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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南海主权声索国围绕南海问题给中国带来持续的战略困扰。与南海议题紧密联系的菲律宾对外战略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学术界对菲律宾对外战略动因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单位（国家）层次;地区层次;体系层次。总体上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随着政权更迭，在研究内容上不断深入。本文试图对这三个层次的研究问题、研究优点和不足做一个分析。
关键词：菲律宾;对外战略动因;综述
从阿罗约到阿基诺三世再到杜特尔特，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从大国平衡战略转向“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最后又回归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由于菲律宾的南海区位优势，菲律宾政府的对外战略转向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相关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就菲律宾对外战略动因而言，本文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单位（国家）层次
在单位层次，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国家层面动因。主要表现为（1）菲律宾家族政治权力斗争。菲律宾现代国家体系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形成的美国式总统制政体，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党斗争激烈，总统在外交领域享有较大的权威。[1]阿罗约、阿基诺三世及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皆出身于菲律宾政治世家。这些政治家族在菲律宾政坛争夺政治权力并进一步影响国家对外战略。查雯指出，阿罗约政府执政时期的政府腐败问题为日后阿基诺三世政府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埋下伏笔。菲律宾国内反对派将中菲南海合作与政府腐败联系在一起，阻碍中菲南海合作。尽管在阿罗约执政后期还对华保持着相对友好的策略，但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怒火和反对派的攻击，其对待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强硬。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为了实行“政治清算”和打击前任政府，煽动南海问题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民族利益”的形象。[2]（2）领导人决策者的个人因素。由于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等因素的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战略偏好。[3]菲律宾政府对外战略的选择深受执政者个人人格和战略偏好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阿基诺三世政府和杜特尔特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与其领导人自身对美倾向有关。[4]阿基诺三世在其执政生涯中曾多次受到美国的支持，其亲美立场也使得其采取对美“追随”政策顺理成章。而杜特尔特力求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这一方面与其坚定的意志力和强硬的行事作风有关，也与其长期以来的反美倾向有关。[5]此外，周汇慧、张宇权、洪晓文、卢西奥·布莱科·皮特洛三世均在不同角度分析不同菲律宾领导人对其对外战略选择的影响。周汇慧指出阿罗约因其硬朗务实的作风，有着“亚洲铁娘子”之称。而女性柔中带刚的性格特征使得她能在中、美、日等大国间实现平衡外交。[6]张宇权、洪晓文则指出杜特尔特本人的务实性和独立性作风使得其改变前任总统的强硬对华政策，采取温和的对华立场，并降低了菲律宾对华政策中美国因素的影响度，力图独立处理事务。同时其长达20余年的国内治理经验让他更加注重国家内政外交的实际效益。[7]而卢西奥·布莱科·皮特洛三世认为将发展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发展和稳定国内政局的杜特尔特主动改善中菲关系与中国展开合作，一改与前任不同的外交战略。[8]（3）威胁认知和安全感知。威胁认知和安全感知这一因素对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也产生一定影响。菲力克斯认为中国在南海不断加强的军事行为，让包括菲律宾在内其他东南亚小国意识到南海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促使其寻求美国的帮助。[9]陈庆鸿则指出在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对华的经济预期不断下降，安全越来越强，从而导致菲律宾在对外战略上一改前任政府的大国平衡战略转向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10]而雅各布·普什和考德威尔·毕夏普通过2017年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菲律宾人仍然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但菲律宾人民对于中美两国的认知差距正在缩小。[11]席桂桂、凌胜利则认为杜特尔特政府返回大国平衡战略，改变对华策略是源于菲律宾政府对其安全感知的变化，它认识到菲律宾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相对稳定，南海热点问题不至于进一步发酵，继而把治理重点转向国内治理[12]学术界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单位层次动因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上两大方面。在这部分，学术界主要利用各种文献及时事报道对单位层次的动因分析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和说理，但单单从单位（国家）层次的视角来分析菲律宾对外战略转向的动因明显过于单薄，缺乏说服力。
（二）地区层次
在地区层次，学术界关于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发挥的作用。随着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逐渐组织化、多样化和成熟化，越来越多的地区安全威胁可以通过地区层面的安全机制得到解决。连波认为在杜特尔特时期，菲律宾面临的国内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毒品猖獗、同其他东盟国家的领土争端、海上走私和海盗等地区安全风险大多数都能在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为菲律宾扩大了其战略选择空间，使其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大国的安全支持，为其由追随美国战略回归至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支持。[13]
在这一层次关于菲律宾对外战略的动因分析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发挥的作用上。笔者尚未发现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在地区层次的讨论，且相关研究成果在讨论杜特尔特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地区层次动因时，只关注东南亚地区内安全机制对菲律宾国内解决毒品安全等风险的支持，而忽略了菲律宾在与中国、美国及日本等其他域外国家对于其解决其国内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和支持的事实。
（三）体系层面
国际格局作为国际体系构成要素之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家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这两大要素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改变国际格局。从阿罗约政府到阿基诺三世政府再到杜尔尔特政府，近20年间东南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学术界对关于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的广泛讨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美菲关系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主要动因。代帆、张博指出在9·11事件后，美国发现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并发展成为稳固的盟友关系。[14]在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由对中美“相对平衡”大国平衡战略转变为对美“追随”。孙西辉、吕虹认为不仅是因为菲律宾的经济和主权利益延伸到领海，更是因为2009年高调“重返”东南亚，为菲律宾借助美国力量提供了条件。[15]同时鞠海龙指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16]杰弗里·奥尔丹尼尔从美国的角度谈及杜特尔特政府担心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不能提供相应的安全承诺而调整了对美政策。[17]杰弗里·哈特曼则从菲律宾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指责菲律宾国内禁毒运动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这种对于菲律宾内政的干预成为杜特尔特调整对美政策的原因之一。[18]（2）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之一。中国的崛起打破东南亚地区内的均势，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美国在2009年重新调整亚太政策，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张向荣指出，美国重返东南亚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中美关系由此进入新一轮紧张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走向。[19]马博认为菲律宾想借助中国的经济投资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这是杜特尔特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经济考量。[20]（3）中美竞合关系的走向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之一。刘若楠提出了中美包容性竞争的观点，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压缩菲律宾的战略空间，其大国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大。[21]陈奕平、王琛通过对1949年-2009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的历史梳理，认为东南亚国家会堅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但会面临美国的压力等挑战。[22] 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梳理，学术界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个层次的分析，且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结合三个层次或者两个层次的分析角度讨论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但在讨论大国竞争与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关系时，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只是从中国或美国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从而忽略两种力量互动产生的影响，且大多数的大国竞争关系集中在中美竞争上，忽视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角逐。此外，有学者也指出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压缩菲律宾的战略空间，其大国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大。[23]这与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对外战略现实选择的情况不符，应引入国内因素这一干预变量，来讨论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
注释
[1]周汇慧：《小国对邻近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
[2]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120页-139页，第159页-160页。
[3]唐世平、王凯：《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4]Carlos Santamaria， “Sino-Philippine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olitical will Enough？”， AsinaPolitic & Policy， No.2， 2018.
[5]蒋琛娴、鞠海龙：《杜特尔特政府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修正》，载《南海学刊》，2018年第4卷第4期，第73页-83页。
[6]周汇慧：《小国对邻近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
[7]张宇权、洪晓文：《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第47页-52页，第64页。
[8]Lucio Blanco Pitlo III， “Emerging Consistencies in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Amidst Continuing U.S.-China Frictions”， Apr. 27， 2017. 2019-12-29.
[9]Felix K. Chang， “China’s Naval Ris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 Operational Assessment”， Orbis， Volume 56， Issue 1， 2012， pp.19-38.
[10]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33页-154页，第159页。
[11]Pew Research Center，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still favor U.S. over China， but gap is narrowing”， Pew Research Center， Sep. 21，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7/09/21/people-in-the philippines -still-favor-u-s-over-china-but-gap-is-narrowing/ ， 2019-12-29.
[12]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8页-152页，第158页。
[13]连波：《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88页-第117页，第158页-第151页。
[14]代帆、张博：《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27页-37页。
[15]孙西辉、吕虹：《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0页-第117页，第156页-第157页。
[16]蒋琛娴、鞠海龙：《杜特尔特政府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修正》，载《南海学刊》，2018年第4卷第4期，第73页-83页。
[17]Jeffrey Ordaniel， “Dealing with Duterte’s Philippines”， The Met Society， No.4， 2017， pp.30-55.
[18]Geoffrey Hartman， “Renewed Philippine Drug War Unlikely to Address Human Rights Concerns”， Southeast Asia from Scott Circle， No.3， 2017， pp.34.
[19]張向荣：《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看“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37页-第43页，第108页。
[20]马博：《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19卷第4期，第31页-第39，第80页。
[21]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页-第82页，第157页-第158页。
[22]陈奕平、王琛：《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48页-第59页，第155页。
[23]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页-第82页，第157页-第158页。
作者简介
卢亭文（1997年02月），女，汉族，籍贯海南。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菲律宾政治。
关键词：菲律宾;对外战略动因;综述
从阿罗约到阿基诺三世再到杜特尔特，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从大国平衡战略转向“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最后又回归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由于菲律宾的南海区位优势，菲律宾政府的对外战略转向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相关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就菲律宾对外战略动因而言，本文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单位（国家）层次
在单位层次，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国家层面动因。主要表现为（1）菲律宾家族政治权力斗争。菲律宾现代国家体系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形成的美国式总统制政体，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党斗争激烈，总统在外交领域享有较大的权威。[1]阿罗约、阿基诺三世及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皆出身于菲律宾政治世家。这些政治家族在菲律宾政坛争夺政治权力并进一步影响国家对外战略。查雯指出，阿罗约政府执政时期的政府腐败问题为日后阿基诺三世政府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埋下伏笔。菲律宾国内反对派将中菲南海合作与政府腐败联系在一起，阻碍中菲南海合作。尽管在阿罗约执政后期还对华保持着相对友好的策略，但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怒火和反对派的攻击，其对待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强硬。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为了实行“政治清算”和打击前任政府，煽动南海问题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民族利益”的形象。[2]（2）领导人决策者的个人因素。由于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等因素的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战略偏好。[3]菲律宾政府对外战略的选择深受执政者个人人格和战略偏好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阿基诺三世政府和杜特尔特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与其领导人自身对美倾向有关。[4]阿基诺三世在其执政生涯中曾多次受到美国的支持，其亲美立场也使得其采取对美“追随”政策顺理成章。而杜特尔特力求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这一方面与其坚定的意志力和强硬的行事作风有关，也与其长期以来的反美倾向有关。[5]此外，周汇慧、张宇权、洪晓文、卢西奥·布莱科·皮特洛三世均在不同角度分析不同菲律宾领导人对其对外战略选择的影响。周汇慧指出阿罗约因其硬朗务实的作风，有着“亚洲铁娘子”之称。而女性柔中带刚的性格特征使得她能在中、美、日等大国间实现平衡外交。[6]张宇权、洪晓文则指出杜特尔特本人的务实性和独立性作风使得其改变前任总统的强硬对华政策，采取温和的对华立场，并降低了菲律宾对华政策中美国因素的影响度，力图独立处理事务。同时其长达20余年的国内治理经验让他更加注重国家内政外交的实际效益。[7]而卢西奥·布莱科·皮特洛三世认为将发展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发展和稳定国内政局的杜特尔特主动改善中菲关系与中国展开合作，一改与前任不同的外交战略。[8]（3）威胁认知和安全感知。威胁认知和安全感知这一因素对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也产生一定影响。菲力克斯认为中国在南海不断加强的军事行为，让包括菲律宾在内其他东南亚小国意识到南海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促使其寻求美国的帮助。[9]陈庆鸿则指出在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对华的经济预期不断下降，安全越来越强，从而导致菲律宾在对外战略上一改前任政府的大国平衡战略转向联美抗华的追随战略。[10]而雅各布·普什和考德威尔·毕夏普通过2017年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菲律宾人仍然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但菲律宾人民对于中美两国的认知差距正在缩小。[11]席桂桂、凌胜利则认为杜特尔特政府返回大国平衡战略，改变对华策略是源于菲律宾政府对其安全感知的变化，它认识到菲律宾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相对稳定，南海热点问题不至于进一步发酵，继而把治理重点转向国内治理[12]学术界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单位层次动因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上两大方面。在这部分，学术界主要利用各种文献及时事报道对单位层次的动因分析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和说理，但单单从单位（国家）层次的视角来分析菲律宾对外战略转向的动因明显过于单薄，缺乏说服力。
（二）地区层次
在地区层次，学术界关于菲律宾的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发挥的作用。随着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逐渐组织化、多样化和成熟化，越来越多的地区安全威胁可以通过地区层面的安全机制得到解决。连波认为在杜特尔特时期，菲律宾面临的国内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毒品猖獗、同其他东盟国家的领土争端、海上走私和海盗等地区安全风险大多数都能在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为菲律宾扩大了其战略选择空间，使其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大国的安全支持，为其由追随美国战略回归至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支持。[13]
在这一层次关于菲律宾对外战略的动因分析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发挥的作用上。笔者尚未发现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在地区层次的讨论，且相关研究成果在讨论杜特尔特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地区层次动因时，只关注东南亚地区内安全机制对菲律宾国内解决毒品安全等风险的支持，而忽略了菲律宾在与中国、美国及日本等其他域外国家对于其解决其国内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和支持的事实。
（三）体系层面
国际格局作为国际体系构成要素之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家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这两大要素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改变国际格局。从阿罗约政府到阿基诺三世政府再到杜尔尔特政府，近20年间东南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学术界对关于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的广泛讨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美菲关系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主要动因。代帆、张博指出在9·11事件后，美国发现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并发展成为稳固的盟友关系。[14]在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由对中美“相对平衡”大国平衡战略转变为对美“追随”。孙西辉、吕虹认为不仅是因为菲律宾的经济和主权利益延伸到领海，更是因为2009年高调“重返”东南亚，为菲律宾借助美国力量提供了条件。[15]同时鞠海龙指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16]杰弗里·奥尔丹尼尔从美国的角度谈及杜特尔特政府担心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不能提供相应的安全承诺而调整了对美政策。[17]杰弗里·哈特曼则从菲律宾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指责菲律宾国内禁毒运动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这种对于菲律宾内政的干预成为杜特尔特调整对美政策的原因之一。[18]（2）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之一。中国的崛起打破东南亚地区内的均势，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美国在2009年重新调整亚太政策，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张向荣指出，美国重返东南亚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中美关系由此进入新一轮紧张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走向。[19]马博认为菲律宾想借助中国的经济投资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这是杜特尔特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经济考量。[20]（3）中美竞合关系的走向是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之一。刘若楠提出了中美包容性竞争的观点，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压缩菲律宾的战略空间，其大国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大。[21]陈奕平、王琛通过对1949年-2009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的历史梳理，认为东南亚国家会堅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但会面临美国的压力等挑战。[22] 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梳理，学术界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对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个层次的分析，且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结合三个层次或者两个层次的分析角度讨论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但在讨论大国竞争与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关系时，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只是从中国或美国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从而忽略两种力量互动产生的影响，且大多数的大国竞争关系集中在中美竞争上，忽视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角逐。此外，有学者也指出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压缩菲律宾的战略空间，其大国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大。[23]这与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对外战略现实选择的情况不符，应引入国内因素这一干预变量，来讨论菲律宾对外战略选择的动因。
注释
[1]周汇慧：《小国对邻近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
[2]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120页-139页，第159页-160页。
[3]唐世平、王凯：《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4]Carlos Santamaria， “Sino-Philippine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olitical will Enough？”， AsinaPolitic & Policy， No.2， 2018.
[5]蒋琛娴、鞠海龙：《杜特尔特政府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修正》，载《南海学刊》，2018年第4卷第4期，第73页-83页。
[6]周汇慧：《小国对邻近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
[7]张宇权、洪晓文：《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第47页-52页，第64页。
[8]Lucio Blanco Pitlo III， “Emerging Consistencies in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Amidst Continuing U.S.-China Frictions”， Apr. 27， 2017. 2019-12-29.
[9]Felix K. Chang， “China’s Naval Ris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 Operational Assessment”， Orbis， Volume 56， Issue 1， 2012， pp.19-38.
[10]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33页-154页，第159页。
[11]Pew Research Center，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still favor U.S. over China， but gap is narrowing”， Pew Research Center， Sep. 21，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7/09/21/people-in-the philippines -still-favor-u-s-over-china-but-gap-is-narrowing/ ， 2019-12-29.
[12]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8页-152页，第158页。
[13]连波：《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88页-第117页，第158页-第151页。
[14]代帆、张博：《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27页-37页。
[15]孙西辉、吕虹：《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0页-第117页，第156页-第157页。
[16]蒋琛娴、鞠海龙：《杜特尔特政府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修正》，载《南海学刊》，2018年第4卷第4期，第73页-83页。
[17]Jeffrey Ordaniel， “Dealing with Duterte’s Philippines”， The Met Society， No.4， 2017， pp.30-55.
[18]Geoffrey Hartman， “Renewed Philippine Drug War Unlikely to Address Human Rights Concerns”， Southeast Asia from Scott Circle， No.3， 2017， pp.34.
[19]張向荣：《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看“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37页-第43页，第108页。
[20]马博：《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19卷第4期，第31页-第39，第80页。
[21]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页-第82页，第157页-第158页。
[22]陈奕平、王琛：《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48页-第59页，第155页。
[23]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页-第82页，第157页-第158页。
作者简介
卢亭文（1997年02月），女，汉族，籍贯海南。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菲律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