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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阐述劳伦斯·韦努蒂所提出的译者“隐形”及异化翻译的概念，探讨异化翻译理论的贡献与不足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对异化翻译及归化翻译的选择及应用。
【关键词】：译者“隐形”；归化；异化
一、 译者“隐形”和异化翻译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提出译者“隐形”这一术语来描述英美当代的翻译状况。译者的“隐形”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译文读者感觉自己是在与源文作者直接对话，即译文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译者“隐形”主要是由于长久以来通顺翻译的盛行使得译者倾向于将译文翻译成流畅的译本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这样译者就必须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使得译文流畅地道而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其次是译入语文化的阅读习惯，译入语读者阅读翻译文本时，多数人接受的是读起来流畅不加入译者独特风格而反应原作的译文。
韦努蒂对占主流地位的通顺翻译提出批判，认为译者应该在译文中现身而非尽可能地抹去自己对翻译贡献的痕迹，从而提高译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使译文摆脱从属于源文的地位。不同于传统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指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源文的内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不单单体现在语言和内容方面，更是一种道德态度，同时又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考虑在内。
二、异化翻译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异化翻译有利于抵制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发展多元文化。译者将源文文本的语言风格保留下来，让目的语读者接触到最原汁原味的外国语言和文化，以此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其次，异化翻译有助于提升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在实际的异化翻译过程中，译者保留了源文的表达方法和句式，让读者明显感觉到所读的是译作从而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彰显了译者的角色。最后，异化翻译有利于促成目的语中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推动目的语本土文学的变革。
然而异化翻译理论也有其自身的不足。首先，异化翻译不适用于文化处于弱势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如果同样使用异化翻译，会造成弱势国家的文化独立甚至是文化瓦解。其次，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审美差异较大。如果译文晦涩难懂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这种译文的读者群可能会缩小，翻译就达不到让目的语读者理解源文以及文化交流的目的。最后，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不可行性。意识形态对译本的操控可以体现在赞助商和出版社对译本的选择上。
三、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选择与应用
以下是在翻译中国名著《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异化翻译和霍克斯归化翻译的举例对比：
“世人都晓神仙好。”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霍克斯的译文是“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这里“神仙”是道教的概念，杨宪益夫妇将其译成“immortals”，霍克斯则使用了充满基督教文化的词语 “salvation”意为“拯教”。
“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杨宪益夫妇翻译为“If the king of Hell summons you at the third watch， who dares keep you till the fifth？”而霍克斯将其翻译为“ If Yama calls at midnight hour，no man can put off death till four.”这里对于掌管人的生死和轮回的冥界之主，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阎王”，而西方国家里却有不同的称谓“Yama”。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的过程中，本着传播中国文化让英语读者领略异域风土人情的目的，因此采用了异化翻译。霍克斯的译文主要是想给英语读者简单易懂、通顺流利的阅读感受，因而在翻译时运用了西方的意象采用了归化翻译。对比两种译文，杨译本虽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给英语读者带来了阅读的障碍，在英语读者中的接受度并不高。而霍克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先入为主的选择了西方文化中的意象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让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从中可以看出完全异化翻译或完全归化翻译都有其弊端。
另一个是杨宪益结合异化加归化的方法翻译《阿Q正传》的例子：
“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By this time an old nun had already come out. “May Buddha preserve us， Ah Q！ How dare you climb into our garden to steal turnips！Mercy on us， what a wicked thing to do！ Aiya， Buddha preserve us！””
这里对于中国佛家文化“尼姑”的形象作者翻译为“nun”，该词源于基督教文化指信奉基督教的修女，这个词帮助英语读者更好的理解“尼姑”的形象是归化的翻译方法。“God preserve us！ May God have mercy on your soul！”是英語中基督教的惯用表达句式而“Buddha”是佛教用语中对释迦牟尼的尊称。杨运用了英语的惯用表达形式并融入了具有佛教文化的“Buddha”一词，这是归化加异化的互补表现效果，既让读者很好地理解了原文的内容又传播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四、总结
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缺陷，顾此失彼不能达到最终翻译的目的。通过选择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作者之间找一个融会点，这个融会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些，但无论接近哪一方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即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不能距离作者太远。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译者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这样，译文作品可取长补短，使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有共同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2008）.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郭建中（2000）。 韦努蒂及其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中国翻译》，1，49-52 。
[3]郭建中（2009）。 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第二版述评。《中国翻译》，2，34-38。
[4]张景华 （2009）。《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立，1988年4月26日出生，女，汉族，西安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6级翻译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译者“隐形”；归化；异化
一、 译者“隐形”和异化翻译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提出译者“隐形”这一术语来描述英美当代的翻译状况。译者的“隐形”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译文读者感觉自己是在与源文作者直接对话，即译文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译者“隐形”主要是由于长久以来通顺翻译的盛行使得译者倾向于将译文翻译成流畅的译本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这样译者就必须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使得译文流畅地道而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其次是译入语文化的阅读习惯，译入语读者阅读翻译文本时，多数人接受的是读起来流畅不加入译者独特风格而反应原作的译文。
韦努蒂对占主流地位的通顺翻译提出批判，认为译者应该在译文中现身而非尽可能地抹去自己对翻译贡献的痕迹，从而提高译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使译文摆脱从属于源文的地位。不同于传统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指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源文的内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不单单体现在语言和内容方面，更是一种道德态度，同时又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考虑在内。
二、异化翻译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异化翻译有利于抵制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发展多元文化。译者将源文文本的语言风格保留下来，让目的语读者接触到最原汁原味的外国语言和文化，以此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其次，异化翻译有助于提升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在实际的异化翻译过程中，译者保留了源文的表达方法和句式，让读者明显感觉到所读的是译作从而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彰显了译者的角色。最后，异化翻译有利于促成目的语中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推动目的语本土文学的变革。
然而异化翻译理论也有其自身的不足。首先，异化翻译不适用于文化处于弱势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如果同样使用异化翻译，会造成弱势国家的文化独立甚至是文化瓦解。其次，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审美差异较大。如果译文晦涩难懂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这种译文的读者群可能会缩小，翻译就达不到让目的语读者理解源文以及文化交流的目的。最后，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不可行性。意识形态对译本的操控可以体现在赞助商和出版社对译本的选择上。
三、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选择与应用
以下是在翻译中国名著《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异化翻译和霍克斯归化翻译的举例对比：
“世人都晓神仙好。”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霍克斯的译文是“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这里“神仙”是道教的概念，杨宪益夫妇将其译成“immortals”，霍克斯则使用了充满基督教文化的词语 “salvation”意为“拯教”。
“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杨宪益夫妇翻译为“If the king of Hell summons you at the third watch， who dares keep you till the fifth？”而霍克斯将其翻译为“ If Yama calls at midnight hour，no man can put off death till four.”这里对于掌管人的生死和轮回的冥界之主，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阎王”，而西方国家里却有不同的称谓“Yama”。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的过程中，本着传播中国文化让英语读者领略异域风土人情的目的，因此采用了异化翻译。霍克斯的译文主要是想给英语读者简单易懂、通顺流利的阅读感受，因而在翻译时运用了西方的意象采用了归化翻译。对比两种译文，杨译本虽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给英语读者带来了阅读的障碍，在英语读者中的接受度并不高。而霍克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先入为主的选择了西方文化中的意象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让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从中可以看出完全异化翻译或完全归化翻译都有其弊端。
另一个是杨宪益结合异化加归化的方法翻译《阿Q正传》的例子：
“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By this time an old nun had already come out. “May Buddha preserve us， Ah Q！ How dare you climb into our garden to steal turnips！Mercy on us， what a wicked thing to do！ Aiya， Buddha preserve us！””
这里对于中国佛家文化“尼姑”的形象作者翻译为“nun”，该词源于基督教文化指信奉基督教的修女，这个词帮助英语读者更好的理解“尼姑”的形象是归化的翻译方法。“God preserve us！ May God have mercy on your soul！”是英語中基督教的惯用表达句式而“Buddha”是佛教用语中对释迦牟尼的尊称。杨运用了英语的惯用表达形式并融入了具有佛教文化的“Buddha”一词，这是归化加异化的互补表现效果，既让读者很好地理解了原文的内容又传播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四、总结
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缺陷，顾此失彼不能达到最终翻译的目的。通过选择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作者之间找一个融会点，这个融会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些，但无论接近哪一方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即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不能距离作者太远。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译者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这样，译文作品可取长补短，使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有共同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2008）.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郭建中（2000）。 韦努蒂及其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中国翻译》，1，49-52 。
[3]郭建中（2009）。 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第二版述评。《中国翻译》，2，34-38。
[4]张景华 （2009）。《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立，1988年4月26日出生，女，汉族，西安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6级翻译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