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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论战，迄今已经过去一个世纪。这场论战就规模来说并不大，持续时间前后不足两月，直接相关著作只有五篇。它的起因是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分歧，但近百年来关于这场论战的研究与争论一直未停，足以可见其影响意义的深远。以文献分析法追溯该问题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出对这一论战的认识也是一直在发展的。梳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焦点与共识，以及其后百年论战的研究成果，来反思这场论战的影响和其后意义。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焦点与共识;主要论域
1“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焦点与共识
1.1焦点：对主义的理解;对解决方法的分歧
1.1.1根本分歧：主义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根本分歧不在于“问题”与“主义”，而是“主义与主义。”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我的歧路》一文中就写道“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层面上，可以看出胡适并非不赞同宣扬主义，只是对宣扬当时每周评论宣言的“主义”不赞同。另有学者认为单就《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并非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接挑明说，“我是喜欢谈谈布爾扎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所以这场论战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所持主义的分歧，而并不是胡适一开始所说的“问题”与“主义”。
1.1.2整体改造与局部改造
胡适针对“根本解决”这个思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途径可以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只有通过点滴的社会改变，才能逐步解决现存问题。他认为提“根本解决”还是意在空宣言主义，也就是“畏难求易，只是懒”。李大钊就中国当时实际国情进行批驳，他说“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论证整体解决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作为“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再根据满意不满意的事实，才有“社会问题”，再有“解决的希望”。将两人的主张放入整体与部分的概念当中来看，胡适认为提出部分的问题在先，才能推演出一个整体主张;而李大钊认为先有整体的主义，才能看到部分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得出，两人并不认为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的，但是根本区别在于两人对于整体与部分先后顺序的矛盾。
1.2共识：主义与实际结合
共识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助西方的主义和学说，但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二是中国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民生问题，集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学术界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观点意见十分一致，或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虽然李大钊和胡适行文间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但是两人基本完成了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启蒙，且对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初步阐释。
1.2.1对于主义应与实际结合的启蒙
胡适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主张“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他主张在研究主义之前先弄清楚“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再做出判断“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道：中国“一切机能，都已闭止”，“在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虽然李大钊和胡适的方法、观点有所偏差，但是都从不同角度阐明外来主义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命题。虽然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未被赋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义，但是两人对于主义与具体结合这一历史命题的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1.2.2对于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初步阐释
李大钊和胡适都主张“主义”是研究问题的工具，要把“主义”用到实际的情景之中。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客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体现价值的实在。所以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胡适把问题与主义结合的思考三步骤具体化，“思考的第一步工夫”是研究“究竟病在何处”，“思考的第二步工夫”是“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思想的第三部工夫”是根据“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李大钊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作为“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再根据满意不满意的事实，才有“社会问题”，再有“解决的希望”。
2“问题与主义”之争后研究的主要论域
2.1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之争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长达数百年，从时间维度来说，关于这场论战的研究大体分为二阶段。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普遍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斗争。彭述之、叶青、李季等人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称之为“商业哲学”、“拜金主义”，认为这是“根本否认革命”的反动思想。艾思奇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与改良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发生的第一次的思想斗争。同期，胡绳认为胡适思想虽然有着“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之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但是胡适坚持的实验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实验主义使得胡适以及后人知道要尊重事实。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论域主要集中在修正传统观点以及关于这场论战是学术性还是政治性的争鸣。魏绍馨作《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一文鲜明提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受长期左倾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影响的典型例子。张明军、陈少晖提出，“问题与主义”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是非政治的平等争论。张先贵认为“争论”实质是局限于“西化派”内部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争论，是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张传鹤认为“争论”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政治化的学术争论，他肯定了胡适的部分积极观点。侯且岸认为“争论”的性质是被历史政治扭曲的，“争论”本身只是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性探讨。董国强则通过分析李大钊思想变化的角度来论证这场“论战”的学术性。于兴卫从时代背景、论证焦点、结果和论证媒介载体四个方面展开阐述，指出是因为当时自由氛围和以及二人参与政治方式的不同才是导致误认为是学术争论的情况。郑瑞通过解读《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认为不可否认“论战”是具有高度学术和思想内涵的。” 2.2“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针对性探讨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提出了对胡适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一定调的质疑。认为在当时论战之中胡適所指并非针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胡适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
李良玉认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无关系，提出胡适所批评的“过激主义”所指是无政府主义。马以鑫通过剖析几篇论战文章的用词、以及当时社会背景，提出胡适挑起论战针对的是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不仅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彭继红根据胡适遗留的文本以及分析其生活圈，认为胡适挑起论战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胡适首先反对的是安福派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再次是无政府主义。刘国华认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意图反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同时他认为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或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都是片面的。
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典型的社会思潮之争，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后百年论战。可以肯定第一阶段的定性认识是不客观且片面的，两人虽信奉不同的主义，但是从实践意义与历史本身来看都是共识大过分歧的。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划分为政治论战，完全有理可循;若说算作学术论战，也是有多方观点可以佐证的。所以对于这一论战的定性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定性还原历史真相，看清事件本质。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对“中国去向何处”这个历史命题的作答，所以论战本身的意义在于先进知识分子观点的碰撞，正是论战这种模式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激发了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正如李大钊说，“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独白”。这句话对于这次论战本身的意义概括的再好不过，两人两派观点互相启发、让社会听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实际上这次论战后，李大钊确实听取了胡适的部分意见，更加注重提出具体问题、并且加以实践。如在这之后，李大钊作了多篇关于提出具体问题的文章，如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中罗列出20多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再作《被裁的士兵》、《归国的工人》等文章。同时这次论战也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这场论战后，马克思主义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李大钊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行方案。
参考文献
[1]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J].历史研究，2005，05：100-116.
[2]魏绍馨.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J].齐鲁学刊，1994，01：33-38.
[3]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J].安徽史学，2006，02：87-96.
[4]艾丹.“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03：1-4.
[5]郑瑞.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再解读[J].高校理论战线，2011，08：33-37.
[6]王明生.“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11-18.
[7]钱素敏.“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知识经济，2008，05：176-177.
[8]邱焕章，周富洪.重新探讨问题与主义之争[J].浙江大学学报，1987，02：66-73.
[9]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65-72.
[10]董国强.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讨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4，04：99-104.
[11]陈桂香.“问题与主义”争论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J].东岳论丛，2011，09：79-84.
[12]张汝伦.从哲学观点看“问题与主义”之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70-79.
[13]袁刚，程雪嵩，杨先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J].学术探索，2009，03：85-92.
作者简介
李婕（1997--），女，汉族，浙江温州市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焦点与共识;主要论域
1“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焦点与共识
1.1焦点：对主义的理解;对解决方法的分歧
1.1.1根本分歧：主义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根本分歧不在于“问题”与“主义”，而是“主义与主义。”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我的歧路》一文中就写道“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层面上，可以看出胡适并非不赞同宣扬主义，只是对宣扬当时每周评论宣言的“主义”不赞同。另有学者认为单就《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并非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接挑明说，“我是喜欢谈谈布爾扎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所以这场论战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所持主义的分歧，而并不是胡适一开始所说的“问题”与“主义”。
1.1.2整体改造与局部改造
胡适针对“根本解决”这个思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途径可以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只有通过点滴的社会改变，才能逐步解决现存问题。他认为提“根本解决”还是意在空宣言主义，也就是“畏难求易，只是懒”。李大钊就中国当时实际国情进行批驳，他说“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论证整体解决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作为“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再根据满意不满意的事实，才有“社会问题”，再有“解决的希望”。将两人的主张放入整体与部分的概念当中来看，胡适认为提出部分的问题在先，才能推演出一个整体主张;而李大钊认为先有整体的主义，才能看到部分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得出，两人并不认为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的，但是根本区别在于两人对于整体与部分先后顺序的矛盾。
1.2共识：主义与实际结合
共识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助西方的主义和学说，但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二是中国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民生问题，集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学术界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观点意见十分一致，或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虽然李大钊和胡适行文间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但是两人基本完成了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启蒙，且对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初步阐释。
1.2.1对于主义应与实际结合的启蒙
胡适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主张“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他主张在研究主义之前先弄清楚“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再做出判断“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道：中国“一切机能，都已闭止”，“在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虽然李大钊和胡适的方法、观点有所偏差，但是都从不同角度阐明外来主义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命题。虽然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未被赋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义，但是两人对于主义与具体结合这一历史命题的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1.2.2对于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初步阐释
李大钊和胡适都主张“主义”是研究问题的工具，要把“主义”用到实际的情景之中。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客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体现价值的实在。所以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胡适把问题与主义结合的思考三步骤具体化，“思考的第一步工夫”是研究“究竟病在何处”，“思考的第二步工夫”是“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思想的第三部工夫”是根据“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李大钊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作为“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再根据满意不满意的事实，才有“社会问题”，再有“解决的希望”。
2“问题与主义”之争后研究的主要论域
2.1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之争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长达数百年，从时间维度来说，关于这场论战的研究大体分为二阶段。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普遍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斗争。彭述之、叶青、李季等人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称之为“商业哲学”、“拜金主义”，认为这是“根本否认革命”的反动思想。艾思奇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与改良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发生的第一次的思想斗争。同期，胡绳认为胡适思想虽然有着“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之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但是胡适坚持的实验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实验主义使得胡适以及后人知道要尊重事实。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论域主要集中在修正传统观点以及关于这场论战是学术性还是政治性的争鸣。魏绍馨作《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一文鲜明提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受长期左倾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影响的典型例子。张明军、陈少晖提出，“问题与主义”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是非政治的平等争论。张先贵认为“争论”实质是局限于“西化派”内部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争论，是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张传鹤认为“争论”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政治化的学术争论，他肯定了胡适的部分积极观点。侯且岸认为“争论”的性质是被历史政治扭曲的，“争论”本身只是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性探讨。董国强则通过分析李大钊思想变化的角度来论证这场“论战”的学术性。于兴卫从时代背景、论证焦点、结果和论证媒介载体四个方面展开阐述，指出是因为当时自由氛围和以及二人参与政治方式的不同才是导致误认为是学术争论的情况。郑瑞通过解读《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认为不可否认“论战”是具有高度学术和思想内涵的。” 2.2“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针对性探讨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提出了对胡适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一定调的质疑。认为在当时论战之中胡適所指并非针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胡适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
李良玉认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无关系，提出胡适所批评的“过激主义”所指是无政府主义。马以鑫通过剖析几篇论战文章的用词、以及当时社会背景，提出胡适挑起论战针对的是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不仅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彭继红根据胡适遗留的文本以及分析其生活圈，认为胡适挑起论战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胡适首先反对的是安福派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再次是无政府主义。刘国华认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意图反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同时他认为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或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都是片面的。
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典型的社会思潮之争，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后百年论战。可以肯定第一阶段的定性认识是不客观且片面的，两人虽信奉不同的主义，但是从实践意义与历史本身来看都是共识大过分歧的。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划分为政治论战，完全有理可循;若说算作学术论战，也是有多方观点可以佐证的。所以对于这一论战的定性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定性还原历史真相，看清事件本质。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对“中国去向何处”这个历史命题的作答，所以论战本身的意义在于先进知识分子观点的碰撞，正是论战这种模式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激发了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正如李大钊说，“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独白”。这句话对于这次论战本身的意义概括的再好不过，两人两派观点互相启发、让社会听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实际上这次论战后，李大钊确实听取了胡适的部分意见，更加注重提出具体问题、并且加以实践。如在这之后，李大钊作了多篇关于提出具体问题的文章，如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中罗列出20多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再作《被裁的士兵》、《归国的工人》等文章。同时这次论战也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这场论战后，马克思主义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李大钊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行方案。
参考文献
[1]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J].历史研究，2005，05：100-116.
[2]魏绍馨.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J].齐鲁学刊，1994，01：33-38.
[3]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J].安徽史学，2006，02：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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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瑞.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再解读[J].高校理论战线，2011，08：33-37.
[6]王明生.“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11-18.
[7]钱素敏.“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知识经济，2008，05：176-177.
[8]邱焕章，周富洪.重新探讨问题与主义之争[J].浙江大学学报，1987，02：66-73.
[9]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65-72.
[10]董国强.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讨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4，04：99-104.
[11]陈桂香.“问题与主义”争论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J].东岳论丛，2011，09：79-84.
[12]张汝伦.从哲学观点看“问题与主义”之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70-79.
[13]袁刚，程雪嵩，杨先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J].学术探索，2009，03：85-92.
作者简介
李婕（1997--），女，汉族，浙江温州市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