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接下来的10年会是结构改革的10年。
　　改革将集中在两个领域：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前者是经济层面，后者是制度层面。从新召开的“两会”传达的信息来看，未来10年，这两个层面都将显著地经历一个规模浩大的重构过程。
　　改革开放20余年，历经两代领导人，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上述两个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十分明显——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结构并不符合未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
　　我们在2003年3月号和4月号的杂志中，分别展现了两类国有企业——以首钢为代表的老国企和以华润为代表的新国企——的转型过程。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47.3%，其产出贡献占中国ＧＤＰ的37．9%。包括土地等国有经济存量更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其中，绝大部分是垄断性的超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如此，从资源和政策优势来看，垄断性的超大型国企仍然在几乎各个行业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这些超大型国企构成了我们经济结构的上端。而下端是那些数以万计的、分散的、濒临破产的中小型国企和各地数量更加庞大的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的终端是那些十分活跃的以民营经济和跨国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他们的力量仍然薄弱，他们比例仍然过小，但他们对GDP的贡献已经占到了60%以上，但是这只是其增量部分。在国民经济存量部分，它们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也还偏低。这就是我国经济现代版的“潜水艇夹面包”经济结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橄榄型”的国民经济结构才是合理的。所谓的“橄榄型”，是指国有经济在保证对战略性行业以及国民经济总体控制力的前提下，以超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尽管仍占据国民经济的上端，而在上端还应包括一部分以民营经济和跨国经济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他们共同占据国民经济的领导性地位——不仅指经济总量，还包括对资源和政策的控制力。上端的总量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而中端应以庞大的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由充满活力的中型企业群体构成。下端则是正在形成和成长的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小型企业。只有这样的经济结构，才能彻底改变我们按条块、经济性质分割的原有经济结构。而根据茅于轼等学者的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是：“民营经济比重越大、经济越发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10年，我们追求“橄榄型”经济的过程将会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国有经济改革和转型浪潮、一个以民营经济和跨国经济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扩张的浪潮、一个跨行业兼并和重组的浪潮。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产能集中、市场统一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梦想最终形成的前提。
　　当然，为完成这一构想，我们的经济结构和行业结构都将面临“调整甚至重建”的艰巨任务。十五大以来所有的纲领性文件也都已宣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决心，但是，只有从制度和体制层面着手对任务进行细化，这种决心才具有切实的意义，而三月召开的“两会”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从经济层面关注两会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转型尤以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为要。国民经济转型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国企的改革，而实质是金融业的改革。金融改革中结构性的问题是：中小金融机构、非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低。数目庞大的呆坏账几乎是中国20年国企改革全部成本的积淀，金融作为一个战略性行业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开放意味着风险，不开放则风险更大。利率、汇率和外汇管制看起来所有的设计都是技术性的，但只有在包括呆坏账的处理等实质层面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才是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
　　除此之外，政府体制、三农问题，以及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问题也是我们要着力面对的结构性难题。长期以来，我们追求的是强势政府（大政府）和以高积累的国有经济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经济结构，各种改革措施也无不以最低成本完成工业化为最高目的，而这几乎是当前所有结构性矛盾积聚下来的根源。现在，到了解决它们的时刻，这种解决有赖于下一个10年制度建设上的突破，甚至包括意义更为深远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的建设。