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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生态环境日趋复杂，有效防范风险联动效应，防止国外风险转化为国内风险，成为摆在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作为颜色革命等意识形态风险的具象化形式，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本文试图从信息生态链理论视角出发，通过考察街头政治运动中信息的协同演化及作用发挥机理，构建出以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为因子的青年政治运动生态链，其发展运行模式可具体划分为认知控制、行为控制和趋势控制三个阶段。其中，信息的传递过程通过不断连带情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信息环境，进而逐步进行扩散。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三个方面举措以破解青年街头政治运动活动机制，防范和化解街头运动产生风险。
关键词：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链;意识形态风险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要“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国家对我展开颜色革命的企图从未消失，颜色革命的开展形式也愈发多样化。因此，研究颜色革命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找准痛点各个击破，是从源头阻断颜色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举措。
“街头政治”运动作为颜色革命推进和开展的关键步骤，近年来“年轻化”特点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加入到政治运动中，甚至在抗议游行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埃及、乌克兰、伊朗等国的“愤怒青年”被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所感染，进行网络集会、网络串联、网络请愿等政治活动，进而演化为直接与政府对抗的暴力行为，不自觉地充当了“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和排头兵，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2]。为了厘清青年政治运动的构成要素和开展过程，探讨青年政治运动通过调动何种资源怎样持续扩散运动影响力，以达到鼓动大量青年人将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目的。本文将运用信息生态链理论视角探析青年政治运动的演进历程，研究青年街头政治运动的内部运行及影响力渗透机制，为防范“颜色革命”风险，感知意识形态动向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能力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信息生态链理论视域下的青年政治运动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的信息生态链系统是信息人、信息及信息环境在特定情境下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链式依存关系系统[3]，其通过信息的流转不仅影响着生态链系统内部的环境，也通过信息人群体中的不同角色影响着系统外部的信息环境。通过信息“出圈”的尝试达到颠覆目标国政权的最终目的。
整个信息生态链环境可划分为认知控制阶段、行为控制阶段和趋势控制阶段。首先由信息生产者将带有鲜明价值观导向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传递者，使得信息传递者改变认知;接着情绪化明显的信息由信息传递者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及线下活动展演两种模式传递给信息分解者，影响信息分解者展开相关行动;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控制，青年政治运动已初步具备一定规模，趋势控制阶段的信息开始注重情绪性信息的社会性分享，此时的信息分解者开始通过社交网络影响信息消费者的认知和情绪，信息影响力开始突破青年政治运动的信息环境，进入更广泛的社会信息环境中。
（一）认知控制阶段
認知控制阶段的信息主要以控制接受者认知为主，有关国家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利用傀儡势力散布的涉及所谓“民主”、“自由”的反政府言论，并由此类信息衍生出的其他相关谣言。通过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拉大青年群众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差距，引发社会公众强烈的社会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府的严重不满[4]。再利用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和心智不成熟等缺陷，进行“民主洗礼”，培养“年轻革命分子”，将社会问题的存在归结于有关国家的民主匮乏，提出只有推翻“专制政权”才能解决社会危机，从思想上控制青年们的认知。在认知层面对身处生态链环境中的信息人个体产生控制。
这一阶段涉及的信息人角色为信息生产者与传递者，信息生产者，大多包括西方情报部门扶持的、以对目标国开展“和平演变”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培养的、受过特殊训练的“颠覆行动者”;在以往的颜色革命中，通过这些“领袖”建立起相应的团体，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用“人权”“民主”等口号煽动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众参与到组织活动中。而信息传递者作为生态链中的信息传输者，则发挥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功能，成为整个生态信息链条中的关键节点。他们能够迅速的掌握相关信息，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将反政府相关信息传递给他人。
（二）行为控制阶段
行为控制阶段的信息传递目标主要以操纵行为为主要目的，信息内容主要分为语言符号信息和非语言符号两种，但完成者均为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的信息传输者。一方面，这些信息传输者借助互联网等媒介渠道，通过极具煽动性的标语口号影响受众情绪，形成情绪激烈的信息环境，以达成“群体极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被专门培养出的青年群体中的领导者，借助街头活动的展台，通过制定特定的颜色、标志对反政府信息进行实物化表演。在不断加强群体内部认同的同时，符号化运动本身，以加速传播速度。而信息传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则依靠情绪的社会化传播。这一阶段的信息与认知控制阶段的信息相比，开始连带更多的情绪。
此时，很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作为信息生态链条上的分解者，受到周围环境和舆论媒体的影响，便可能在情绪的带动下融入其中，走上街头。成为街头运动的参与者，从而不断扩大运动的影响力。当街头示威群众在与政府部门和军警发生冲突中有人被捕或受伤，舆论媒体便大肆宣扬执政当局在残暴镇压和平示威者，舆论的走向让更多的青年走上街头，继而“革命”的组织者更加大胆的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5]。 （三）趋势控制阶段
趋势控制阶段的信息传递目标主要以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为主要目的，此时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情绪推动。越来越多的群众作为信息链条上的分解者，不同于早期受过专业训练的活动参与者，他们对于西方势力宣扬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并无系统认知，大多数参与者只是为了借助街头活动宣泄不满情绪，因此其认知相较于前者更易纠正。但由于群体巨大，这一阶段信息传播的速度及范围需予以重视。
同时，在这一阶段，具有特定传播目的的信息生产者开始有意识的扩大信息传播范围，使其不再限于青年群体。通过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实现“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的“出圈”。这一阶段，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对于相关意识形态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于各类媒体的“占领”，能够使得“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突破传播渠道的限制，被最广泛的知晓，同时也增加了挖掘潜在受众的机会。而这些受众便是信息链条上的信息消费者。青年运动信息环境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冲破圈层限制，拓展至更大范围的信息环境中。
二、青年运动信息生态系统的特点分析
（一）引导青年群体认知，积极培养意见领袖
考察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环境中的信息人要素时能够发现，信息传播初期，颜色革命相关意识形态的散布首先便是依靠影响青年群体的认知来完成的。一些西方政府扶持的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开展初期，首先开展的行动，便是影响和改变一部分人的认知，进而培养后续能够对民众施加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青年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对于外界的认知尚不稳定且意识形态易受到各类信息的影响;与此同时，青年群体又是愿意接触多样化信息，传递分享不同信息，以张扬个性显示个体差异的群体。因此，青年群体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的诱导，进而改变个体认知，成为颜色革命价值观推广的“急先锋”。
（二）建立情绪链式传播，借助情绪扩散影响
在信息传播的初期，西方国家有关组织通过诱导性信息引导一部分青年的认知，强化意见领袖的扶植。通过培养意见领袖群体打开相关信息的传播渠道，一旦信息进入这一传播渠道，信息生产者对其的而控制便开始减弱，情绪的链式传播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法国学者Veronique Christophe和Rime（1997）发现，情绪在被进行社会分享的过程中，会引发情绪诱导效应，促使信息的接受者进一步像其他人分享其所知晓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中所包含的情绪因子并未因信息的传递而消失。这一过程被Veronique Christophe和Rime稱为情绪的再次社会分享。与此同时，消极的情绪更能引发再次分享行为，情绪激烈程度越高，分享意愿也越强烈[6]。
行为控制阶段及趋势控制阶段信息的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情绪的传播链路的建立。在行为控制阶段，青年群体通过分享群体中“意见领袖”传递的附带情绪或情感体验，形成特定的群体符号。这些符号化的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群体认同感，并使得参与者获得自信、兴高采烈与主动进取的感觉。（柯林斯，1986/2012;81）[7]使得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集体情感并激发进一步的传播行为，包括语言符号信息与非语言符号信息的传递。在趋势控制阶段，影响力的扩散依然依靠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信息分解者通过线上线下等传播渠道使得情绪信息在弱关系网络中快速传播，并最终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完成颜色革命相关影响力的最终扩散。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当中，青年人成为网络生活当中的主体部分，推特、脸谱等互联网媒体，在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外势力通过这种方式给青年群体灌输所谓民主的思想和价值观提供了便利，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也致使一些社会敏感话题被放大，情绪也易于激化。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网路新媒体实施监管，对青年群体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青年运动信息生态系统的破解策略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作为某些西方国家“颜色革命”的一种形式，是有关机构组织及个人运用信息传播规律搭建的动态信息生态链系统。想要快速有效的防范颜色革命发生，及时预警并处置青年运动，还需从青年运动生态链系统的关键环节着手，破解影响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发展变化的要素，为防范其发生提供参考。
（一）注重把控信息人认知，关注青年群体思政引导
防范青年群体成为颜色革命的利用对象，化解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开展的风险，就要注重把控信息人的认知稳定性，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年群体的价值观教育要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随着青年群体的年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转变，这时学校对于青年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适时、适当。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年对参与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要求不同，学校教育应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和质量，让他们学会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地位。此外，学校应积极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政府则应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这样能够有效调节青年人群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在这样的氛围的熏陶和感染下，当他们面对自身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会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使他们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会采用过激的行为。
（二）推动社会情绪转化，疏导社会舆论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链中流通的信息在认知控制、行为控制和趋势控制三个阶段均为完成传播目的而附带了具备倾向性、煽动性的情绪因素。信息生产者正是利用情绪的社会构建理论，完成了情绪链式传播途径的搭建，从而逐步引导目标国受众展开街头运动，将颜色革命实体化、行动化[7]。
颜色革命推动的街头运动中，全面掌握信息并完全认同西方意识形态的群体只有作为“意见领袖”的信息传递者群体，而其他群体所接触的信息，大多为碎片化、拼凑式的信息，很多信息的情绪呈现出戏谑性的特点。受众在接触这些信息时，往往不那么专注于发泄情绪的深层原因，而多愿意投身于打着“反政府”旗号的群体狂欢。 因此，应着重借助大众媒体以符合群体传播心理的方式疏导社会情绪。及时回应质疑，并公布热点问题的处理和反馈信息，让公民的知情权得到更好地保障，避免由于社会问题的不透明化导致群体情绪和行为的产生。有计划的破解颜色革命青年运动群体营造的群体认同感。官方可以借助网络语言等被民众广泛接受的传播方式真诚回应指责和质疑，并对颜色革命群体所设立的标志性符号进行解构，对信息注解新的意义。
（三）合理利用新媒体资源，构建和谐社会文化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推进，我国也逐步放开了网络舆情事件，网民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相关消息，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政府完全可以在国家层面建立公开的网络舆情网站，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根据各大论坛和网站的热搜，筛选出网民关于国家建设、政策实施等方面政府需改进和处理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促使他们尽快认真处理。互联网平台是青年群体经常交流和“吐槽”的地方，工作人员应即使浏览相关信息，了解青年诉求，将不良情绪扼杀在萌芽之中。为了使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网站的工作人员应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设定解决问题的实现并自觉接受网民的监督。这样一来，既彰显了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又能了解到青年的思想动态，有效控制網络谣言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N].人民日报，2017-09-20.
[2]阚道远.“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及其政治影响——兼论防范重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7）：16-21.
[3]夏一雪，兰月新，李昊青，吴翠芳，张秋波.面向突发事件的微信舆情生态治理研究[J].现代情报，2017，37（05）：28-32+42.
[4]李元斌，何昊宸.混合战争视角下的美国极限施压与“颜色革命”[J].军事文摘，2019（17）：7-10.
[5]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刘明，2006
[6]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20，42（01）：79-98.
[7]互动仪式链[M].商务印书馆，兰德尔·柯林斯（林聚任，王鹏，宋丽译）
作者简介
黄晓玮（1992.12-），女，汉，重庆万州，助教，硕士研究生，舆论，影视传播武警工程大学。
马溯川（1983.07-），女，汉，河北邢台，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情报安全，国家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西北边疆战略安全研究”（编号：17CZZ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法制化研究”（编号：2020MYB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关键词：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链;意识形态风险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要“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国家对我展开颜色革命的企图从未消失，颜色革命的开展形式也愈发多样化。因此，研究颜色革命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找准痛点各个击破，是从源头阻断颜色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举措。
“街头政治”运动作为颜色革命推进和开展的关键步骤，近年来“年轻化”特点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加入到政治运动中，甚至在抗议游行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埃及、乌克兰、伊朗等国的“愤怒青年”被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所感染，进行网络集会、网络串联、网络请愿等政治活动，进而演化为直接与政府对抗的暴力行为，不自觉地充当了“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和排头兵，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2]。为了厘清青年政治运动的构成要素和开展过程，探讨青年政治运动通过调动何种资源怎样持续扩散运动影响力，以达到鼓动大量青年人将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目的。本文将运用信息生态链理论视角探析青年政治运动的演进历程，研究青年街头政治运动的内部运行及影响力渗透机制，为防范“颜色革命”风险，感知意识形态动向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能力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信息生态链理论视域下的青年政治运动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的信息生态链系统是信息人、信息及信息环境在特定情境下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链式依存关系系统[3]，其通过信息的流转不仅影响着生态链系统内部的环境，也通过信息人群体中的不同角色影响着系统外部的信息环境。通过信息“出圈”的尝试达到颠覆目标国政权的最终目的。
整个信息生态链环境可划分为认知控制阶段、行为控制阶段和趋势控制阶段。首先由信息生产者将带有鲜明价值观导向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传递者，使得信息传递者改变认知;接着情绪化明显的信息由信息传递者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及线下活动展演两种模式传递给信息分解者，影响信息分解者展开相关行动;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控制，青年政治运动已初步具备一定规模，趋势控制阶段的信息开始注重情绪性信息的社会性分享，此时的信息分解者开始通过社交网络影响信息消费者的认知和情绪，信息影响力开始突破青年政治运动的信息环境，进入更广泛的社会信息环境中。
（一）认知控制阶段
認知控制阶段的信息主要以控制接受者认知为主，有关国家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利用傀儡势力散布的涉及所谓“民主”、“自由”的反政府言论，并由此类信息衍生出的其他相关谣言。通过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拉大青年群众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差距，引发社会公众强烈的社会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府的严重不满[4]。再利用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和心智不成熟等缺陷，进行“民主洗礼”，培养“年轻革命分子”，将社会问题的存在归结于有关国家的民主匮乏，提出只有推翻“专制政权”才能解决社会危机，从思想上控制青年们的认知。在认知层面对身处生态链环境中的信息人个体产生控制。
这一阶段涉及的信息人角色为信息生产者与传递者，信息生产者，大多包括西方情报部门扶持的、以对目标国开展“和平演变”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培养的、受过特殊训练的“颠覆行动者”;在以往的颜色革命中，通过这些“领袖”建立起相应的团体，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用“人权”“民主”等口号煽动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众参与到组织活动中。而信息传递者作为生态链中的信息传输者，则发挥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功能，成为整个生态信息链条中的关键节点。他们能够迅速的掌握相关信息，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将反政府相关信息传递给他人。
（二）行为控制阶段
行为控制阶段的信息传递目标主要以操纵行为为主要目的，信息内容主要分为语言符号信息和非语言符号两种，但完成者均为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的信息传输者。一方面，这些信息传输者借助互联网等媒介渠道，通过极具煽动性的标语口号影响受众情绪，形成情绪激烈的信息环境，以达成“群体极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被专门培养出的青年群体中的领导者，借助街头活动的展台，通过制定特定的颜色、标志对反政府信息进行实物化表演。在不断加强群体内部认同的同时，符号化运动本身，以加速传播速度。而信息传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则依靠情绪的社会化传播。这一阶段的信息与认知控制阶段的信息相比，开始连带更多的情绪。
此时，很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作为信息生态链条上的分解者，受到周围环境和舆论媒体的影响，便可能在情绪的带动下融入其中，走上街头。成为街头运动的参与者，从而不断扩大运动的影响力。当街头示威群众在与政府部门和军警发生冲突中有人被捕或受伤，舆论媒体便大肆宣扬执政当局在残暴镇压和平示威者，舆论的走向让更多的青年走上街头，继而“革命”的组织者更加大胆的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5]。 （三）趋势控制阶段
趋势控制阶段的信息传递目标主要以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为主要目的，此时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情绪推动。越来越多的群众作为信息链条上的分解者，不同于早期受过专业训练的活动参与者，他们对于西方势力宣扬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并无系统认知，大多数参与者只是为了借助街头活动宣泄不满情绪，因此其认知相较于前者更易纠正。但由于群体巨大，这一阶段信息传播的速度及范围需予以重视。
同时，在这一阶段，具有特定传播目的的信息生产者开始有意识的扩大信息传播范围，使其不再限于青年群体。通过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实现“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的“出圈”。这一阶段，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对于相关意识形态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于各类媒体的“占领”，能够使得“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突破传播渠道的限制，被最广泛的知晓，同时也增加了挖掘潜在受众的机会。而这些受众便是信息链条上的信息消费者。青年运动信息环境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冲破圈层限制，拓展至更大范围的信息环境中。
二、青年运动信息生态系统的特点分析
（一）引导青年群体认知，积极培养意见领袖
考察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环境中的信息人要素时能够发现，信息传播初期，颜色革命相关意识形态的散布首先便是依靠影响青年群体的认知来完成的。一些西方政府扶持的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开展初期，首先开展的行动，便是影响和改变一部分人的认知，进而培养后续能够对民众施加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青年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对于外界的认知尚不稳定且意识形态易受到各类信息的影响;与此同时，青年群体又是愿意接触多样化信息，传递分享不同信息，以张扬个性显示个体差异的群体。因此，青年群体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相关信息的诱导，进而改变个体认知，成为颜色革命价值观推广的“急先锋”。
（二）建立情绪链式传播，借助情绪扩散影响
在信息传播的初期，西方国家有关组织通过诱导性信息引导一部分青年的认知，强化意见领袖的扶植。通过培养意见领袖群体打开相关信息的传播渠道，一旦信息进入这一传播渠道，信息生产者对其的而控制便开始减弱，情绪的链式传播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法国学者Veronique Christophe和Rime（1997）发现，情绪在被进行社会分享的过程中，会引发情绪诱导效应，促使信息的接受者进一步像其他人分享其所知晓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中所包含的情绪因子并未因信息的传递而消失。这一过程被Veronique Christophe和Rime稱为情绪的再次社会分享。与此同时，消极的情绪更能引发再次分享行为，情绪激烈程度越高，分享意愿也越强烈[6]。
行为控制阶段及趋势控制阶段信息的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情绪的传播链路的建立。在行为控制阶段，青年群体通过分享群体中“意见领袖”传递的附带情绪或情感体验，形成特定的群体符号。这些符号化的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群体认同感，并使得参与者获得自信、兴高采烈与主动进取的感觉。（柯林斯，1986/2012;81）[7]使得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集体情感并激发进一步的传播行为，包括语言符号信息与非语言符号信息的传递。在趋势控制阶段，影响力的扩散依然依靠情绪性信息的社会分享。信息分解者通过线上线下等传播渠道使得情绪信息在弱关系网络中快速传播，并最终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完成颜色革命相关影响力的最终扩散。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当中，青年人成为网络生活当中的主体部分，推特、脸谱等互联网媒体，在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外势力通过这种方式给青年群体灌输所谓民主的思想和价值观提供了便利，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也致使一些社会敏感话题被放大，情绪也易于激化。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网路新媒体实施监管，对青年群体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青年运动信息生态系统的破解策略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作为某些西方国家“颜色革命”的一种形式，是有关机构组织及个人运用信息传播规律搭建的动态信息生态链系统。想要快速有效的防范颜色革命发生，及时预警并处置青年运动，还需从青年运动生态链系统的关键环节着手，破解影响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发展变化的要素，为防范其发生提供参考。
（一）注重把控信息人认知，关注青年群体思政引导
防范青年群体成为颜色革命的利用对象，化解青年街头政治运动开展的风险，就要注重把控信息人的认知稳定性，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年群体的价值观教育要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随着青年群体的年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转变，这时学校对于青年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适时、适当。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年对参与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要求不同，学校教育应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和质量，让他们学会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地位。此外，学校应积极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政府则应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这样能够有效调节青年人群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在这样的氛围的熏陶和感染下，当他们面对自身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会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使他们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会采用过激的行为。
（二）推动社会情绪转化，疏导社会舆论
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信息生态链中流通的信息在认知控制、行为控制和趋势控制三个阶段均为完成传播目的而附带了具备倾向性、煽动性的情绪因素。信息生产者正是利用情绪的社会构建理论，完成了情绪链式传播途径的搭建，从而逐步引导目标国受众展开街头运动，将颜色革命实体化、行动化[7]。
颜色革命推动的街头运动中，全面掌握信息并完全认同西方意识形态的群体只有作为“意见领袖”的信息传递者群体，而其他群体所接触的信息，大多为碎片化、拼凑式的信息，很多信息的情绪呈现出戏谑性的特点。受众在接触这些信息时，往往不那么专注于发泄情绪的深层原因，而多愿意投身于打着“反政府”旗号的群体狂欢。 因此，应着重借助大众媒体以符合群体传播心理的方式疏导社会情绪。及时回应质疑，并公布热点问题的处理和反馈信息，让公民的知情权得到更好地保障，避免由于社会问题的不透明化导致群体情绪和行为的产生。有计划的破解颜色革命青年运动群体营造的群体认同感。官方可以借助网络语言等被民众广泛接受的传播方式真诚回应指责和质疑，并对颜色革命群体所设立的标志性符号进行解构，对信息注解新的意义。
（三）合理利用新媒体资源，构建和谐社会文化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推进，我国也逐步放开了网络舆情事件，网民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相关消息，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政府完全可以在国家层面建立公开的网络舆情网站，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根据各大论坛和网站的热搜，筛选出网民关于国家建设、政策实施等方面政府需改进和处理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促使他们尽快认真处理。互联网平台是青年群体经常交流和“吐槽”的地方，工作人员应即使浏览相关信息，了解青年诉求，将不良情绪扼杀在萌芽之中。为了使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网站的工作人员应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设定解决问题的实现并自觉接受网民的监督。这样一来，既彰显了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又能了解到青年的思想动态，有效控制網络谣言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N].人民日报，2017-09-20.
[2]阚道远.“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及其政治影响——兼论防范重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7）：16-21.
[3]夏一雪，兰月新，李昊青，吴翠芳，张秋波.面向突发事件的微信舆情生态治理研究[J].现代情报，2017，37（05）：28-32+42.
[4]李元斌，何昊宸.混合战争视角下的美国极限施压与“颜色革命”[J].军事文摘，2019（17）：7-10.
[5]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刘明，2006
[6]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20，42（01）：79-98.
[7]互动仪式链[M].商务印书馆，兰德尔·柯林斯（林聚任，王鹏，宋丽译）
作者简介
黄晓玮（1992.12-），女，汉，重庆万州，助教，硕士研究生，舆论，影视传播武警工程大学。
马溯川（1983.07-），女，汉，河北邢台，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情报安全，国家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西北边疆战略安全研究”（编号：17CZZ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法制化研究”（编号：2020MYB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