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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为了有地可种频频上访，村长书记们却开着奥迪、红旗四处风光；因为拆迁中的不公待遇，安徽农民在天安门前自焚，以生命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地产商们关起门来，在喜孜孜地清点滚滚而来的人民币。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土地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必须着手解决的最核心问题之一，而沙河镇踩河新村无疑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著名学者巴曙松认为，如果是一个或者几个城市在“土地经营”方面出现问题，那可能是这几个城市的经营理念和运作的问题。但如果是在较大范围内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这必然是制度性的问题。
为了有地可种
矮小的平房内犬吠声阵阵，张京良不在家。张为昌平区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为了村里非法占地、村民利益得不到补偿等问题，他多次带领村民去沙河镇、昌平区、北京市上访。
路边，杨西横老人正好在收割地里的白菜，他拍着身后高高的围墙，跟记者聊了起来。杨为踩河大队（1983年由东大兴、西大兴、南园子、踩河、鸭子坑五自然村并成的踩河新村农场）合并前的大队长，围墙里圈起来的就是他们大队原来的菜地，加上氨基酸厂等共计100来亩。2001年，菜地被村里领导圈了起来，原来的说法是要建老年公寓，但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老年公寓一直没有眉目，村民要求将地返回承包种植蔬菜以增加收入，却遭到了村委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淳朴的杨西横老人感慨：这里原来是队里最好的土地之一，现在荒掉了可惜啊！老人将小路和围墙外那块宽两米，长不到3米的土地平整了一下种了些白菜，“不能糟蹋土地呀！”对土地有着真挚情感的老人说道。
闻讯赶回的张京良带着大家到围墙实地考察，里边除了几处破破烂烂的简易厂棚（据村民介绍，这些分别是氨基酸厂、冰棍厂、包装厂、新兴材料厂厂房）、一幢10多年历史的2层小楼外，未见任何人，而当时时间还不到下午4点钟，不到下班时间。厂房四周杂草丛生，靠近南端、以建设老年公寓名义圈起来的地面上，有一人多高的各种野草在秋风中招摇。
在村的西头，近1200亩土地承包给了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刑启发，虽然原来曾经承诺每年交给踩河村10万元的承包费，但最后以支付村头水塔每年电费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村委会1995年批租给某公司的500多亩土地，后来被该公司转租；大学城里的某大学占用踩河土地，居然连正式的租赁或者土地出让合同都没有，自然不存在土地使用补偿一说。此外，该村多处土地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被非法占用或者圈起，至今抛荒面积在百亩以上。同时，村办企业如爱犬乐园占地面积都在几十亩，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多数早早关张，但是所征用的土地，一直都被废置。村民类似的疑问有20多条。
虽然，村里将多数土地承包后进行专业经营，或者以土地出资形式投资股份制公司等等，村民基本上无地可种，但是近8年来村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经济损失补偿。同时，这几年以来，村里各类收入总数应该超过千万元，村里也未做任何公共事业建设，该村村民道路，泥泞而崎岖不平，但自1984年建完房子以来，至今未做整修；更没有任何收益的分配，但是这些收入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该村的村长、书记，早在10年前，就开着进口的蓝鸟、雪铁龙，现在升级换代成了奥迪、红旗轿车。
对于这些上访的村民而言，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希望能够有地可种，如果没有土地可承包，应有的补偿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村务公开，让大家知道土地的去向和现状、村里财政状况。
村里领导的口气强硬：每年1月、7月村里都会进行村务公开，告知资金的去向和具体开支；土地由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你们告吧，告到哪里我们都不怕。
于是，今年年初在外地搞建筑的张京良返乡，看到村里一些老人无地又无经济补偿，晚景凄凉，于心不忍，遂组织群情汹涌的村民，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过程。
据张京良所言，撂下了他自己的事情，带领踩河村民去镇里上访了六七次，区长接待日去了不下10次，市信访办他们也去过。
频繁的上访终于有了一些结果。一个多月前，镇里来了一拨人，不过调查组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只听取了村里领导的汇报，没有找过他们去上访的任何人，最后出具的书面调查结果中土地面积、财务数据，跟他们丈量的实际数据和掌握的情况有出入。
来自北京市和昌平区信访办的消息也显示：北京市信访办已经责成昌平区调查核实并解决调查此事，而区里根据区长接待日登记的内容，沙河镇已经进行调查。
沙河镇办公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说，近两个月以来，镇里已经由镇长带头从各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调查小组，由办公室主任高大奇带队亲自去踩河村测量，并出具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但是鉴于村民对目前调查结果不满意，具体账目、土地面积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在沙河镇车站，记者还听到了昌平312个行政村中多起类似的案例。昌平的区长接待日，经常是人满为患。堵截当地政府领导，要求给予答复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位去昌平考察的专家就曾目睹。当天，他带学生去昌平实地考人和车根本出不来。在百般解释下，来自附近几个村的村民才同意打开他们车窗——查看在确保里边没有区里的领导后才放行，“不能让领导跑了 ”。而当地政府的领导们谁都不敢出门，担心村民会砸烂他们乘坐的轿车。
上访，上访
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为了土地而频繁地上访，目前在中国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9月15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了安徽农民朱正亮自焚未遂事件。这是自8月南京发生拆迁户自焚死亡惨剧后，3个星期以来第二宗因不满拆迁而发生的自焚事件。
据信访部门介绍，目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群众信访反映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北京“非典”疫情解除后，国家信访局接待的群众集体上访中，反映企业劳保、城市拆迁、征地三类问题的批次和人次占到60%以上。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朱颖告诉记者，近3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今年8月底与去年同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上年增长64.86%；到今年8月底，又同比增长47.19%。
浙江省政法委调查表明，最近几年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已占全省行政诉讼案的1/4。
国家信访局有关专家分析说，拆迁之痛，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和个人住房产权改革出现的阶段性矛盾。引发信访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拆迁户；二是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失之简单化，没有视居民情况分类处理，造成部分拆迁户因拆致贫，失去生存基础，“因拆致贫”是一个重要原因。天安门自焚的朱正亮是青阳县家具厂的下岗人员，41岁的妻子吴春娥在家务农，全家月收入在700元左右。拆迁给予的补偿远小于他新房的价值，房子被拆迁后因为断了经济来源，儿子朱仁被迫辍学，多次上访未果，最后不得不以牺牲生命来捍卫自身的权益。
记者采访中接触到的拆迁户普遍表示，如果真是为了市政建设的“公共利益”，我们不会阻拦；但以“市政拆迁”之名，却做商业经营项目开发，变相掠夺居民房屋产权，老百姓不答应！
在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张京良看来，他们上访并不是“胡闹”，目的只有一个：向政府讨个“说法”，不能既让那么好的地荒着，自己又无地可营生。
这是不是众多上访者的普遍心态呢？
政府主导的悖论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而言，这几十年来的城市建设过程，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城市化过程。政府主导的方式大致有两类，其一是政府自己进行建设；其二是政府制定规划，与房地产公司订立合约，由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经常见诸报端的是，政府规划一块土地的用途，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房地产公司给政府一定数目的钱，政府负责该地块的拆迁，按时交给房地产公司一块“干净”土地。合同往往规定，政府提前完成拆迁受奖，延期受惩。如此一来，政府如何能够代表公众利益？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朱芒表示，政府拆、政府判难以保证拆迁户的权利，政府代理开发公司的拆迁实质上是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的行为。而一旦介入，政府难免倾向地区投资商而侵犯原住居民的权利。政府在城市拆迁中，不能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实际上，土地批租业务恰恰给许多公司带来了丰厚的盈利。比如上海的陆家嘴集团一直致力于浦东的房地产开发，2001年该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0.49%，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占去大头——仅今年9月转让给平安保险的两块土地，就为公司带来4.4亿元的收入。初次取得的商业用地价格较低，而一旦被允许进行商业开发，由于总体上的限量供应使得该土地的价格立即上涨。
这些公司最早取得土地时的价格是多少？数字往往不得而知。政府在确定最初地价时，可能因为用途不同，价格存在巨大差异——比如，住宅用地、教育用地或工厂园区用地，地价差异很大。但房地产公司一旦取得开发权，则可能混淆了开发的概念——在教育或产业园区内兴建住宅，而且，可以依据市场价格进行转让。如欧亚农业在沈阳获准兴建的“荷兰村”，固然最早以优质农业为理由进行开发，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别墅群。
有专家指出，上一轮圈地运动所建立的开发区特点是：炒卖土地严重，但还是想引进一些企业；而新一轮开发区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少开发商是以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名划拨圈地，然后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导致土地变相非法入市。对此，政府似乎也无可奈何。毕竟，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是以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因素的。为推动经济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往往把出让土地作为第二财政。
政府主导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但往往在这种主导的过程中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制度需要变革
悖论发展到极致，就有了开发商与政府利益的博弈、后者的寻租行为和遍及全国的圈地热。于是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更多的纠纷也就出现了。
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资产处提供的数据，1999年，全国招标拍卖的土地面积1000万平方米，收到的土地价款高达114亿，平均单价每平米1057元；然而从1992年到1999年，全国出让土地面积30万公顷，土地收入却仅有1000亿，平均每平米收入只有130多元，前者是后者的8倍还多。
土地已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加成为“资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套现就可以获得政绩。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赋予了开发区“征地”、“规划”、“出租”、“转让”、“出让”甚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所有用地权利，使之成为一个“圈地”特区。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干部无奈地对《今日东方》说：“开发区怎么用地，我们从来管不着。”
据国土资源有关人士透露，国土资源部门虽有自己的执法局，但在具体操作中，“需要配合中纪委、监察部才能落实到具体的人”，所以行政执法的能力不够。如果在检查过程中，确实发现问题，国土资源部执法局有权利将涉及犯罪的人送交法律程序处理，但“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对此表示，政府应该对整套土地法律进行审查，尤其是征地制度，“如果要治本，就必须要校正政府的行为和国务院的具体措施，而不是对于问题暴露后的修修补补。”
为了有地可种
矮小的平房内犬吠声阵阵，张京良不在家。张为昌平区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为了村里非法占地、村民利益得不到补偿等问题，他多次带领村民去沙河镇、昌平区、北京市上访。
路边，杨西横老人正好在收割地里的白菜，他拍着身后高高的围墙，跟记者聊了起来。杨为踩河大队（1983年由东大兴、西大兴、南园子、踩河、鸭子坑五自然村并成的踩河新村农场）合并前的大队长，围墙里圈起来的就是他们大队原来的菜地，加上氨基酸厂等共计100来亩。2001年，菜地被村里领导圈了起来，原来的说法是要建老年公寓，但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老年公寓一直没有眉目，村民要求将地返回承包种植蔬菜以增加收入，却遭到了村委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淳朴的杨西横老人感慨：这里原来是队里最好的土地之一，现在荒掉了可惜啊！老人将小路和围墙外那块宽两米，长不到3米的土地平整了一下种了些白菜，“不能糟蹋土地呀！”对土地有着真挚情感的老人说道。
闻讯赶回的张京良带着大家到围墙实地考察，里边除了几处破破烂烂的简易厂棚（据村民介绍，这些分别是氨基酸厂、冰棍厂、包装厂、新兴材料厂厂房）、一幢10多年历史的2层小楼外，未见任何人，而当时时间还不到下午4点钟，不到下班时间。厂房四周杂草丛生，靠近南端、以建设老年公寓名义圈起来的地面上，有一人多高的各种野草在秋风中招摇。
在村的西头，近1200亩土地承包给了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刑启发，虽然原来曾经承诺每年交给踩河村10万元的承包费，但最后以支付村头水塔每年电费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村委会1995年批租给某公司的500多亩土地，后来被该公司转租；大学城里的某大学占用踩河土地，居然连正式的租赁或者土地出让合同都没有，自然不存在土地使用补偿一说。此外，该村多处土地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被非法占用或者圈起，至今抛荒面积在百亩以上。同时，村办企业如爱犬乐园占地面积都在几十亩，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多数早早关张，但是所征用的土地，一直都被废置。村民类似的疑问有20多条。
虽然，村里将多数土地承包后进行专业经营，或者以土地出资形式投资股份制公司等等，村民基本上无地可种，但是近8年来村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经济损失补偿。同时，这几年以来，村里各类收入总数应该超过千万元，村里也未做任何公共事业建设，该村村民道路，泥泞而崎岖不平，但自1984年建完房子以来，至今未做整修；更没有任何收益的分配，但是这些收入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该村的村长、书记，早在10年前，就开着进口的蓝鸟、雪铁龙，现在升级换代成了奥迪、红旗轿车。
对于这些上访的村民而言，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希望能够有地可种，如果没有土地可承包，应有的补偿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村务公开，让大家知道土地的去向和现状、村里财政状况。
村里领导的口气强硬：每年1月、7月村里都会进行村务公开，告知资金的去向和具体开支；土地由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你们告吧，告到哪里我们都不怕。
于是，今年年初在外地搞建筑的张京良返乡，看到村里一些老人无地又无经济补偿，晚景凄凉，于心不忍，遂组织群情汹涌的村民，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过程。
据张京良所言，撂下了他自己的事情，带领踩河村民去镇里上访了六七次，区长接待日去了不下10次，市信访办他们也去过。
频繁的上访终于有了一些结果。一个多月前，镇里来了一拨人，不过调查组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只听取了村里领导的汇报，没有找过他们去上访的任何人，最后出具的书面调查结果中土地面积、财务数据，跟他们丈量的实际数据和掌握的情况有出入。
来自北京市和昌平区信访办的消息也显示：北京市信访办已经责成昌平区调查核实并解决调查此事，而区里根据区长接待日登记的内容，沙河镇已经进行调查。
沙河镇办公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说，近两个月以来，镇里已经由镇长带头从各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调查小组，由办公室主任高大奇带队亲自去踩河村测量，并出具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但是鉴于村民对目前调查结果不满意，具体账目、土地面积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在沙河镇车站，记者还听到了昌平312个行政村中多起类似的案例。昌平的区长接待日，经常是人满为患。堵截当地政府领导，要求给予答复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位去昌平考察的专家就曾目睹。当天，他带学生去昌平实地考人和车根本出不来。在百般解释下，来自附近几个村的村民才同意打开他们车窗——查看在确保里边没有区里的领导后才放行，“不能让领导跑了 ”。而当地政府的领导们谁都不敢出门，担心村民会砸烂他们乘坐的轿车。
上访，上访
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为了土地而频繁地上访，目前在中国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9月15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了安徽农民朱正亮自焚未遂事件。这是自8月南京发生拆迁户自焚死亡惨剧后，3个星期以来第二宗因不满拆迁而发生的自焚事件。
据信访部门介绍，目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群众信访反映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北京“非典”疫情解除后，国家信访局接待的群众集体上访中，反映企业劳保、城市拆迁、征地三类问题的批次和人次占到60%以上。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朱颖告诉记者，近3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今年8月底与去年同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上年增长64.86%；到今年8月底，又同比增长47.19%。
浙江省政法委调查表明，最近几年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已占全省行政诉讼案的1/4。
国家信访局有关专家分析说，拆迁之痛，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和个人住房产权改革出现的阶段性矛盾。引发信访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拆迁户；二是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失之简单化，没有视居民情况分类处理，造成部分拆迁户因拆致贫，失去生存基础，“因拆致贫”是一个重要原因。天安门自焚的朱正亮是青阳县家具厂的下岗人员，41岁的妻子吴春娥在家务农，全家月收入在700元左右。拆迁给予的补偿远小于他新房的价值，房子被拆迁后因为断了经济来源，儿子朱仁被迫辍学，多次上访未果，最后不得不以牺牲生命来捍卫自身的权益。
记者采访中接触到的拆迁户普遍表示，如果真是为了市政建设的“公共利益”，我们不会阻拦；但以“市政拆迁”之名，却做商业经营项目开发，变相掠夺居民房屋产权，老百姓不答应！
在沙河镇踩河新村村民张京良看来，他们上访并不是“胡闹”，目的只有一个：向政府讨个“说法”，不能既让那么好的地荒着，自己又无地可营生。
这是不是众多上访者的普遍心态呢？
政府主导的悖论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而言，这几十年来的城市建设过程，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城市化过程。政府主导的方式大致有两类，其一是政府自己进行建设；其二是政府制定规划，与房地产公司订立合约，由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经常见诸报端的是，政府规划一块土地的用途，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房地产公司给政府一定数目的钱，政府负责该地块的拆迁，按时交给房地产公司一块“干净”土地。合同往往规定，政府提前完成拆迁受奖，延期受惩。如此一来，政府如何能够代表公众利益？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朱芒表示，政府拆、政府判难以保证拆迁户的权利，政府代理开发公司的拆迁实质上是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的行为。而一旦介入，政府难免倾向地区投资商而侵犯原住居民的权利。政府在城市拆迁中，不能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实际上，土地批租业务恰恰给许多公司带来了丰厚的盈利。比如上海的陆家嘴集团一直致力于浦东的房地产开发，2001年该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0.49%，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占去大头——仅今年9月转让给平安保险的两块土地，就为公司带来4.4亿元的收入。初次取得的商业用地价格较低，而一旦被允许进行商业开发，由于总体上的限量供应使得该土地的价格立即上涨。
这些公司最早取得土地时的价格是多少？数字往往不得而知。政府在确定最初地价时，可能因为用途不同，价格存在巨大差异——比如，住宅用地、教育用地或工厂园区用地，地价差异很大。但房地产公司一旦取得开发权，则可能混淆了开发的概念——在教育或产业园区内兴建住宅，而且，可以依据市场价格进行转让。如欧亚农业在沈阳获准兴建的“荷兰村”，固然最早以优质农业为理由进行开发，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别墅群。
有专家指出，上一轮圈地运动所建立的开发区特点是：炒卖土地严重，但还是想引进一些企业；而新一轮开发区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少开发商是以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名划拨圈地，然后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导致土地变相非法入市。对此，政府似乎也无可奈何。毕竟，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是以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因素的。为推动经济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往往把出让土地作为第二财政。
政府主导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但往往在这种主导的过程中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制度需要变革
悖论发展到极致，就有了开发商与政府利益的博弈、后者的寻租行为和遍及全国的圈地热。于是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更多的纠纷也就出现了。
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资产处提供的数据，1999年，全国招标拍卖的土地面积1000万平方米，收到的土地价款高达114亿，平均单价每平米1057元；然而从1992年到1999年，全国出让土地面积30万公顷，土地收入却仅有1000亿，平均每平米收入只有130多元，前者是后者的8倍还多。
土地已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加成为“资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套现就可以获得政绩。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赋予了开发区“征地”、“规划”、“出租”、“转让”、“出让”甚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所有用地权利，使之成为一个“圈地”特区。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干部无奈地对《今日东方》说：“开发区怎么用地，我们从来管不着。”
据国土资源有关人士透露，国土资源部门虽有自己的执法局，但在具体操作中，“需要配合中纪委、监察部才能落实到具体的人”，所以行政执法的能力不够。如果在检查过程中，确实发现问题，国土资源部执法局有权利将涉及犯罪的人送交法律程序处理，但“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对此表示，政府应该对整套土地法律进行审查，尤其是征地制度，“如果要治本，就必须要校正政府的行为和国务院的具体措施，而不是对于问题暴露后的修修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