的这部日记，起自作者1983年6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收束在2003年3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职退休，共收入20年间的日记2000多篇，加上部分工作笔记、相关讲话和新闻报道，累计11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由新华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这部巨著，已经是李鹏第五部日记系列著作。前四部分别为《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記》、《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和《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市场与调控》保持了李鹏日记系列著作的基本编辑体例，但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书中内容都远远超过前四部。
书中还配发了80余幅照片，包括作者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邓颖超、李先念等领导人的合影，以及作者参加各项政务活动的照片。在上册所附的照片中，有一幅为1988年6月12日的日记手迹。
这让人想起《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责任编辑讲过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在前言中，李鹏自己评价说：“本书基本上属于史料性质，所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真实性可以信赖，可读性尚有不足。”
“原生态”风格
曾担任众多重要领导职务的李鹏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记下如此大量的日记，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从已经出版的五部日记收录的内容来看，李鹏日记的内容多为记叙题材，没有太多的议论和抒情，记述内容包括所参加的重要会议、参与处理的一些党务政务、在各地的考察调研等诸多方面，有时记载得非常详细，包括很多数字和细节的东西。
以前文提到的附有手迹的1988年那篇日记为例，内容是在河北考察农业，记录了考察农业试验田、改造沙地和访问农户家庭的情况，不仅详细记下了走访的几家农户的生活情况(如是否整洁，能否看到电视节目)，还记录了有关农田、农户和当地农业的大量数据。
不同于其他卸任高官著书所采用的个人回忆录体例、访谈体例，李鹏的系列著作呈现出一种比较“原生态”的风格——虽然按照主题分成不同版本出版，在每部书中也分了大标题和小标题，但是其内容完全是从原始日记中摘录，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
这样的风格固然有时可读性没有经过整理的回忆录那样强，但是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原汁原味的日记，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本人。
从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和文字风格可以看出，李鹏对于许多具李鹏 体数据和细节很在意，特别是在听取工作汇报时都要把涉及的数据完整记下来。在1994年考察苏北地区的一篇日记中，他曾记载在涟水县晏庄村和村干部、村民座谈，该村女支书“介绍本村情况如数家珍，口音虽然难懂，但还可勉强听明白”。
这位名叫颜秀华的女干部在十几年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李鹏在听汇报时记录得很认真，不时打断她询问细节问题，“没想到都记到日记里去了。”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听取工作汇报中。在李鹏转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第一个工作年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审查政府工作报告。而在相关的日记中，他在不同场合两次谈到“人大批准发1000亿债券的说法不确切”，应该是人大批准增加500亿赤字和国务院增发1000亿国债两件事。
一位看到此书的中央部委退休干部对记者说，书中表现出的李鹏和他以前了解的差不多，比较细致。不过书中不少诗词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了解历史的新渠道
李鹏日记更大的作用还在于提供了帮助读者了解相关历史的一个新渠道，特别是涉及一些重大决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
在李鹏先前出版的系列日记中，《三峡日记》就因其涉及的话题而尤其受到市场欢迎。
这本经济日记，内容囊括了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作者卸任20年间在不同职位上参与的经济管理和改革的众多话题，包括承包制改革、治理整顿、三峡决策、金融危机、修宪等等，记录了许多会议讨论的实况，其中有些还配上了当时的报道，可供读者参照。
整部日记按照作者主管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担任副总理的1983年至1987年，主要涉及能源、交通、重点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但也记录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决策讨论，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建设和改革”阶段。
而在作者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十年(1987-1998年)，日记涉及的内容就更广泛了，包括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办公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载。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市场改革经历波折而后重新起步、最终确定市场化方向的重要阶段，可以称之为“计划到市场”阶段。这部分日记记载了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往往都经历了“提出设想－职能部门研究－国务院讨论－中央讨论－再讨论”的反复过程。
例如在1990年的日记里多处谈到台商王永庆到厦门沧海投资的问题。这一重大投资中辍的原因究竟如何，此前曾在台湾引发诸多当事人的争论。而据李鹏记载，当时他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和省市的汇报，在国务院经过讨论后基本同意，又上报中央。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后，一致同意由王永庆按独资企业方式向政府提交申请。
从1998年开始，作者转而负责全国人大的工作，对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参与以“立法和监督”为主。诚如作者在先前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说到，人大工作并没有成为退居二线，反而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不少亮点。一方面，在这五年中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特别是经济方面立法取得相当进展，还有如加入WTO等重大决议。
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关于不同意见的记载多了一些。通过日记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决策出台都需要经过不同层次的若干次讨论，每次都会有一些争论，比如开征利息税在人大常委会讨论时就出现了七种反对意见，为此作者还特地向江、泽民进行汇报，取得共识后又再次在会上讨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通过对国务院的监督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工作。在日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鹏对财政监督特别看重，在中央会议、人大会议的发言中往往首先提到相关问题，有时还专门和国务院领导交换意见。比如1999年8月21日的日记就记录了约朱镕基、李岚清来讨论人大财经委和财政部有争论的预算监督决定若干问题。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人大在财政监督上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橡皮图章”。
政治文明有赖于政治家的理性表达
据介绍，虽然并没有任何官方推广，李鹏的前几本日记发行量都很可观。据电力出版社发行部有关负责人称，电力日记的销量达数十万册。新华出版社发行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出版的前核电日记和人大日记，发行量都在七八万册，经济日记现在订出去的也达到这个数字。
卸任高官以个人身份著书回溯历史，是2003年开始的新现象，包括前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前外交部长钱其琛等都有类似著作，有些还颇为畅销。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曾将这种书写称为“非官方、非小道”的“第三渠道”，以当事人、权威的身份从个人的视角反映国家的决策思路，还原历史背景。
其实，卸任高官撰写回忆著作，已是国际政坛的常见做法，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三年前出版后曾打破美国自传体作品的发行记录，英国现代著名政治家丘吉尔更因为包括回忆录在内的历史著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几年前一批卸任高官回忆性著作陆续问世时，就有评论者将其称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步”的体现，对作者来说是走出“集体形象”、凸显个人社会责任，对读者来说则提供了理性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普通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关注是公民意识提高的表现，不是简单的“猎奇”。
有学者分析说，尽管多数退休领导人还没有出版回忆录的习惯，而且涉及一些当代史话题也必须审慎考虑，但政治文明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治家的理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